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

《蜀道难》是李白诗作中的名篇。对于李白为何写这首诗的问题,自中唐以来,众多的学者各持己见,迄无定论。归纳起来,主要有“罪严武”说、“讽章仇兼琼”说、“刺玄宗幸蜀”说和“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说这四种观点。无论哪一种观点,几乎都认为《蜀道难》是李白写于秦地的作品。但是,这种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弄清了这首诗究竟写于何时何地,对于“为何而写”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拙文拟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切望方家指教。     

关于李白的《蜀道难》

李白《蜀道难》的“兴寄”,前人多加探索,以至穿凿过深,异说纷纭,写作年代也难于确定。其实如果披开无根无据的迷雾,《蜀道难》的兴寄、写作时间、写作特点等,都是可以阐明的。总括前人旧解,大约有这样几种说法:范摅《云溪友议》认为是为了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而作;洪驹父《诗话》则以为李白自蜀至长安,曾将《蜀道难》诗贽见贺知章,又曾见李集一本,下注“讽章仇兼琼也”,因此是讽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肖士(?)注则认为是讽刺玄宗逃入蜀的失计的。但他们都不是从诗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而是凭一些想象和猜测。特别是肖士(?)竟把诗中“问君西游几时还”的“君”字,解释为指唐玄宗,实在是一种不合情理的武断。我们说严武镇蜀,想要危害房琯与杜甫,这是无中生有的推测,而当时李白流放夜郎,也很难写出这样的作品。又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说贺知章所称道的是李白的《乌栖曲》,而不是《蜀道难》,则《本事诗》、     

李白确至夜郎考辨

李白长流夜郎,究竟是在巫山遇赦还是在贬所夜郎获释,这是文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之悬案。正史对于李白流放事记载甚略。《新唐书·李白传》只有“有诏长流夜郎,会赦”一语。《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也只以寥寥数言记载此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这些记载均未交待李白遇赦获释之地点。唐人撰写的李白之《墓志》、《碣记》、《墓碑》、《集序》等,对于此事,更是未置一语。首先明确地提出李白获释地点的是北宋曾巩。他在《李太白文集后序》中说:“乾元元年,(白)终以汙璘事长流夜郎,遂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至于“至巫山,以赦得释”之根据是什么,曾巩未作具体交待,他只是对于记叙李白生平事迹之依据,笼统地总提一下:“其始终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诗书所自叙可考者也。”而白之诗书能为此提供线索的,只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     

杜诗随笔三则

关于杜甫离蜀问题谈论社甫离蜀,首先要涉及那首《去蜀》诗,诗云:“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万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这诗的写作年代有争议。黄鹤定为广德年间阆中作,蔡梦弼、朱鹤龄和仇兆螯等以为永泰元年离成都时作。后说颇占优势,可未必的确。或谓两说均可通。我却倾向于黄鹤说。蔡说之可通,是把诗中“五年”、“一年”加起来算,为六年。杜甫永泰元年成都诗《春日江村》云:“迢递来三蜀,蹉跎有六年”;也是作于这年春天的《营屋》诗中写道:“忧惜已六载,兹晨去千     

女媭非屈母——与龚维英同志商榷

龚维英同志《女媭为屈母说》一文(《贵州社会科学》82年第三期,以下简称《屈母说》),力排众议,令人耳目一新。读后于其中数事,尚未涣然,窃陈愚见,就教于龚君。一、《屈母说》以为,“姊”之古义,既谓“女兄”,亦以言母。“《北齐书》的《后妃传》及《诸王传》载,称生母及乳母均为‘姊姊’”,宋高宗亦称其母韦太后为“大姊姊”,又《说文·女部》“姐”字注,蜀谓母曰姐,王逸注:“女媭,屈原姊也。”“姐”与“姊”今已无别,故女媭当即为屈原之母。按“姊”乃王注,非《离骚》本文,不能混为一谈。《屈母说》以为只要能证成“姊”有“母”义,就可得出“女媭”即“屈母”的结论,这样做其实是隔靴搔痒,文不对题。王逸作《楚辞章句》,时在东汉,系统地阐释六书的《说文解字》亦作于此时,《说文》中并无姊兼母义之说,而母字则赫然见于女部。可见     

一部文体并茂的地方文献——读《河北古代历史编年》

我们伟大的祖国,向以历史悠久,典籍丰富而著称于世。就史籍体裁而言,品类繁多,《四库全书》把它分为十五类,其中以编年体的发明为最早。《史记·三代世表》引《五帝系牒》,《大宛传赞》引《禹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引《春秋历谱牒》都是按年世而记注的古史。左丘明《春秋左氏传》是编年史体,杜预说它“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刘知几说,“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缺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又定“七类”以曲畅其义,使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亦杜预说)。后人或以为“圣人之羽翮,述者之冠冕”,或美其“好奇而葩”,并非过誉之词。继左氏而作的编年史有后汉秘书监     

参井何以易位?

李白《蜀道难》:“扪参历井仰脅息。”参、井是指二十八宿之参星井星。“扪参历井”云云,指其历参、井分野而可触及参、井星宿也。今人对参、井分野,多有误注者。 参宿的分野在秦,井宿的分野在 蜀。由参到井,是星空中由秦入蜀的 道路。 马茂元:《唐诗选》 据古代天文家所说,秦属参宿的     

《左传》杨注商兑(五)

妇人暂而免诸国。 (僖 3 3　Ｐ499)杨注 :章炳麟《读》曰“暂借为渐 ,诈欺也” ,吴生《文史甄微》说同。按 :杜注“暂 ,卒也” ,段氏《说文注》申云“今俗语云霎时间” ,未洽。于鬯《香草校书》卷 3 8云“暂字与力字为对 ,力者用力也 ,则暂者当是不用力之义 ,非谓暂卒也” ,以杜注为非 ,因谓暂借为 ,“盖谓一举手不用力之意也” ,今考为动词 ,义为“拍取” ,于氏转辗训为“不用力” ,很是牵强。章氏谓“文嬴言皆诈语” ,细绎文辞 ,文嬴只是说辞罢了 ,不得遽目为诈语 ,旧说皆可商。窃谓暂与谗为叠韵通假字 ,《礼记·曲礼》“毋言” ,…     

我国古代赎刑制度述略

“赎刑”一词古已有之,始见于《尚书·舜典》:“金作赎刑”。赎刑何谓?《说文》:“赎,贸也。”又:“质也,以财拔罪也。”《朱子大全·卷六十七·舜典象刑说》:“赎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可见赎刑非刑种之谓,它不同于作为财产刑的罚金,而是我国古代规定犯人交纳一定数量财     

对杜甫《赠李白》（七绝）的质疑

杜甫并不以七绝见长,保存下来的七绝也不多,大约一百首左右。最早的一首七绝便是《赠李白》,原诗如下: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据说此诗作于公元745年(唐玄宗天宝四年),杜甫和李白再度遇于山东的时候。此诗的三、四两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王嗣奭认为“三自谓”,“四谓李”。但过去大多数注家,如仇兆鳌、钱谦益、浦起龙等,直到今天的杜甫研究者肖涤非均认定后二句系指李。不过分歧双方有一共同点,即都认为这首诗,特别是最后一句,是意在讽谕、警告或批评李白,表现了“朋友相规之义”云云。我经过反复研究,同时把这首诗和杜甫其它有关李白的诗及其酬赠之作仔细加以比较,     

《早发白帝城》写作时间质疑

李白《早发白帝城》一诗,流传千古,脍炙人口。但是,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说法很不一致。到目前为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下面三种观点:(1) 王瑶在《李白》中认为是李白二十五岁的时候,“出蜀途中离开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到江陵时作的。”(2) 朱东润在他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说:“唐肃宗乾元二年(七五九)李白长     

李白的生地是“条支”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问题,从古至今,众说纷纭,互相抵牾,迄无定论。个别论者认为李白是“西域胡人”。这种论点很难使人信服,已为郭沫若同志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加以辩正。有的人说他生在四川,如与李白有过交往的魂颢在其《李翰林集序》中说他“因家于绵,身既生蜀”;最近有的论者还说他于神龙元年(705)在四川出生。较多的人认为他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附近),生在西域或西域的碎叶,幼年随父迁居绵州(今四川江油县),二十五岁才出川东游襄汉。只有唐代元稹和五代刘昫说他是     

谢脁及其诗

谢脁字玄晖,南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家也显赫,与琅琊王氏齐名,号称世族之首。《南史》本传称脁“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并非虚语。当时人很推重脁诗,文坛领袖沈约认为他的诗是二百年来从没有过的作品(《南齐书》本传),有重名无所与让的刘孝绰常把他的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颜氏家训》),连梁武帝萧衍也备加称道说:“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本事诗》)。后代作家受他的影响和对他的推崇就更多了,如李白论诗“目无往古”,而一生低首于脁(见王士(礻真)《论诗绝句》),如杜甫也说脁诗“篇篇堪讽诵”(见《寄岑嘉州》),其他就无须多述。 关于脁的身世,论者不一。就其死来说:有的说是因事牵连(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有的说是被诬(北京大学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有的说是由于畏祸(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以下     

萨都剌为阿拉伯人

陈垣《萨都刺疑年录》说:“萨都刺为元朝著名回回诗人,有《雁门集》传世。萨都刺虽有大名,但《元史》无传,《元诗选》、《元史类编》、《元书》、《新元史》虽各为补传,而碑铭墓碣挽词之属,至今尚未发现。”然《四库全书总目》谓萨“实蒙古人”。与萨同时之孔齐《至正直记》亦言:“京口萨都刺……本朱氏子,胃为西域回回人。”柯绍惫《新元史》本传谓萨为“答失蛮氏,后徙居河间,本朱氏子。”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谓萨为“蒙古人,其祖萨拉布哈,父傲拉齐,以世勋镇云代,遂居雁门。一说本朱氏子,后阿鲁赤养为己子。”王叔磐等《元     

读《全宋诗》札记(十六)

注出处卷次错讹《全宋诗》卷一三一五录滕茂实诗8首,后注出处说:“以上金元好问《中州集》卷二○”。按,《中州集》十卷,附《中州乐府》一卷。谓二十卷,误。《全宋诗》卷一二七○载赵令《秋》,编者加按:“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六○作赵妻王氏诗。”按: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仅五十卷,按谓六○卷,误。《全宋诗》卷一二七○载秦觏《呈东坡》注出处谓“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二十七引《王直方诗话》。”按,卷二十七应为卷二十九。第二句“初置”应为“所至”。《全宋诗》卷一二七五载王祈句:“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注出处谓“宋…     

《〈蜀道难〉新笺》商榷——兼论诗歌寓意

前阅安旗同志《蜀道难新笺》(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589期)觉得有些道理,颇受启发。作者于文中对李白《蜀道难》倾注了前所未有的新意,发展了她在《蜀道难新探》中的见解(<见《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但新固极新,细加斟酌,似难惬李白生活的时代和他特定的创作个性,也与李白《蜀道难》诗旨相去甚远。这里略陈浅见,以就教于安旗同志和广大读者。     

《蜀道难》非作于蜀地辨

李白的传世名篇《蜀道难》究竟作于何时何地?当人们发现这位傲岸不羁的诗人曾两入长安时,这个问题也曾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当时及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无论持“两入长安”论者,抑或是仍抱“一入长安”论者,都还不曾对后来许多荒诞不经的传闻予以轻信,都还不曾对此诗作于长安有什么怀疑。近日读到《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上康怀远先生的文章《<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以下简称康文),明确提出此诗作于蜀地,是李白青年时期的成名作,初颇惊喜,深佩于康先生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但细玩全文,则殊觉不     

李白《蜀道难》中“峨嵋”考辨

李白《蜀道难》诗“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之“峨嵋”,注家皆云:“四川省峨眉县西南峨嵋山”(为论述方便,本文称之为“南峨嵋”)。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的《李白诗选》、林庚、冯沅君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喻守真先生《唐诗三百首详析》(中华书局1948年版)、金性尧先生《唐诗三百首新注》、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新选唐诗三百首》注均从“南峨媚”说     

读诗札记

李白有《戏赠杜甫》一诗,李集不收,最早见于孟棨《本事诗》、《旧唐书、文苑、杜甫传》也涉及到,都说是对杜甫的讥刺。关键在三、四句:“借问别来太瘦生,总是从前作诗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别出新解,说这两句中前一句是李白发问,后一句是杜甫作答,并无讥刺之意。但他也觉得题目的“戏”字有碍,于是便断定为后人所误加。我看,没有任何证据,仅仅为了要助成己说,而把“戏”字除掉,这未免近于武断,绝不是科学的态度。李白和杜甫是心心相印的朋友,彼此之间开开玩笑,有何不可?杜甫自己也说过:“颇学阴何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便可看出他     

条支、碎叶与李白生地

《社会科学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二期上刊载了刘友竹同志的《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一文。从争鸣与探索的角度来看,刘友竹同志的大胆假想的精神是可贵的,但是,我认为作者在材料的引证和具体的推论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下面就此谈谈自己的不同意见。关于李白身世的记载,较可靠的有李阳冰的《草堂集序》和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李《序》中说:“中叶非罪,谪居条支。”范《碑》中说:“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根据李白生年推断,这牵涉到了李白的出生地望,李阳冰的序文盖出自于李白口述,所记当可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