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敕背后的积淀与昭示——以敦煌写本《开元户部格残卷》为例

效力高于律的格敕的颁行不仅有深刻的历史原因,而且有更深的历史积淀。因之,以敦煌写本《开元户部格残卷》为例研究唐代格敕背后的风云际会,不独具有法史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意义,还有揭法律本相、洞悉成因与效用的效果,尤有昭示当下立法与司法的功用。     

论宋代法典体例的演变

宋初,仅<宋刑统>是律、敕、令、格、式等多种法律形式合编的法典.神宗时进行立法改革,编订将敕、令、格、式、申明等统一编纂的"敕令格式"法典.自元丰至宋末,宋代几乎所有的法律均以多种法律形式合编法典的形式出现,从而形成有宋一代法典体例的极为独特的特点.多种法律形式合编具有各法律形式更加协调统一、内容集中便于查阅、立法灵活快捷等优点,是法律法典化的的最高级形态.宋代多种法律形式合编法典的普遍化,是中国古代立法技术臻于完善的表现,也是中华法系臻于成熟的标志之一.     

律·敕兼行──宋代刑法体系简论

律、敕兼行，互为补充，是宋代“正刑定罪”的刑法体系之基本格局和特点。律，即唐律502条的沿用；敕，则是对律文未尽、未便之处的补充和修改。有来一代的基本法典──《刑统》，本身便是律、敕兼行的产物。律即《刑统》及宋代以敕代律的传统观点，实是对有关史实的误解，有欠妥当。     

宋代的财经监督法

《宋刑统》是宋代的基本法,其内容大致与唐律相同。此外,宋代还编定了许多敕、令、格、式等,为特定机构和特别事项制定专法,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突出的。仅据《宋史·艺文三》载,有关财经方面的立法就有陈绎编的《熙宁编三司式》、庆历时纂集的《三司条约》、《元丰户部敕令格式》、王珪编的《在京诸司库务条式》、《转运司编敕》等。除此之外,     

唐格后敕修纂体例考

自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起,唐开始采用直接编纂皇帝制敕的方式,使之法律化,制定成格后敕,用以调整变化了的社会关系.唐后期修纂的格后敕,条文体例与唐格不同,乃取适宜普遍和长久使用的敕,按照二十四司分门别类,直接修纂成一种独立于格的新法典.对收载的敕文通常不再进行大幅度改写加工,最大程度地保持了诏敕的原貌,并保留了当初皇帝颁布制敕的日期,每条末尾署有年月日.在格后敕外,唐五代并不存在独立的以"节文"命名的法典.     

西夏文《敕牌赞歌》考释

本文对西夏文诗歌《敕牌赞歌》进行了解读，并对这首诗中有关西夏牌符的材质、形状，特别是“敕走马”银牌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考证。这首诗歌的解读将为西夏牌符问题的研究提供直接的第一手资料。     

略论唐律中的“权变”思想

对等级名分秩序及一般社会秩序的维护是唐律重要的立法目的。唐律中的"权变"是在不违背立法目的或法律所要维护的"核心价值"的前提下对法律标准及其适用对象所做的有限的背离或变通。唐律中的权变思想表现在"八议"与"十恶"的规定中,允许皇帝临时制敕,以及允许法官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准礼定罪等规定中。唐律中的某些"权变"措施在一定条件下有背离"法的精神"的可能。     

《宋刑统》的变化及法史料价值探析

视《宋刑统》为《唐律》之“翻版”的认识在法史学界广为流行，实际却失之偏颇。《宋刑统》之体例渊源并非《唐律》，而是唐中后期《大中刑律统类》，而直接的摹本则是相去仅五年的后周《显德刑统》。并且，《宋刑统》与《唐律》相比，内容已出现了体现时代特征的诸多变化。当然，从立法角度看，《宋刑统》又带有“急就章”的特色。此外，《宋刑统》作为第一部刻版印刷的古代法典，对作为封建法典“楷模”之《唐律》及部分唐及五代时期敕、令、格、式的传存与订正，均有弥足珍贵的法史料价值。     

清代敕修文章选本及其对文风建设的意义

敕修书籍是清王朝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重要手段。《古文渊鉴》、《钦定四书文》、《唐宋文醇》是三部敕修文章选本。本文研究了它们的编选情况,并论述了它们对于清代文风建设的意义。     

“粥鱼敲动山林兴，合傍浮丘去结庵”——佛教在黄山的发展概况（四）

在北宋以前的南唐，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崇拜，地僻道险的黄山虽未有新建寺庙，但在唐代所创的几座寺院，都受到敕封。南唐保大二年（公元944年），敕改“汤院”为“灵泉院”：南唐保大五年（公元947年）敕改“麻衣祠”为“翠微寺”。北宋中前期，虽然，政治稳定，经济发达，但由于黄山地处偏僻，交通不利，所以，佛教发展也几乎为零，仅祥符寺、翠微寺、轩辕古刹等几座寺庙尚存香火。     

论宋代保护奴婢人身权的划时代特征--据两宋民法看奴婢的人身权

宋代封建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高度发展,导致统治阶级的传统观念发生变化.民事立法新增了保护奴婢人身权的规定,其根据是编敕,而非<宋刑统>.奴婢由民事权利客体转化为主体,在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唯宋代独有.目前高校法学专业本科或硕士研究生用的<中国法制史>课程教材,在宋代民事立法的文中,或未见此说明,或引用<宋刑统>沿袭唐律的规定"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皆不能反映这一律条在两宋已成具文的史实.     

管窥“教育敕语”颁布后的日本道德教育——以《布氏道德学》为例

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作为天皇制国家的意识形态支柱,给日本近代教育的走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森有礼执掌文部省时期被作为德育教材使用的《布氏道德学》一书在"教育敕语"颁布后不久便遭批判。这些批判不仅揭露出"教育敕语"的内在机理,也反映出当时教育舆论界日渐形成的趋势,即所谓的"敕语精神"开始在舆论导向上赋予国粹主义的德育主张无可辩驳的政治正当性,也为其后来上升为主流话语提供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撑。     

诏敕入令与唐令复原——以《天圣令》为切入点

在对《天圣令》的整理研究中,与令文相关的诏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借助诏敕与《天圣令》内容比对研究,判定复原文字和令文形成的时间;就诸多"著于令"的记载,与《天圣令》中现存令文之间关系的分析,能够说明敕文纳入令典的过程以及不同时期制度的变化更替,进而爬梳唐后期刊著活动的点滴记录,以期反映令典编定的延续和变化。     

敕修文宣王庙碑

<正>敕修文宣王庙碑,宋景德三年(1006)立。碑高2.2米,宽0.85米。碑额篆书"敕修文宣王庙碑"等字样。裴瑀楷书。其碑文内容为宋中书门下给京东转运司,关于增修文宣王庙的文牒。现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     

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来龙去脉

一、战后民主改革和教科书明治维新后，日本天皇专制主义政府把教育作为推行军国主义路线的精神支柱，１８９０年，颁布了《教育敕语》，确立了以“忠君爱国”为国民最高道德的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教育方针，强令全国师生奉读，作为国民生活的最高准则。１９０３年，又实...     

《登科记考补正》纠谬(三)

<登科记考补正>(清徐松撰,孟二冬补正,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卷二十七附考·进士科录应咸为进士(第1229页).考云: <南部新书>:"崔元翰晚年,取应成为首捷.京兆解头,礼部状头,宏词敕头,制科三等敕头."     

黑水城所出元代军粮文书杂识

文章通过对黑水城出土的一批元代军粮文书的分析，认为阔端赤是元代基层军队中负责管理马政的人员，其军粮及其他开支由地方供应，其在军队中的地位和正军是相似的；在元代劄付中，凡引用圣旨、诏敕或令旨时，文书末尾都用汉字书写由头，反之则不用。     

敕撰三集:因袭中的新变

以题材和主题为视点考察“敕撰三集”，不难觅得它在日本汉诗史上出现的意义：一方面，它不免因袭传统的创作理念的创作倾向；另一方面，它又在蜕变的过程中显露出某些新的特质和新的元素，从而昭示了日本汉诗艺术的演进。     

西夏文医方《敕赐紫苑丸》初探

出土于黑水城的药方《敕赐紫苑丸》有夏、汉两种文本。与汉文本主要记录药方的配伍组成不同,西夏文药方还囊括了主治病症、多则医案以及各种病症的不同服药方法等内容,这是目前所见同系统“紫苑丸方”中时代最早、记载病症最为详尽的一个文本。经详细考证,药方中的东宫司直非西夏职官,应是唐代职官,此方汉文原本至迟在唐代已经出现。本文首次对西夏文《敕赐紫苑丸》进行了全文的介绍并作翻译、校注。     

《安丘曹氏族谱》的史料和社会学价值

《安丘曹氏族谱》中保存了大量的明清两朝的敕诰，以及当时许多重要人物撰写的行状、墓志等传记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为研究康熙时期贵州巡抚曹申吉和清初三大词人之一的曹贞吉，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证据。同时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联宗通谱这一社会学现象，以及明清两朝人口发展、迁徙和人口平均寿命，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