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治理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的一点启示

国家治理中包括两个重要维度:有效性和合法性.在政府治理的行动中,人们往往关注政府治理行动的有效性,而忽视合法性.而合法性为治理的有效性提供基础.一些人认为,民主制度是合法性的基础,但是,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都能够为政府治理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比如,竞争性民主就不能为政府治理行动提供合法性基础.在哈贝马斯看来,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基础是商议民主.这种商议包括制度化的商议和非制度化的商议.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是依赖于有效性来证明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这是可行的,但是在社会矛盾较为突出的今天,这种方法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借助于法治化的手段和商议民主的方法是解决有效性和合法性问题的基本方法.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变

本文引入"国家治理模式"的概念,试图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来理解体制转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功缘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但是其最积极的变化体现在市场发育方面,有关政府、社会方面的改革仍比较滞后.在经济转型新阶段,如何协调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最大挑战,其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重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演进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对于当前我国开展的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在自身的演进与发展过程中遵循顶层设计与渐进调适双重逻辑。在这双重逻辑的主导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能够保持科学性和发展性。通过展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演进逻辑的作用领域,以民主化治理为基础、以法治化治理为关键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内容。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世界现代化新态势,依循“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为”的逻辑进路,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耦合中治理问题和挑战得以妥善解决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也得以推进拓展并形成科学严密、特色鲜明的系统特征。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中,标定中国国家治理发展新方向,明确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新要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在目标引导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中,破解全领域治理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一体发展中,全面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越性,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贡献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自身的科学性、自主性、创新性、系统性,展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图景,为后发国家摆脱现代化困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借鉴。     

政府与NGO信任关系研究——以"合作式治理"模式为视角

在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并非仅限于政府组织,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吸纳NGO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政府与NGO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实行"合作式治理".在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基于理性选择,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系列信任机制来监督和约束NGO的运行,而NGO也应该在自身建设、利益追求等方面与政府的社会目标相一致,从而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实现政府的良治与善治,并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治理技术及其运作逻辑——理解国家治理的技术维度

现代国家的兴起及其权力运用推动了治理技术的创新及其应用。治理技术就是国家以社会为面向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具体的治理技术与国家治理形态之间具有相互建构的性质。治理技术具有多样性,可根据其焦点问题分为以国家、社会、互动和问题等为中心的治理技术,不同治理技术的逻辑起点、技术参数、治理图景、知识基础以及性能标准等都不一样。治理技术的建构及其应用主要是为了清查、盘点、分类、描画和计算社会事实,从而使社会事实变得可看见、可操作、可量化、可计算和可处置,最终实现国家意志。对治理技术及其运行逻辑的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的操作性维度,也深化了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国家治理的法治逻辑

在国家治理的已有模式中,行政能力和公众参与尤其受到学者和政府的重视。但是,行政治理与公众参与在运作过程中都存在显著的弱点,而法治国家的建设则能够有效克服行政治理和公众参与的内在缺陷,为善治的实现提供条件和保障。鉴于此,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当前加强法治中国的建设,应强化党对司法系统的政治领导,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进一步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改革以及诉讼受理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治理技术的社会建构——以国家荣誉实践为例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技术,国家荣誉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形式,具有多方面的现实功能。社会建构主义从社会多元主体及其互动关系的角度理解社会事实,提供了分析国家荣誉实践的良好视角。国家荣誉是党和政府等权威性机构与公民、社会组织以及新闻媒体等主体共同建构的。每一个主体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相互作用,发挥不同性质的功能,追求各自的利益,这也使国家荣誉的治理功能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