嬭加编钟铭文新释及相关问题考辨

通过分析嬭加编钟铭文,首先对嬭加的身份、时代进行考辨,指出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之元子",是嬭加自述,"余"为嬭加自称,"文王"并非周文王而是楚文王,"穆"亦非曾穆侯,而是楚穆王,并判定嬭加编钟的时代为公元前614年之后不久.同时,可论定嬭加之丈夫曾侯宝应属春秋中期中段之人,不应早至春秋早期晚段.此外,亦可将随仲嬭加鼎的年代范围确定,其应制作于楚穆王在位时期(上限为前625年,下限为前614年)."加嬭簋"应是加嬭嫁至曾国后所作,年代与"嬭加编钟"接近或同时.在曾、随关系问题上,至迟在春秋中期的楚穆王时代,曾国就已称"随".     

荆楚关系问题新探

楚在商代是指楚蛮,西周时始有楚国,古文字中用不同的字形来区分楚蛮与楚国,楚国之楚流行开来后兼指楚国与楚蛮。昭王南征时为区分二者始用荆字来指代楚蛮,楚蛮遂变为荆蛮,西周晚期荆又用指楚国。楚人自称曰楚,到战国时荆也被楚人用作自称。     

湖北省楚史研究会一九八五年年会简介

湖北省楚史研究会1985年年会,于10月14日至17日在曾侯乙基编钟出土所在地随州市召开。参加会议代表80余人,收到论文50篇。河南、湖南、安徽、贵州等兄弟省市的学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围绕曾、随、楚方面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一)曾侯乙墓的国属问题。1978年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及其大型编钟发掘出土后,名震中外,这一座大型战国墓究竟是楚墓还是其他诸侯墓,许多学者曾撰文进行探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时称“曾国之谜”。这次会议对地处古代楚国腹地的曾侯乙墓的国属问题,再次进行了深入讨论。有的同志从曾侯乙基出土的文物数量     

屈原是江陵人,不是秭归人

笔者认为屈原是故楚郢都,即今湖北省江陵县人.说如下:首先我们看看楚国屈氏族人的行踪.史载屈氏之先为屈瑕,系楚武王之子,因封于屈,遂以邑为氏.屈在何处?可以肯定不在秭归,因为直到楚成王晚年灭夔,归州方才属楚.屈瑕职为莫敖,为楚王近臣,其封邑必     

从两周金文看楚文学之渊源

20世纪以来，出土了大批楚国青铜器，其中在数量众多的器物上刻有铭文，总字数已超过万计。这是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的极其宝贵的资料，也是研究楚文学之渊源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研究与探索：1.从吴雷窼铭文和楚墓祭祀竹简，对照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有关楚族世系的记叙，可以厘清楚族之渊源。2.出土青铜器中有七篇文字较长的铭文，它们句式齐整，符合诗经的韵律，可视为楚诗作品。它反映楚文学自觉承继中原文学之传统，有着深厚的中原文化底蕴。3.出土的楚国青铜器铭文，其字体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风格，大体上在春秋中期之前与中原无异，春秋中后期出现了作为装饰目的的鸟虫书，但使用并不普遍。4和楚国的发展相一致，楚青铜器物造形，也经历了从模仿到逐渐形成自身特点的过程。但总体而言，楚贵族大体一直坚持周礼所规定的礼制，表明对于周文化也即中原文化的认同。     

从楚人尚钟看钟氏的由来

古人每每将钟鼎并称对举。在周朝,钟是音乐的表率,鼎是王权的象征。在楚国,钟既是音乐的表率,又同鼎一样是王权的象征,尚钟之风,于楚为烈。其证甚多,择举如次。(一)从出土文物看。楚之王公贵族,以随葬钟乐来显示自己的显赫声势和文化素养。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传世和零星出土之楚钟主要有楚公钟(吴大徵《(?)斋集古录》卷二),楚王媵邛仲(?)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65页),楚公逆钟(同上),楚王领钟(同上),楚惠王钟(《七国考》卷七引赵明诚《金石录》)等。出土成套编钟的墓,主要有楚令尹子庚墓、信阳长台关大墓、临澧一号墓、楚幽王墓等。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     

略论春秋初年的楚、随战争

(一)公元前706年,楚武王兴兵伐随.这是楚人立国后第一次向周天子所封诸侯国家的重大军事行动.它标志着楚国从原来的"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的卑弱落后状态,进入了雄心勃勃锐意进取的发展时期.楚国在对外扩张时,为什么首先兴师伐随?这必须从楚人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战略要求与随国的战略地位来进行考查.楚人自称是"蛮夷",原来"辟在荆山",是一个蕞尔小邦,以后乘着周室衰微,诸侯相伐之机,不断向外发展自己的势力,兴兵伐庸,伐杨粤,但其经略,"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史记·楚世家》).当时,     

莒太史申鼎铭之“樊仲”考

莒太史申鼎铭中讲述器主申出身的铭文作"■仲之孙",对其中的"■"学界有不同的释读意见。不过,这些意见从字形到文意皆存在问题,因而"■"的释读值得进一步研究。清华简、上博简中有一类"樊"字的特殊写法,据此可知"■"从邑樊(或燔)声,在铭文中读为"樊"。铭文之"樊仲"即周宣王时的辅弼大臣仲山甫。器主申为名臣樊仲的后代,时任莒国太史。     

楚族溯源

本文所要追溯的楚族之源,是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草创楚国之前辗转迁徒而来的楚国统治集团及其族属的先族,不是荆楚之地土著居民的先族.春秋时代所谓"华夏"族称楚人为"荆蛮",楚人也毫不隐讳地自称"我蛮夷也",以别于中原诸国.不过,这种蛮夷华夏的分野并不反映鬻熊以前,也就是周文王时代以前的情况,而仅仅是西周春秋以后凝成的地域——文化观念.我们认为,所谓"华夏"族,无非是统治了中原,或多或少地融合并文明化了的蛮夷戎狄.华与夏原是黄河下游与中游东西对峙的两大部族,楚人的先族出于黄河下游的"华族"部落联盟.一楚人与鬲楚人与鬲有着特殊的关系.楚人最显赫的祖先就是祝融和?熊,出于楚族的变竟因不祭祀祝融、?熊而被楚国所灭(《左传·公二十六年》).可     

春秋楚王权与楚国政治地理结构

春秋时期，当中原诸候国先后出现公卿瓜分王室，政权下移之际，楚国却始终保持王权对公卿的控制，较少出现“上陵下替”的现象。对此，学者们多有阐发。顾栋高以为楚国王权相对稳定，得益于楚令尹之执政和楚王对权力的控制。他说：“以肺腑而膺国重寄，则根本强盛；以重臣而骤行显戮，则百僚震惧。且政权画一，则无牵制竞争之病；责任重大，则无诿罪偷安之咎。楚之国法行而纲纪立，于是乎在。”①但春秋楚王权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日本学者安倍道子在考察了从庄王对灵王时期楚王权与世族的关系后也指出王权得到强化的事实，其间的发展却颇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