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生产中的媒介角色论略——以报纸文艺副刊为中心的考察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常被论者描述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合目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中国现代传媒作为文化生产的形式,特别是作为文学生产的形式,最显著地体现在报纸文艺副刊上。现代报纸文艺副刊在促进文化公共空间的形成,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作家身份的转型,以及新进作家的出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吴鼎昌与新记《大公报》关系的多维度分析

吴鼎昌将舆论、信息、政治、经济四者构筑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使之成为了良性的循环系统。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出发,吴鼎昌是“四不主义”的始作俑者和修改者,是“文人论证”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从政治视角看,《大公报》是吴鼎昌攀登仕途阶梯的政治筹码,他看重的是报刊舆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在经济视域下,吴鼎昌是新记《大公报》名义上的出资人,其借用银行的资源和资本,控制了《大公报》的资本来源与股权分配,并成为了报纸实际意义上的“把关人”。同时,他也将《大公报》作为获取信息的渠道,从而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试论萧乾散文特写的艺术风格

蒙古族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著名记者萧乾同志,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生在北京东北城羊管胡同的一户贫苦市民家中。由于他家境贫寒,自幼入崇实洋学堂半工半读。一九二二六年因为参加CY(社会主义青年团)而被军阀逮捕,出狱后当过教员,跑过邮局,做过校对,还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文学写作,从一九三三年起开始发表小说,一九三五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先后主编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大公报·文艺》,并兼旅行记者,一九三九年他出国担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记者;以后入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当研究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年,又担任《大公报》驻英国特派员兼战地记者,一九四六年他从欧洲回国,负责上海《大公报》国际问题社评,兼复旦大学教授。建国后,萧乾同志曾任英文《人民中国》副总编辑、《文艺报》副总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顾     

报纸文艺副刊的缘起

现代报纸与文学联姻的结晶是文艺副刊这一"新生儿"。报纸文艺副刊作为新的文学载体,不仅为近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稳固的阵地,发表了难以用数字统计的文艺作品,同时还直接或间接地引导、支配、规范、制约着文学发展的方向,推动和加速了文学思潮、流派、风格、文体的演变和成熟;报纸文艺副刊作为连接大众的媒介,传播便捷,辐射广泛,为作家与作家、作家与读者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使他们始终保持着近距离的互动关系。     

经济视域下试析银行家吴鼎昌与新记《大公报》

当下学界对吴鼎昌与新记《大公报》关系的定位主要依从出资人与报人两个层面进行解读。吴鼎昌可以算作报人;但究其终身,他是政治家;在任职《大公报》期间,他的主要身份是银行家。因此,对吴鼎昌与新记《大公报》关系的研究,可以从报人、政治家、银行家这三个维度解读二者关系。在经济视域下,吴鼎昌是新记《大公报》名义上的出资人,其借用银行的资源和资本,控制了《大公报》的资本来源与股权分配,并成为了报纸实际意义上的"把关人"。同时,他也将《大公报》作为获取信息的渠道,从而攫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吴鼎昌将舆论、信息、政治、经济四者构筑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使之成为了良性的循环系统。     

何以《闲话》传到今——评陈西滢的《闲话》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自成一派的散文家,陈西滢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闲话》依然有艺术魅力。是什么使这些文字能跨越历史流传至今?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陈西滢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这些文字对当时舆论公共空间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场域、左翼政治与自由主义——重识《现代》杂志的基本立场

近年来的文学期刊研究常常和“公共空间”理论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思路下,像《现代》杂志这样的文学期刊其倾向总是被简单归结为“去政治化”,从而被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空间”。但是,通过对刊物宗旨、编辑方针、作家群落、批评实践等方面的研究可知,在左翼与右翼之外建构文化场域是《现代》的现实生存策略,在“去政治化”的表层之下隐藏着的“文化政治”才是《现代》杂志基本立场所在,从而认为《现代》杂志摸索出了政治与文学潜在的曲折的结合这一不发达国家特有的文学范型。     

漂浮的木板（下）——重读百年言论史

十三1947年,历史学家顾颉刚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回顾几十年国内报纸,总有一家最受知识界和大读者欢迎,成为舆论重镇。它的销数不必是最的,但代表公众意见,开创一代风气,成为权威。亥前后的《民立报》———包括《民呼》、《民吁》,民初年狄平子主持的《时报》,‘五四’前后的北京晨报》,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大公报》,当前的文汇报》,都起了这个作用。”(徐铸成《报人张季先生传·引言》)。其中以《大公报》执舆论牛耳的间最长。这张老报纸由应敛之初创于1902年的天津法界,但它在言论自由史上最辉煌的跋涉开始于926年,这是邵飘萍、林白水在北…     

现代传媒与文学的完美结合——论民国报纸文艺副刊

现代传媒与文学联姻诞生了报纸文艺副刊.民国报纸文艺副刊成为发表名家名作、开展文学论争、发现和培养新生代作家、产生文学流派、介绍外国文学、传播文学信息的重要阵地,毫不夸张地说它支撑起新文学的半壁河山.由于诸多知名作家加盟文艺副刊,提高了文艺副刊的品位,使民国报纸文艺副刊呈现出百花齐放,流派纷呈的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文艺副刊的出现也引发了创作主体、文学观念、文体等一系列的变革.     

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观

论沈从文的文学批评观●郭国昌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沈从文，其批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时期：（１）１９３０年８月至１９３２年７月在武汉、青岛等地讲授现代中国文学时期；（２）１９３３年８月至１９３６年４月主编《大公报·文艺》时期；（３）１９４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４８...     

英敛之、《大公报》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

本文以《大公报》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创办人英敛之及其后继者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和王芸生等大公报人的历史考察 ,探讨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内在关系。认为《大公报》的出现与持续发展 ,本身就是社会文化变迁的体现。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报纸 ,《大公报》不仅记录和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历程 ,而且参与和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     

以旧体诗词试炼大众传媒——吕碧城诗词的现代传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纸期刊等大众传媒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文学发展的轨迹,女性文学也不例外.此一时期,吕碧城特殊的生命际遇与创作经验成为了考察20世纪女性文学从闺阁书写到现代传播的典型个案.在五四女作家崛起的十年前,吕碧城已凭借新兴的传播工具,冲破闺阁书写的创作困境,建立现代传播意识.从1904年任职《大公报》时期开始,吕碧城的文学创作凸显出现代传播背景下,文学传播方式的现代转换、女性传播意识的现代建立以及文学生产方式的现代性三个重要特征.     

京派海派小说比较研究

将京派与海派同时嵌入三十年代文学的大格局中,你会猛地获得一种历史的“全景”感。在当时的左翼文学、右翼文学之间,本来就有一条宽阔地带,其间活跃着的大半是民主性的文学流派,如果无视它们的存在,便很难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质。京派、海派文学的一部分价值盖源于此。中国现代文学的流派发展并不完善,我主张对它取一种宽容态度。如果不承认那么多压抑了自己的流派意识,未曾结社的文学集团,显然对于探索现代文学思潮此消彼长的矛盾运动,对于认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性十分不利。所谓京派小说家,当指其时在中国北方环绕《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聚集起来的作者们,包括沈从文、凌淑华、废名、芦焚、林徽因、肖乾等。我认为一九四七年六月复刊的《文学杂志》标志着京派的     

传播媒体与文学译介——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

以出版、期刊、副刊为主体的文学生产方式和传播系统，既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考察文学译介活动不可或缺的途径。本文回到历史的语境，以同人刊物《学衡》和大众媒介《大公报·文学副刊》中的译介活动为中心，结合译介者群体诗学观的转变，探析中国现代文学报刊从同人话语向大众媒体的转变过程对文学译介所带来的影响。     

沈从文的文学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定位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独立意义是其核心内容,他的创作、批评乃至一切文学活动都与此相关。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就是他通过编辑实践向“白相文人及海派习气”宣战,在政治和商业操纵之外为文学生产寻找新的生长点的成功范例。     

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和内在矛盾

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 :上一世纪 30到 4 0年代 ,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生了深刻变化。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标志着革命文艺思潮从知识分子的思潮变为政治家的思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变成了一种建设政治性文艺的理论。但鲁迅文艺思想继续产生影响 ,表现着它特有的生命力。革命文学内部因此发生了一场持久的论战。下篇论述冯雪峰文艺理论的内在矛盾 :作为中国现代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冯雪峰的理论深刻地、独特地反映着这场论战。它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 ,并因此认为文学应该把生活政治化 ,即在实际上主张一种政治化的现实主义 ,政治化的文学 ;但又认为在实践的政治面前 ,现实主义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品格 ,文学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正是这构成了它的内在矛盾     

从媒体中再现历史:报刊史研究的新思路——评侯杰教授《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

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以公正敢言而闻名。它在近代中国享有崇高的声誉，与《申报》并为南北报界的两朵奇葩。《大公报》历经百年沧桑，见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兴革与嬗变。因此，《大公报》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承载了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宝藏”。遗憾的是，以往史学界对《大公报》的研究多集中于1926年以后的新记大公报时期，对于早期《大公报》及其创办人英敛之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探讨。新近，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侯杰教授倾尽多年心血完成的力作《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填补了此项…     

现代化进程中公共空间的扩展与国家认同建构

清末民初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家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之一.现代国家观念包括确定的国家主权和疆域,统一的国家意识,奉行主权在民的原则,国民以国家为最高忠诚对象等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理论对中国传统的有"天下"而无国家的认同体系产生了冲击.同时由于政治重心的下移、现代生产的发展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形成了一个以媒体公共舆论、士绅公共空间和城市网络所形成的公共空间.这一公共空间的扩展对于现代国家认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创新：《大公报》留给天津文化的记忆

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大公报》创造了许多第一,铸就了中文民营报业的辉煌。源源不绝的文化创新,是《大公报》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代天津比起全国知名的文化名城自愧弗如,但《大公报》依托繁荣的经济,宽松的政治,有现代通讯条件的环境,吸纳了全国的文化精英,创出了天津文化的名牌。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