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文化经济互动研究

主持人的话 “东南”，这是一个颇具魅力的方位概念。因为根据传统五行理论，东南方向是以“木”、“火”为符号象征的。“木”的位置在东方，代表着春天的勃勃生机；“火”的位置在正南，代表着夏天的旺盛趋势。在生机勃发之后，事物以其蕴蓄已久的能量旺盛发展，这当然是振奋人心的。...     

论科举制度与中国东南文化的开发

东南在上古被称为中国的蛮荒地带，但在中古时期，东南开始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区域。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变，是与科举制度相伴而行的。那么，是否科举制引起了古代东南的文化革命？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吗？可否赋予科举制这一被许多人称之为“糟粕文化”的传统如此崇高的位置？当我最终选定“科举教育与东南文化开发”这一命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才发现这一命题会引起对科举制度传统价值观的重新评价。但是，后一问题又不是我的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的，也不是本文的中心，本文只是从一个有限的角度去如实地展现科举制对东南文化开发的影响，…     

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天地生背景

从历史时期中国地域方位话语的嬗变规律中发现嬗变与自然和社会的响应关系明显.中国历史上早期“西土”、“东土”、“北土”、“南土”、“中土”使用较多,多为地域坐标指示词.在传统社会后期,“南人”、“北人”、“南方”、“北方”的概念使用频繁,贯穿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作为地域文化认同指示词使用得更多的是南北方位用词,多用“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并称比较,地域文化认同色彩明显.宋以后的南北概念更多的是指东亚大陆文明东移后华北地区与东南地区意义上的南北概念. “西北”、“东南”、“东北”、“西南”等交叉方位词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使用,但作为地域文化认同词汇多是将“西北”与“东南”并称比较.宋元以来,“西北”与“东南”更多是特指华北和江南地区,往往作为另一种中国南北文化认同的方位词.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分析这种响应关系背后更宏观的天地生背景,发现历史上东亚大陆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气候大陆度增加、生产力背景变化是东亚大陆文明东南推移的环境背景.历史上从早期的“东南西北”并重到宋以来“南北”话语强势,再到近代“西北”、“东南”话语内涵嬗变的轨迹,显现宋以来话语中的南北概念实际是指在整个东亚民族活动舞台东移背景下的南北概念.所以,客观来讲以前提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从更宏大的背景来看,中华文明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华文明的西北向东南方位的推移,此所谓“文明向东”.     

先秦时期的五行说与气论

“五行”与“气”是贯穿中国古代哲学始终、源远而流长的概念。本文仅就它们在先秦时期的发展和融合作一些探讨。一“五行”的观念可能起源很早,在《尚书·甘誓》中就有:“有扈氏威海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明确标明“五行”为水、火、木、金、土字样的是《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关于《洪范》产生的年代,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引起很大的争论,近年仍有学者认为它还是     

实其事 求其是

“实事求是”这四个金色大字,每当它们跃入眼帘,总使人为之一振。这是一面旗帜,引导革命事业走过光辉的历程,这是一条原则,使中国人找到了正确的航向;这是一种精神,象征着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忠诚;这是一个学风,代表着中国的革命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是一项永恒的课题,因为她将永远为我们所思索而流传千秋。     

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主战言行评析

“外侮急迫”,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基本现实。统治阶级成员因为对这个切关宏旨的问题采取了不同态度而区分为“抵抗派”和“妥协派”,前者的代表有林则徐、左宗棠等,后者的代表有李鸿章,袁世凯等。但也有些人却呈现较为复杂的状态,如张之洞,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既有前中期维护国家主权的壮举,又有后期策划“东南互保”、出卖铁路权益的不光采行径。而他发生这种转变的关口,是中日甲午战争。在这次大规模外战中,张之洞一方面继续坚持其做京官清流以来,特别是在中法战争时所表现的抗战派传统,另一方面,他这一时期的主战言行已蕴蓄着依附帝国主义的因子。这为张之洞日后的转折作好了铺垫。     

试析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之发展

<正> 早在数千年前,我国古代哲人便对宇宙的生成、演化及演化链条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逐步形成中国古代宇宙观。本文拟对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的发展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求正于学术界的同志们。 一 先秦时代宇宙生成论 早在夏朝,就已有“六府”说:水、火、金、木、土、谷,其中,也包含着后来产生的“五行”。对此,《尚书·洪范》说,上帝因夏禹治水有功,赐给他洪范九畴,其中就有“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这里所说的“金”并非黄金或金元素,而是指青铜,后来包括铁。“五行”实际就是物质生活资料,当时它们     

专业户是“农村新生产力的代表”的提法值得商榷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卫兴华认为,许多报刊发表文章,宣传农村专业户(包括承包专业户和个体专业户)“是农村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种提法在理论上值得斟酌。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新生产力的代表”这一概念有其特定的含意,不能随便使用。它不仅是个经济概念,而且是个政治概念;不仅是表现生产力水平的概念,而且是表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概念。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过或存在着个体经济,但个体经济从来没有也不能成为新生产力的代表。因为他既不能作为革命的阶级代表新生产力的要求去推翻维护旧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的统治,更不能上升为新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既然如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作为非社会主义     

不露声色的鞭笞——从小说《新与旧》窥沈从文的艺术风格

鲁迅当年很为陶潜惋惜,因为论客们只赞赏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一面,而把他视为“飘逸”的“田园诗人”的代表,却忘记了他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的另一面。鲁迅认为,写这两种诗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这种评人评文的科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现在这里要说的沈从文,似乎也由于他的《边城》之类的小说,在人们印象中,便也是“牧歌”歌手或“田园诗人”的一个代表;然而他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东西,却很少被人注意。     

爱的时间表达式

一周为何是七日？“七”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和时间最为有关联的数字。古代中国人把日、月与水、火、木、金、土五大行星合在一起叫“七曜”，以“七曜”计算现在的“星期”，所幸在日语中尚有保留，周日是“日曜日”，周一是“月曜日”……周而复始的一周七日与行星的名字同在。     

“左、右/东、西”:尊卑意识及其文化蕴含

一、尊左卑右和尊右卑左老子说;“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可见,对中国人来说,从“左”或从“右”,不是一种盲目的任意行为,而是遵循着某种文化规定的.从古籍所述中国人对于“左、右”方位的选择看,大致表现为如下的规律,即.从阴阳观念出发,中国古人尊左卑右;从权力崇拜出发,中国古人尊右卑左.阴阳是中国古人认识世界的一个出发点,“一阴一阳之为道”、“天下万物,皆由阴阳”.受这种观念支配,世界在古代中国人眼里成了一个阴阳组合的二元模型.既然阴阳无处不在,自然也就渗透在中国古人的方位概念中.中国古代创世神话曾记录了盘古垂死化身,“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古以“日为至阳之精”、“月为众阴之长”,盘古左眼化为太阳,右眼化为月亮,隐含了左阳右阴的文化对应.这种左阳右阴的对应关系,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极常见.     

和谐与断裂:一种文化现象的审视(上 )

引言：问题的提出及概念的说明 　　中国流行音乐从 70年代末起步至今，已风雨兼程、边走边唱地跋涉了 20多年。在这期间，它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历经成长的磨难与快乐逐渐长大，最终以不可一世的姿态雄霸中国乐坛，成为中国的主流音乐，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存在，使其在中国音乐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　　这种“革命性”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不仅是对音乐本身，事实上，它正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和冲击力改变着人们的审美观念，改变着人们的音乐生活方式和行为，进而改变着人们整个的生活方式和观念。这样说，并非激情者的夸大其辞，因为我们已从…     

对马克思“代表理论”的解析——兼论“代表”应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

根据马克思文本中的思想,“代表理论”包含了代表的实质、主体性、实现机制和层面形式等诸多问题。“代表”是一个关涉社会历史发展并蕴涵历史主体性活动的重要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范畴;对马克思的“代表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对全面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握党的执政规律,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的结合具有重要意义。     

韦伯理论的局限及其在中国的误用

韦伯“一般过渡理论”和“三个理想权威模型”的概念范畴,不具备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权威作合理解释的效力。其“理性”是狭义的,其“法制统治理想类型”的模式化缺乏严格定义。中国政治不是西方那个攫取权力的角逐概念,是料理社会、人世事物。一个治理者的政治,取决于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中国的法,多是处理政事的具体办法或指导性规则的概念。实在经验中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类型”能表述的事情;关键不是理性不理性,也不是“魅力”还是“理性法制”,问题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人,把攫取利润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这个目的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别开来。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价值论思想

价值作为一个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在中国是近代才开始使用的。与这一概念相近或相当的,在汉语中有“好”、“善”、“贵”。“好”是指能满足自己的欲望,符合自己的需要;它是与价值这一概念最为切近的汉语词。孟子曰:“可欲之为善”(《孟子·尽心下》),即指可用来满足需要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因此,“善”这一概念也与价值概念基本相当,只是这里所说的“善”同伦理学意义上的“善”含义有所不同,因为前者比后者的涵义     

重要的是不断为先进生产力发展开辟通途

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在对“三个代表”思想进行系统阐述时 ,特别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正确理解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对于科学认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是非常重要的。“三个代表”最初提出时 ,第一个代表是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七一”讲话中 ,江泽民同志只提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多次将“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力”两个概念在同一段落中同时使用。这样明确地把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力区别开来 ,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思考。一般地讲 ,社会生产力包括整个…     

关于命观问题的几点思考

近些年来,社会上迷信活动有所回潮,一些人提出了一个“超自然力”的观点,说“有一种冥冥之力支配和左右着人的一切,这种力,人类无可奈何,任何人的活动都逃不出这种力的与生俱来的安排”.有人说这是“神力”,是神的主宰.有人美之名曰“超自然力”,常人无法识别和获得.总而言之,人的一切,命中注定.命者,何也?我国古代有太阴之人,少阴之人,阴阳和平,少阳之人,太阳之人的说法.公元前四世纪,孟子用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取代了这五种人,同时赋予了命的概念,即金命人、水命人、木命人、火命人、土命人,并提出了相生相克的理论.到汉代,董仲舒把天干、地支引入了命学理论,把金、     

“新国学”论纲(上)

“国学”是在20世纪初年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它是在与“西学”的区别和对立中建立 起来的。章太炎在“国学”观念的建立和传播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在 “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了“国学”这个概念,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但它仍然是以中国 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术的总称。“五四”以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特别是由陈独 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 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都没有纳入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之中。1949年之 后,“国学”这个概念只在港台和海外华文学者之间使用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才重新出现在祖国大陆, 但直到现在,这个概念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这就在有意与无意间将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的研究排斥在 “国学”之外,把整个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凝固起来,把理应具有更大互动性能和更大发展潜力的中国 学术体系分裂成了各不相关且相互掣肘的几个板块,由此形成的学术观念也有严重的缺陷,影响着中国学 术的正常发展。本文以自己的观点简略缕述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指出了现有“国学”      

试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起源

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如何?这是“五四”以来迭招物议、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对它的解答不仅伴随着紧张的史事争辩,而且包含着激烈的文化冲突。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指斥新文化运动抛弃传统,毁灭“国粹”,一意西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层”;与此相左的极端反传统主义者则以这—运     

哲学理论建构的条件、途径和原则初探

哲学理论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客观存在本身的一种描摹,猜测的模型,它的发育关键在于理论生长点的选择,也就是说一个哲学家在建造他的理论大厦时,他将以什么样的“理想概念”作为他的理论基石,这决定着一个哲学家的哲学理论的命运。“理想概念”的地位与功能如同科学发现中的“核心概念”一样重要,理论生长点的选择也就是“理想概念”的选择,如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实践”、萨特的“存在”等等,都可以视为“理想概念”。在寻求到理论生长点之后,他又将以何种方式来建构他的哲学理论,哲学理论的模型所包含的属性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同构性,这是哲学理论得以存在的原因,也是我们可以探寻建构哲学理论的方法论依据。一、创治性的思维机制是建构哲学理论的首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