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高管人员现金薪酬的实证分析——基于股权激励、市场风险与股权性质的影响

文章以我国沪、深股市发行的2006至2009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高管现金薪酬与公司绩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揭示公司治理、公司业绩风险及企业性质三个方面对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公司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与企业业绩呈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高管人员的现金薪酬为正相关关系,股票期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交互项与高管现金薪酬呈负相关关系;高管现金薪酬与企业经营风险间存在显著关系,公司业绩与经营风险之间的交互作用与高管薪酬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股权性质为国有上市公司时,股权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当股权为中央国有股权时,其对公司高管现金薪酬的影响比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与私营上市公司更为显著。     

高管薪酬对企业外部投资选择的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数据来检验高管薪酬与企业外部长期投资选择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企业外部投资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二者函数图像呈倒U型曲线,且公司投资与高管薪酬关系集中于曲线中心线右半边,即高管薪酬随着公司长期总投资的增加而减少。而外部市场对公司投资决策的消息并不作为重点加以关注;外部更注重影响高管薪酬的直接因素。此外还可以发现,董事会在考虑高管薪酬变动时,对管理者做出长期股权投资还是长期债权投资,即公司投资的性质十分关注,而对于决策做出后,债权投资、股权投资的数额变动关注不够。     

上市公司高管层薪酬激励与资本结构关系实证研究

以2004年-2006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Evicws5.0,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高管层股权薪酬和持股比例影响高管层资本结构政策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层的股权薪酬和持股激励与资产负债率的关系显著为负,与代理理论相符合.     

金融危机下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的思考与变革

高管层股权激励是国际一个的长期性争议性话题，特别在金融危机下，高管层股权激励争议性更大，本文从高管层股权激励的理论基础，美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的发展，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的发展与现状这三面来思考中国高管层股权激励未来的变革与出路。     

民营上市公司决策团队激励与创新行为关系研究

外向型经济发展增加了我国企业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创新成为企业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决策团队作为上市战略的制定者和引导者,对企业的创新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本文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连续4年形成的2800组数据对决策团队激励与创新行为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决策团队股权激励、薪酬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对创新行为均有正向影响。同时对三种激励契约治理效应的差异化进行了分析,发现与股权激励和控制权激励相比,薪酬激励对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最强。     

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

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法律框架和监管体系还未建立,缺乏成熟的机构投资者和优秀基金管理人,退出渠道还不顺畅,这些问题都亟待在发展中加以探索和解决.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应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推动作用,保障PE基金市场化运作,改善机构投资者投资政策环境,拓展PE退出渠道,培育优秀的基金管理人.     

股权激励、市场有效性与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关系

在对股权激励过程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数学模型、从理论上研究股权激励和不同市场有效性条件下的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股票市场是否有效,股东给予高管人员的最优股权数量以及股东和高管人员的均衡预期总收益将随着高管人员能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随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激烈程度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而减少。当股票市场有效(无效)时,高管人员的最优努力水平随着高管人员能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加(降低),随着上市公司所处行业竞争激烈程度和市场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而减少(提高)。论文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股权激励和市场有效性对上市公司委托-代理关系的作用机理。     

内部人股权激励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7—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内部人股权激励对企业R&D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内部人股权激励与企业R&D投入强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高管层持股比例、董事会持股比例、监事会持股比例等对企业R&D投入强度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对企业管理层、治理层等内部人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R&D投入强度。因此,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适当提高公司治理层持股比例;完善企业经理人市场并实施企业管理层股权激励;完善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对企业R&D投入的积极性。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现状探析

因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完善,企业高管常常自己决定自己的报酬.随着高管不断加薪,舆论也越来越关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问题.本文在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现状进行定量分析的基础上,为优化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提出了相关保障措施.     

PE（私募股权）搅活产权市场

随着鞍山市商业银行5亿股国有股股权在鞍山市产权交易中心挂牌转让项目的进行，截止十月十一日，已有十几家业内同行及机构投资者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咨询，表现出了浓厚的投资意愿，在这众多的咨询者中，就有PE（即私募股权，以下简称PE）的身影，因此这也使得鞍山的国有股权转让有了与PE亲密接触的机会。     

我国发展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问题初探

私募股权基金通过私募形式获得较大规模投资资金，对非上市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尤其对于中小企业融资可作出突出贡献。作为一种特定的金融工具，私募股权基金不仅其投资功能有独特的个性，而且具有一般金融工具所没有的运行低成本、价值回报高等经济优势。但是私募股权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刚刚起步，现有法律仅解决了其存在形式的合法性问题，而基金的运作、监管、退出等基本没有法律保障，为此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私募投资基金助力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三大法律障碍

据商务部统计,海外并购已经超过绿地投资,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走出去"战略的最主要的方式。回顾以往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成功的案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海外并购的融资、交易、公关及整合等各个阶段都起到了非常专业和积极的作用,并且获得了学界及实务界的一致认可、甚至推崇。然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帮助我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过程中,正在或者将要受到来自法律层面的掣肘,比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法律组织形式的混乱、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主体及对外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各种限制,这些法律隐患都会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挥其在海外并购中的积极作用产生障碍。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强度及分布结构的影响因素研究

不能简单地认为股权激励是一种解决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工具.授予激励对象多少股份,如何在高管和骨干员工之间分配激励股份,实际上是企业在市场强制力下,对自身生产经营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特征多种因素考虑权衡后的一种制度安排.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目前国内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强度受到规模、股权集中度、独董比例、代理成本、企业性质和负债水平等因素影响;激励分布结构受到技术特征、规模、独董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水平等因素影响.上市公司制定股权激励计划需要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特征进行全面考察,并对企业面临的市场强制力作出评估,以保证股权激励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企业管理者激励补偿效应:盈余管理的角色——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比较分析

文章突出盈余管理的角色,对比分析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管理者激励补偿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其会计报表业绩存在迎合行为。在剔除盈余管理后,高管人员的薪酬并没有起到激励作用。而民营企业,无论会计指标还是市场市标,无论是否剔除盈余管理,薪酬都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国有与民营企业在企业绩效和薪酬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新视角下的高管激励研究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人力资本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主导了整个企业的资本增值.高管作为企业人力资本的投资者之一,以产权确认和对企业剩余价值分配权的分享为主要内容的新型高管激励将成为最佳的投资回报方式.本文在新的视角下对高管激励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从高管激励含义、确权依据、分配方法设计等多个方面展开大胆的突破和积极的尝试,为高管激励的变革提供了崭新思路.     

高管股权激励真的具有治理效应吗——争议及新进展

时至今日,我国上市公司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法律障碍已不复存在,它在改善企业绩效中的正面作用成为相关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然而,学术界对这一治理效应尚未达成共识。鉴于此,有必要对整个文献的研究脉络和主要争议进行梳理与剖析,并进一步明确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研究前沿的显著特征,即从高管机会主义行为的视角深入挖掘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反向关系,这对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提出了较大质疑。国内研究欲弥补与国外之差距,探寻新的研究空间,可从多个方面拓展:深入剖析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理;充分关注并解决股权激励的内生性;全面研究并比较不同股权激励模式的实施效果。     

风险、相对业绩与高管薪酬——对中国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项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最近几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政策是否符合委托—代理理论的两个重要理论预期:保险—激励权衡关系与相对业绩假说。本文在不同的估计方法下均得到显著正的薪酬—业绩敏感度,而且薪酬—业绩敏感度随着公司业绩风险或离差的增大而显著下降。这一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保险—激励之间的权衡关系,这也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确定其高管薪酬时,需要考虑委托—代理问题。虽然使用行业相对业绩作为参照标准来确定高管薪酬在理论上是相当合理的,但我们并未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行业中其它企业业绩挂钩的实证证据。     

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银行高级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是银行治理结构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它决定了银行治理结构的核心框架。实行薪酬激励的主要目的是将高管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尽量的协调一致,以减少代理成本。以中国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银行业高管薪酬激励的有效性。主要结论是,目前我国银行业高管薪酬与银行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高管薪酬激励增加了银行的经营绩效。银行高管的权力对高管薪酬水平有重要的影响,CEO与董事长、董事分离程度越高,高管的薪酬水平越低,高管得到的非正常薪酬越少。     

风险、相对业绩与高管薪酬--对中国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项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最近几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政策是否符合委托-代理理论的两个重要理论预期保险-激励权衡关系与相对业绩假说.本文在不同的估计方法下均得到显著正的薪酬-业绩敏感度,而且薪酬-业绩敏感度随着公司业绩风险或离差的增大而显著下降.这一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保险-激励之间的权衡关系,这也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确定其高管薪酬时,需要考虑委托-代理问题.虽然使用行业相对业绩作为参照标准来确定高管薪酬在理论上是相当合理的,但我们并未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行业中其它企业业绩挂钩的实证证据.     

论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制度的困境与对策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有效的长期激励机制,是降低代理成本,提高高管积极性的重要手段。本文从股权激励试水特征出发,基于股权激励在国有企业实施中的被动性特点,以三维的视角来阐述构建国有企业内部约束机制与外部约束机制的关联关系及立法制度配置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