从《长水集续编》看谭其骧先生晚年的杰出贡献——纪念谭其骧先生85周年诞辰

谭其骧先生(1911—1992年),是当代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其学术成就如《中国历史地图集》,已成为学术界的丰碑。值此谭先生诞辰85周年之际,发表由他的学生和学界同行撰写的一组史地学术论又,以志纪念。 本文对谭先生遗著《长水集续编》中五个较为引人关注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评介,认为其学术成果集中地反映了谭先生的精深学术和杰出贡献。     

谭其骧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浙江嘉兴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我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1932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先后任教于辅仁、北京、燕京、清华、浙江、暨南等大学,后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系主任并兼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1982-1986年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曾当选为第3-5届全国人大代表。谭其骧“做过两次暨南人”。第一次在1927年秋至1930年夏,就读暨南大学;第二次在1947年秋至1949年解放前,兼任暨南大学教授。他于1927年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次年转入外文系,旋转历史系。当时任课教师先后有夏丐尊、余上沅、夏衍、林语堂、叶公超等。他的本科教育在暨南大学完成,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由潘光旦指导。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从20年代在暨南大学求学时即开始。1933年起,他先后在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其间于1934年,与顾颉刚先生一起发起了组织中国第一个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宗旨的“禹贡学会”,并创办了《禹贡》半月刊。这个学会日渐成为国内很活跃的一个学术团体,对当时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从而使我国的历史地理研究逐步开展,并促成历史地理这个学科的成长。1940年,谭其骧赴贵州任浙江大学副教授、教授,1946年随校复员回杭州。1947年,谭其骧受邀兼任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以“谭季龙”之名上课,讲授中国历史地理、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文化史(或中国史学史)三门课,每周八小时。从1948年秋开始,改为每两周一次、十六小时课程,直到1949年4月上旬。1981年,谭其骧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1981-1985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历任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顾问,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委会副主任兼总编辑,《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兼历史地理分册主编、《历史地理》主编等职。谭其骧从50年代开始,倾注30多年心血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是当今内容最为详确的中国历史政区地图集,在我国边界谈判和外交、国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中央领导誉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就之一。谭其骧对母校暨南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1986年暨南大学举行80周年校庆活动,他因工作繁忙未能参加庆典,专门托人将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1卷8套带到广州,捐赠给母校图书馆。1990年10月,由暨南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行“何炳松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谭其骧以80高龄坚持出席会议两次,并作了专题发言。谭其骧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作了大量研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重要著作还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等。谭其骧的名字已经与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谭其骧先生的五星级文章及学术活性

岁末在广州,一位学兄闲谈学术时偶然用到了"活性"一词,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可以用来表达一些非常微妙乃至于有时很难言传的感觉.现在我想用它来谈谈先师谭其骧先生.     

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当前“中国问题”研究的三种进路

喻希来的文章“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中国发展战略再思考”“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20世纪中国历史总成绩的回顾”等陆续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和一些网站上发表后,他的观点开始受到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关注。《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余世存在“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中写道:“喻希来先生‘画地自狱’,萦怀于中国历史的总成绩和文明的兴衰,他与世隔绝的思考反而具有90年代知识分子当中难得的大见识。”学术网站《思想的境界》版主李永刚在“编辑手记”中说:“喻希来先生对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和整体把握,让人震惊。”喻希来是我的一位忘年交,他常常要我给他的稿子“把把关”,因而使我有幸成为他的文章的第一读者。这回我又是《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明与现代化论纲》书稿的最早读者之一,读后不禁浮想联翩,感触颇深。拉杂写下一些即时的感想,是为序。     

《禹贡半月刊》编辑思想之研究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先生等创办和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在推动我国历史地理、民族史、边疆研究以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认真研究他们的办刊思想,对今天我们搞好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禹贡半月刊》(以下简称半月刊)是禹贡学会的会刊。禹贡学会由顾颉刚、谭其骧两     

略论齐梁文学之风的形成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齐梁文学一直被作为堕落的文学让人们引以为诫的,它堕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这里试从历史积淀的角度,对其最内在的原因作以探讨。一、言志·情志.缘情·性灵朱自清先生说过,中国诗的开山纲领是“言志”。自《尚书·虞书·舜典》揭示了     

南开学术名家志 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王连升

王连升(1939—2012年),山东青州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64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1968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历史系副系主任。王连升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先秦两汉史等学术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五次获南开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他主编并撰写了《中国宫廷政治》、《简明中国通史》、《中国历史大辞典·先秦卷》、《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秦汉卷》、《中国文化要义》、《史记选注》等学术著作以及     

中华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传递——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我和杜维明先生先后有过两次访谈。第一次是1992年94在哈佛当“文化中国：理念与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们谈了大半个下午，嗣后写成《“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一文，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     

开拓创新求实存鉴——余三定《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印象

我和余三定先生未曾谋面,知道他是通过报刊上读他关于学术史研究、学术书评及学术评论等有关方面的原发和被转载的文章,并看到他积极参与中国学术规范建设,关注当今学术事业发展的有关活动,同时看到了由他主编的《云梦学刊》,才注意到了余三定先生,于是与余君电话联络,互赠杂志     

中华民族之再生和文化信息传递——杜维明教授访谈录

前记 我和杜维明先生先后有过两次访谈.第一次是1992年9月在哈佛当"文化中国:理念与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结束之后,我们谈了大半个下午,嗣后写成《"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一文,发表在我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上.     

蒋光慈生平考略

蒋光慈与鲁迅的一段史实 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后记》中写道: “现在使我记起了蒋光慈先生。” “事情是早已过去,恐怕有四五年了,当蒋光慈先生组织太阳社,和创造社联盟,率领‘小将’来围剿我的时候,他曾经做过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大意是说,鲁迅向     

任继愈《老子》研究中的方法论探索

任继愈先生关于老子哲学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主编的三种中国哲学史著作和他对《老子》一书的注释之中。他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认为,老子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1973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改变了看法,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者。1983年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中,他全面地审视了上述两种看法,认为它们都"犯了把古人现代化"和"片面性"的错误。他在老子哲学研究中在方法上的不断探索,以及他勇于自我超越的学术精神,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与激励。     

阶级斗争理论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武器——略评刘节《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

刘节先生在今年《学术研究》第三期发表的文章《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提出了一些有关历史研究的根本性的问题。在我看来,刘节先生提出的一些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确实成为问题”的。刘节先生的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受到了一些报刊的批评,我看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刘节力图说明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     

探寻澳门研究的理论意义——读吴志良先生《东西交汇看澳门》

吴志良先生所撰的《东西交汇看澳门》(以下简称《东西》),是一部学术随笔的论集,而且主要是对凸显中葡关系的澳门文化的思考。虽说我在研究过程中阅渎过一些关于澳门的文献,却未进行过专门的澳门研究,所以无法对志良这本文集作出全面和详尽的评价,但我还是有勇气对《东西》一书说点那怕是行外话的感受。这是因为在我与志良的多次严肃的讨论中,在认真阅读他所撰写的关于澳门政治发展的博士论文初稿中,在我访学澳门与一些澳门学者的交流中,我似乎解读出了《东西》这部论集中所隐含的理论意义以及由此可能提出的较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再者,该文集所论涉的澳门的地域虽小,但我却没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其学术意义也小,因为区域课题的学术意义大小,取决了我们是否可能从其间提出重要的理论问题。从学术的角度言,《东西》一书正是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些论题大体上涉及现代化的理论、近代中国的研究、文化间的交流和互动等问题。无疑,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当不能要求一本学术随笔的论集作出系统且详尽的分析和讨论,并作出有效的解释;但是一如我们所知,学术研究的关键虽在于各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以及得出这些结论的分析过程,然而更为重要的却可能是这些分析及结论所赖以为基的问题。志良《东西》一     

怎样继承前人的治学精神

<正> 《文史哲》编辑部要我再写点读书经验,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介绍一下我所闻见的前一辈学人的治学经验,作为个人和爱好史学研究的青年同志们的参考。前几期《文史哲》的“学者谈治学”栏里曾介绍过陈垣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治学经验。他们二人也是我的及门业师,对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也知道一些。以我看,陈垣先生治学十分谨严,丝毫不苟,方面也很广,无愧是一代大师。顾颉刚先生治学不如陈先生谨严,方面也不如陈先生广,但他对于学术的忠诚,推动学术开展的努力以及自己所下的苦功,也大有值得后人学习之处。这里着重介绍陈先生过去的一些事情。     

新领域、新视角、新观点──读张允熠博士的《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由张允熠博士撰写、张岱年先生作序的《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下简称《中国》）一书，最近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具有独创性的著作。张博士的这本书是他所承担的国家课题的结题成果。在张著还没有出版之前，我就初读过他的书稿，那时的题目叫《会通与超越》，内容也只有现在的二分之一强。我当时就发觉这是一本难度很大、份量很重，然而却是立论正确、意义深刻的学术专著，曾向有关出版部门推荐过。今日得见全豹，诚属可喜可贺。我之所以看重这本书，在于它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中国文化与…     

历史上的夏辽疆界考

西夏与辽朝的东段疆界,大致位于辽朝西南面招讨司所辖的范围内,基本包括阴山及其以东地区。辽朝与西夏的西段边界,很难确定下来,事实上是一段"模糊的疆界"。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中,用条格带来标示西魏、东魏与柔然之间的疆界,表示出疆界的不确定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实用的方法,完全可以用在辽夏西段疆界的划定上。     

《文心雕龙》与魏晋玄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玄风盛行的时代。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刘勰,是否受到这一社会思潮的影响?他的《文心雕龙》又是否反映了这种社会思潮?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不久前,王运熙先生发表了《〈文心雕龙·原道〉和玄学思想的关系》一文,指出《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强调“自然”,实是受玄学思想的表现。王先生这一见解是有深刻见地的。     

关于旧中国的产业革命问题

《学术月刊》1962年第11期,发表了李湘同志“旧中国是否发生过产业革命”一文,他认为:旧中国不曾发生过产业革命,因为产业革命是具有特定内容的社会革命;中国虽然出现了近代机器工业,但并没有具备产业革命的各项前提条件,无由进行产业革命。究竟旧中国曾经发生过产业革命没有?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现在我提出一些很不成熟的意见与李湘同志商榷,并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教。     

顾廷龙谈钱穆与《读史方舆纪要》稿本

问:顾先生,您主持校印的明末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1631—1692年)《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项古籍整理工程足足进行了几十年。听说前些年谢世的钱穆(宾四)先生为此事未竟引为终生憾事,请您谈谈其间的经过与原委。 答:是的,正如您说的校勘《读史方舆纪要》从开始到今天已有40年的时间。也正像您说的钱穆因未能亲见校勘工作完成为憾,以至晚年仍耿耿于心。 事情还得从30年代说起。其时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为活跃学术空气,他组织了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团结了一大批学者,有白寿彝、谭其骧、侯仁之、吴世昌等,还办了一个半月刊《禹贡》。钱穆时为北大教授,同时也在燕京兼课,他来燕京执教就在顾颉刚家住了一宵。颐颉刚、钱穆、叶景葵都是论学之友,我当时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中文采编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