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区域差距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同时,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激励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围绕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财政竞争。其结果扩大了地方政府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差距,探究其形成机制和差距问题,籍以实现区域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分税制与地方财政赤字——基于东部地区面板数据的模型检验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财政自主度和财政赤字规模膨胀之间高度正相关,其内在作用机制在于以GDP为中心的绩效考核机制给地方政府官员提供了扭曲的政治激励,从而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好,使其不断扩大基本建设投资以刺激经济增长,实现在较短任期内升迁的政治目的。这种以基本建设投资支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在东部地区已难以为继,其直接后果便是财政收入增长受限,财政赤字膨胀,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收入及银行贷款等的依赖度大增。必须改革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促进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高效行政,规范政府借贷行为,以降低分税制后的财政风险。     

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我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试图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动力做出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分权的同时,保留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种独特的财政分权制度事实上导致了我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加剧,造成了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变化,形成了地方政府"为GDP增长而竞争"的竞争态势。这种竞争态势是构成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但同时也通过对我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和目标取向的影响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清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发生了带有时代印痕的演变,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政治、军事等职能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的转变也是重要因素。清代财政先是中央过分集权,后是地方过度分权,二者均为时势之必然产物,又对财政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扩张——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财政分权背景下我国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扩张的原因进行了理论分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与辖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行政事业单位人员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预算内财政支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在预算内财政支出既定时,预算外收入与转移支付规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了分权改革后地方政府扩张预算外收入一方面在于弥补其财政支出的缺口;另一方面,由于预算外资金的收和支没有完全脱钩,行政事业单位改革的不彻底性,地方政府追求可自由裁量财政资源最大化的偏好等原因,进一步加剧了预算外收入的扩张。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本文利用1979～200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修正偏误的虚拟变量最小二乘估计方法,重新检验了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我们发现,在分税制实施前,财政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但在全样本期,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认为财政分权是导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今后要进一步规范财政分权制度和改善与之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以发挥财政分权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中国财政改革的难点与化解

中国的地方政府是财政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的着力点.经济增长型激励激发了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热情,“以官治官”的纵向政治治理及由此衍生的“以官护官”则催生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政治,法治主导缺位造成的事后追责失败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人民代表大会的弱势导致的是社会公众缺少向政府表达正常诉求的渠道.这些制度安排缺失造成地方政府选择性政府职能和公共品供给失衡的最终结果是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背离.由于从分权治理到政府能否合意的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行为选择(公共品供给)是否符合公众需要,所以,中国改革的下一步不在财政分权之内,而在财政分权之外.未来的改革应建立“以民治官”的政治治理模式,构建法治主导型财政分权,逐步建立问责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通过建构基本制度支撑体系,筑牢财政分权有效运行的外力基础,从而走向更加合意的中国式财政分权.     

我国地方分权的未来走向及其现实分析

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两者的结构及其关联态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在建国之初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1978年改革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行政性分权的战略使地方分权成为事实,但是由于转轨经济和传统集权式体制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当前的非规范性地方分权的局面,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理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