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义相与析(三题)

<正> 杜甫的《石壕吏》中,“有孙母未去”一句,一九六二年《中华活叶文选》注为“因为有个孙子,所以媳妇没有改嫁”;一九七四年辽宁《语文课本》注为“(因为)有个孙子,(这个孙子的)母亲没有离去。去,离开(家庭),指改嫁”;一九七四年以后的中学《语     

《石壕吏》中"老妇出看门"句辨析

杜甫《石壕吏》一诗中,“老妇出看门”这句诗,在《全唐诗》、《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历代诗歌选》等书中,有作“出门看”的,有作“出看门”的,不统一,《唐诗鉴赏词典》就是作“出门看”编入的。但“出看门”和“出门看”在诗歌本身的意思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不能不辨清楚。“出门看”是主动性的。从“老翁逾墙走”来看,当时人民已不堪其害,刚听到动静就赶快躲藏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不找到自己头上,无论门外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敢出门去看的。躲避犹恐不及,怎么能自己主动去招惹是非呢?而“出看门”则是被动的。抓丁的官吏已经在敲她家的…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出门看”还是“出看门”

<正> 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开头一个韵段是:“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这最后三字,不同的版本有异文。有的作“出门看”,有的作“出看门”,还有的作“出门首”或“出门守”。各种选本和各校的教材,对这句诗的处理也各不相同,且都提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然而这些理由都不够充分,不足以说服对方,因而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郭沫若同志就《李白与杜甫》一书给胡曾伟同志的复信

<正> 胡曾伟同志: 您的信和《石壕吏》译释,都拜读了。我基本上同意您的见解。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也谈武则天(之二)

在这里想就武则天的剧说几句。过去武则天的剧本,有宋之的的,主要从男女平等角度来翻案,不够全面;越剧《则天皇帝》把武则天写成一个失败者,令人丧气。郭老的《武则天》剧本的确后来居上,郭老因为传记式的剧本不好写,就选择了一段(679—684),期限仅仅五年,以徐敬业叛变事为中心,可惜我没看过。郭老在《我怎样写武则天?》文章里(《光明日报》62.7.8)说:“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又说“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我对艺术外行,不敢谈,只谈谈科学性这方面,也就是郭老所根据的史料问题。     

读诗札记

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李集不收,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旧唐书、文苑、杜甫传》也涉及到,都说是对杜甫的讥刺。关键在三、四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是从前作诗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别出新解,说这两句中前一句是李白发问,后一句是杜甫作答,并无讥刺之意。但他也觉得题目的“戏”字有碍,于是便断定为后人所误加。我看,没有任何证据,仅仅为了要助成己说,而把“戏”字除掉,这未免近于武断,绝不是科学的态度。李白和杜甫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彼此之间开开玩笑,有何不可?杜甫自己也说过:“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便可看出他     

杜甫的自责精神应受到尊重——有感于“独耻事干谒”的训释

“独耻事干谒”,这是杜甫脍炙人口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下简称《赴奉先咏怀》)中的一句,与评价杜甫的思想和人格关系甚大,应当辩析清楚。“事干谒”就是以诗文奔走权门,营谋功名利禄;“独”即惟独,这都没有什么疑义。关键在于“耻”在这句诗里的的具体内涵,即诗人因何而“耻”——是对干谒这种行为的“耻”,还是为自己从事过干谒而“耻”?《六书总要》释“耻”字:“从心     

《九歌》“九”义释

<正> 《楚辞》中的《九歌》,诗计十一,题则作九,“九”为何义?王逸语焉不详,朱熹本阙如之义,后之学者,约分两派:一、以“九”为实数。林云铭《楚辞灯》、王夫之《楚辞通释》、王闿运《楚辞释》等均主此说。他们多调整《九歌》篇数以就“九”数,但从十一篇整体观之,均未尽当。二、“九”非数字。这一派可推郭老为代表。郭老《九歌今译》说:九与纠古通,纠有缠绵悱恻的意思,“九歌”就是缠绵悱恻的歌。说《九歌》的部分篇章缠绵悱恻,倒也不错,但统以“缠绵悱恻”概之,却难以说得过去。闻一多先生《古典新义·天问释天》“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句下云:“九鬼……一声之转。”平心先生载于《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的《卜辞金文中所见社会经济史实考释》一文,给我们研究《九歌》的“九”,也提供了一个重     

李白家世问题郭说辩疑

郭沫若同志在其所著《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李白的家世作了不少考证性的研究。其中虽含有较大的推论成分,但有些推论还是有理有据而具有说服力的。比如,关于李白先世窜谪之地问题,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是条支,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是碎叶。两说之不同,历来研究者均不得其解。郭老则断为“条支是一个区域更广的大专名,碎叶是一个城镇的小专名,碎叶是属于条支的。”我认为,这个论断应符合实际,因为“李阳冰的说法必然出自李白的口授”,     

也谈“欲往城南望城北”

杜甫名篇《哀江头》结尾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对这两句诗的含义,诗评家聚讼莫决。一种意见认为“望城北” 即是北望灵武行在,表示对唐军盼望之切。胡震亨及肖涤非先生主此说。另一种意见以为“望”即“向”,“望城北”即“向城北”之意。陆游、仇兆鳌、傅庚生先生主此说,以傅先生《杜诗析疑》中的证释为其代表作。本文拟就傅先生《杜诗析疑》中关于此问题的论述,谈谈不同的看法: 为说明问题,引胡震亨原文如下:     

《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续六)

(297)88·3B 不行各塞可百里未知所指走 “各”当释“去”。此觚言寇入侵事,“去塞可百里”意谓寇所至之处离塞约百里。308·3(甲1630)“去塞二百六十步”,文例与此同。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曾引“各塞可百里”的错误释文,证北边长城各塞皆长百里(《汉简缀述》51页)。(298)88.7     

也释“末业”和“倚市门”

《学术月刊》今年５月号刊登曾维华先生的《释〈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倚市门”》，文中指出“倚市门”应作商业解，总的来说是能够成立的，但其论证有不尽恰当之处，故作本文提一些修正意见。《史记·货殖列传》说：“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因为“刺绣文”属于末业的范围，所以曾文花较多篇幅来证明“‘末业’在古代是很清楚的，是指‘工商业’”。这结论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很多论著都这样说，简直成了定论，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并不是中国古代所有时期或所有人所说的“末业”都…     

谈杜甫的《垂老别》

<正> 《垂老别》是杜甫著名的组诗《三吏》和《三别》六首中的一首。它的写作背景和过程,和其它五首一样,都是在唐肃宗乾元二年三月唐王朝九节度的六十万大兵溃于邺城这一特定的危急时期,和自洛阳以西至潼关这一特定的后方地带,杜甫根据他的所闻所见所经历写成的。这六首诗,都是人民的悲剧、人民的血泪史,这是显而易见的。重要的是,我们要透过这斑斑的血泪,进一步看到人民那种忍痛负重,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因为当时进行的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具有制止异族侵略、维护国家的统一的正义性质。一转头,不觉已是二十年了。那时为了纪念杜甫,我曾应邀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过谈杜甫的《石壕吏》和《新婚别》两篇广播稿,我把那“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的老妪,和那鼓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的新娘,称为“深明大义、热爱祖国的儿女英雄”。现在,临当谈《垂老别》这首诗时,我深深地感到对诗中的这位老汉,可以     

《尚书》“越某日”解诂

《尚书》屡见“越某日”。如“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召诰》)“甲子,王乃洮頮水……,越翼日乙丑,王崩。”(《顾命》)对“越某日”的“越”,古注有三说。或释“逾”(蔡沈传),或释“及”(王引之《经传释词》),或释“于”(孔颖     

论庄子的言说方式──重释“巵言、寓言、重言”

《庄子·杂篇》的《天下》和《寓言》中，称庄子的言说方式为“言、寓言、重言”，但这两篇文章对这“三言”的解释有很大不同，笔者已在《说庄子悖论》[1]一文中作了详细辨析。并进而认为，不能简单地从文体风格层面去把握庄子的言说方式，必须联系庄子的哲学思想，在“正在说不可说”这个哲学悻论的基础上去理解．本文意在以《寓言》将为本，重释庄子的言说方式。为了行文方便，先释“重言”。《天下》云，“以重言为真”[2]。郭象未注此句，而在《寓言》的“重言十六”云，“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成立英疏云，“重言，长老乡间尊…     

对《李白与杜甫》的几点疑义

<正> 对杜甫一生来说,长安十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在这一阶段中得到了定型,而他的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也是在这一阶段中确定了基本的倾向。我们研究杜甫的政治思想,安史之乱稍后写的名篇如《北征》、《三吏》,《三别》等虽然也属于富有代表性的作品,但用以说明他的政治思想或阶级意识,则远不如这一阶段的《兵车行》、《丽人行》、《登慈恩寺塔》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篇,更具有典型意义和说服作用。郭老在《杜甫的阶级意识》一章(123—141页)中,为何避开这些作品不谈?确实令人难以索解。     

杜诗随笔三则

关于杜甫离蜀问题谈论社甫离蜀,首先要涉及那首《去蜀》诗,诗云:“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这诗的写作年代有争议。黄鹤定为广德年间阆中作,蔡梦弼、朱鹤龄和仇兆螯等以为永泰元年离成都时作。后说颇占优势,可未必的确。或谓两说均可通。我却倾向于黄鹤说。蔡说之可通,是把诗中“五年”、“一年”加起来算,为六年。杜甫永泰元年成都诗《春日江村》云:“迢递来三蜀,蹉跎有六年”;也是作于这年春天的《营屋》诗中写道:“忧惜已六载,兹晨去千     

那天父亲在雨中

好不容易到了春天。这期间,我一次也没回娘家,父亲也一次没来看过我,他还在生我的气。一天,母亲偷偷来看我,一看我和儿子上午10点才吃早饭,而且是烤饼加开水,眼泪就落了下来。母亲说:“走,回家,妈给你们做顿热饭。别怕碰着你爸,他天天这个点儿去公园看人下棋,不在家。”母亲做的面条,儿子吃了三小碗,里面有荷包蛋、菠菜、西红柿。母亲看着外孙狼吞虎咽的样子,眼泪扑簌簌往下流:“以后天天上午9点半来家吃饭,不来,我就做好给你送去。”从那以后,我每天上午9点半领着儿子去娘家吃饭,每次都没有遇到父亲。有时我的自尊心阻止我去,可看到儿子淅渐红润的小脸,我又不忍心苦了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