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合约与目标合约

已有的企业理论,几乎都是基于行为合约展开的。但事实上,在我们称之为“企业”的组织中,大量的合约所规定的并非行为,而是行为结果,或一系列相关行为目标。9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在现代企业理论的框架内讨论企业制度、企业合约问题。但由于将企业定义为一组行为合约,相关的研究就围绕着行为合约展开,很少涉及目标合约。张五常根据香港的经验,基于风险和交易费用,讨论了“计件工资”这种最简单、最基本的目标合约。本文将沿着这个思路,并结合中国的经验,在对这两种合约的理论分析基础上,说明目标合约为什么在中国如此普遍,它们对中国企业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乡土秩序与土地流转的非均衡实践——浙江省Z村一带土地流转研究

土地流转是目前学界研究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许多学者认为产权制度是影响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然而,土地产权仅仅是一种外部制度性原因,而影响土地流转的内部根本原因是村落的乡土秩序。本文通过对浙江省Z村一带土地流转的田野调查,试图超越土地产权的解析,而用情景性合约这个概念来揭示土地流转中乡土秩序的作用机制,阐释一种由共同体意识和人情的运作等因素在社会时间和空间的延展中交织和碰撞后所呈现出的动态的非均衡实践。     

西北试办期货市场的现实意义及其对策

一、期货交易及期货市场发展概况 (一)期货交易 期货交易,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期货交易所内买卖标准化的期货合约的交易。这种买卖是由转移价格波动风险的生产经营者和承受价格风险的风险投资者参加的,在交易所依法公平竞争而进行的,并且有保证金制度作保障。这种交易的目的不是获得实物。而是回避价格波动的风险或套利,一般很少实现实物交割。 进行期货交易,买卖的足多少手合约,其合约是标准化了的,规定好丁在某——特定时间交割某一标准商品,所以,商品本身并不带到期货交易所来,基本上是先买卖后交割。     

内公外私是一般组织的基本特征——一种关于双重合约的理论分析

鉴于任何交易与合约都有外部性,因此一切合约都是内部合约同外部合约相结合的双重合约.在双重合约所有的四种结构中,只有内公外私或部分内公外私结构的双重合约才是组织的基本特征并可定义为组织.构成组织的内公外私双重合约产生于以下条件:对内达成公共合约的收益大于成本,同时对外达成私人合约的收益大于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对内对外都分别是公私混合结构的性质,然而只要双重合约拥有部分的内公外私性质就已具备组织的基本特征,只不过其组织化程度随着这种内公外私反差性质强弱而高低不同;从非组织到完全的组织是组织化程度连续递增的一个谱系.组织只是一种特殊的合约,市场只是为达成合约展开各种交易的空间和平台,组织和市场不存在可比性和直接的替代关系.     

期货交易所合约创新激励与政府监管方式选择

合理的期货合约设计能够在事前起到防止市场操纵等市场滥用行为。政府监管部门在合约创新过程中应当承担何种职能,对期货市场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交易所进行合约创新的动机主要是实现会员利益的最大化,所考虑的因素主要有现货市场的特点、合约条款的设计、潜在交易者的需求等。而交易所合约创新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需要政府监管部门的介入。除了非常不规范、监管体系不完备的市场外,政府监管部门不应当直接介入到合约创新过程中,而是采取事后监管的方式,能够更好地保证合约创新效率,防范市场风险。     

合约制政府的理论与实践

合约制政府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是西方合约主义理论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实践产物。它建立了一种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本框架,以合约制为治理机制,以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效率为主要目标的分析范式,在理论上超越了传统的政治控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政府的主要协调机制从公法向私法转变。笔者从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合约制的实践成效入手,试图构建作为现代政府治理新模式的合约制政府的概念框架,对它的理论基础、运行机制和实践成效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在以现代治理为取向的我国行政改革中,认真对待和系统研究西方政府的最新治理模式——合约制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在我国政府改革过程中推广和应用合约制的合理因素,促进我国政府走向廉洁、高效,这将为我国建构现代的政府治理模式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什么是期货市场

商品交易所是买方卖方进行期货合约买卖的场所,期货合约是一项在将来指定日期买进或卖出某种指定数量和品质商品的协议。买卖的期货合约必须在交易所内经过公开竞争的形式进行,这种交易所称为期货市场。大多数期货合约在未满期前便“对冲”了(或称“平仓”),即自己所持的期货合约先卖后买,否则就必须依据合约进行现货交割;一般进行现货交割的期货合约只占总数的3％至10％左右。商品交易所本身并不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只为生产者、经营者、加工商、出口商和投机者提供进行期货合约买卖的场所,并负起监督的任务,确保买卖按照交易所规则进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激励合约选择

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的风险承担行为,因此,恰当的管理者行为激励对于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至关重要.为克服已有研究缺乏对商业银行管理者激励合约设计的关注,以及正式激励合约的外在考核变量低效等问题,本文试图通过扩展已有理论模型,综合考虑商业银行管理者风险承担行为结果的真实信息和外在信息,从关系合约与正式合约选择的角度,建立一个更为全面和灵活的商业银行管理者风险承担行为的激励合约框架.     

"政策性合约"的产生与实践:基于失地农民与水库移民的比较

本文基于失地农民与水库移民的比较个案,尝试建立“政策性合约”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政府对于政策目标群体的内部差异化治理。研究发现,国家基于不同目标与失地农民和水库移民分别建立了普遍异质型和特殊（类）同质型政策性合约。在宏观政策性合约的规制下,地方政府细化政策性合约内容与失地农民和水库移民产生具体的交换,并通过长期执行政策性合约,使这两个群体呈现出差异化的治理结果与发展轨迹：前者面临市民化挑战,而后者则某种程度延续了乡土性。     

农地流转纠纷:基于合约视角的分析——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

本文从合约及合约交易的维度,分析了农地流转中利益纠纷的形成机理及其特征。分析表明:第一,农地流转合约主要表现为"关系型合约",并具有不稳定性;第二,缔约对象的亲缘性、缔约形式的非契约性、以及农户普遍存在的"价格幻觉",是引发纠纷的关键。本文认为,强化农地流转的组织化与契约化,保障缔约的自主性、缔约程序的规制性、合约内容的适度完整性以及契约维护的规范性,是缓解流转纠纷的重要方面。文章进一步指出,将耕地质量保护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结合,并达成政策目标的相容,应该是农地流转政策调整必须关注的问题。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合约体系规制及其制度启示

合约是界定市场化行为的文件,规定了参与人在不同的状态下所能采取的行动,以及收益与风险的分担。资本市场可以理解为一个由交易子合约和融资子合约构成的合约体系。资本市场开放则是一个逐渐接纳国际成熟合约的过程,除了吸引外国资金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合约体系的成熟。立意于此,本文从合约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所面临的市场低效率,并讨论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的合约规制方式,以便为今后的资本市场改革研究提供基础性的参考。     

农民工劳动合约:一个工业化视角的文献述评

在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热议中提出的农民工与用工企业的劳动合约及其管理,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法经济学重要专题,也是近几年来备受各界关注的热点。农民工劳动合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我国劳动合约的一个特例,它折射出国民对劳动的法的意识与态度,反映出国民的法意志强度,以及工业劳动的法文明进步程度。这里从中国特色工业化与农民工劳动合约、劳动权利的一般性与农民工劳动合约特殊性、农民工工资纠纷的法理分析三个方面进行了文献评述。     

互联的关系型合约、内生的制度与经济发展

合约形式和制度是市场范围和分工程度的函数在市场范围有限、分工程度低的经济中,人们之间的互动会更多地采取自我实施的“互联的关系型合约”的形式;在市场范围和分工程度都比较高的经济中,人们之间的互动会更多采取依赖第三方实施的“正式合约”的形式。因此,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是不可移植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和分工不发达的阶段,过早地引入正式的制度,或者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且分工发达的阶段,还主要依赖关系型合约,都达不到最优的制度安排。这个框架既可以解释东亚模式早期的成功,也可以解释后期的危机和转型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互联的关系合约没有根本改变,引入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未必会有效。扩大市场的范围从而深化劳动分工,打破市场的互联性和关系合约存在的基础,中国才能建立起有效的依赖显性合约的正式制度安排,中国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     

差序治理与农地流转合约方式选择——理论框架及基于赣、辽两省调研数据的实证检验

我国乡村社会信任关系网络呈现出差序格局,进而形成差序治理机制.在农地流转实践中,流转合约存在口头非正式和书面正式等多种方式,农户对合约方式的选择受其与各种交易主体之间关联程度的影响,是差序治理的结果.采用对江西和辽宁两省1628户农户实地调研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亲友或同村农户之间时,农户更多地采用非市场(人情)治理范式而订立口头非正式合约;农地流转发生在农户与企业等规模经营主体或外村农户之间时,农户多地采用市场治理范式而签订书面正式合约.政府不宜采取行政命令等方式强推以书面正式合约方式流转农地,应鼓励并支持各地积极探索与实际相契合的农地流转合约方式,从而为农地合理有序流转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世界上著名的期货市场

商品交易所是买方和卖方进行期货合约买卖的场所。期货合约是一项在将来指定日期,买进或卖出某种指定数量和品质商品的协议,即买方同意在将来指定的价格,向卖方收取某种商品;而卖方也同意在将来指定的日期,交出某种商品,以换取合约规定的价格。买卖的期货合约,必须在交易所内经过公开竞争的形式进行,这种交易场所称为     

国外抵偿合约制度及对中国的借鉴

抵偿合约是国际政府采购中使用的一种互惠性的贸易保护手段,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但由于中国抵偿合约起步较晚,发展相对缓慢,本文认为中国应借鉴国外抵偿合约制度中的成功经验,结合本国国情从机构设置、政策制定和监督制约等方面设计有效的抵偿合约制度,从而帮助中国实现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和保护本国利益的目的。     

合约视角下的乡村债务问题解析

乡村债务屡禁不止,高违约率与高缔约率并存.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乡村债务合约是高度不完全合约以及乡村组织的行政性身份和债务资金用途的公共品属性.单方面禁止金融机构向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贷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债务问题.应从以法律法规或合同形式明确规定乡村组织缔约时的身份和债务资金的具体用途及建立通畅"违约→缔约"的信息反馈机制两个方面来解决乡村债务问题.     

技能专用性与企业合约关系的治理结构

企业是以人力资本为中心的签约组织,不同人力资本的组合是为了履行企业特定的生产和经营的职能,因此企业不是简单的人员组合而是人力资本的组合.由于技能的专用性和互补性的不同,企业与员工的合约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专用性和互补性高的技能要采取旨在维系双方持久合作的关系合约,对于专用性、互补性低的技能则大多采用现货市场合约的形式.为适应不同的合约与技能形式,企业要建立不同的内部组织,这种与技能相似的内部就业制度,促进了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作为团队生产的企业优势能更好地发挥出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技能专用性与合约治理结构理论对于我国建立以内部劳动力市场为主导的创新型就业体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合同属性问题

目前，作为“元技术”的区块链正由加密数字货币时代过渡到智能合约时代。立足法律向度认识区块链技术支撑的智能合约，首先要解决智能合约的定性问题，即智能合约是否属于合同。基于数字加密的区块链结构赋予合约的信赖保障机制、去中心化系统与区块链体系架构的底层技术支撑共同促成了合约的生成、发布与执行，是智能合约合同属性的本质依据。智能合约可以认为是符合当下社会发展趋势的合同形态。分析合同成立的核心要件、意思自治的具体表现和价值引导的必要性等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区块链智能合约与传统合同一样，都是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的统一，应当在《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规范内容与程序框架内提供解释与救济，以有效回应当下的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     

论期货合约的定义和性质

期货交易中的标准合约是一个将来合同的范本,是交易者进行交易的一个计量单位,它是期货市场制度核心所在。然而学术界对期货合约的定义和性质还存在根本分歧,并且缺乏对其系统的研究。本文立足于商事法的角度阐释期货合约的内涵和投资证券性质,试图展示其完整的制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