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批判的继承,还是全盘肯定?——再与冉昭德先生商榷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

冉昭德先生的《怎样对待班固与<汉书>?》一文,是针对我的《怎样认识班固的历史观》一文而写的。在这篇文章中,冉先生提出了一些很值得讨论的问題。本文着重于对几个有关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的原则问題,提出一些与冉昭德先生不同的看法,以便于进一步讨论。分歧的实質是什么? 关于我们讨论班固的《汉书》问題的分歧,本来是很清楚的。冉先生一味的称赞所谓班固的历史观的“进步方面”,认为班固对事务的看法能“不偏执一端”而“注     

陈白沙哲学本体论的再认识——兼与章沛先生商榷

<正> 章沛先生在他所著《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提出“白沙的自然道论,是朴素唯物哲学本体论”观点,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我觉得陈白沙哲学本体论,就其体系而言,是比较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本体论.本人不惴浅陋,就此谈点个人看法,以就教于章沛先生及诸行家学者.     

再谈《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与司马迁的卒年问题

<正> 《青海社会科学》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发表了袁伯诚先生的《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与司马迁的卒年》一文。这篇文章对我的《司马迁生卒年考辨》(《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一文中有关《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和司马迁的卒年提出质疑。读了之后,对我虽有启发,但觉得一些主要问题仍有商榷的必要。     

《〈硕鼠〉是一篇祈鼠的祝词》补说──兼代陈建生同志答李金坤先生

《〈硕鼠〉是一篇祈鼠的祝词》补说──兼代陈建生同志答李金坤先生谭步云很久以来，我一直怀疑“《硕鼠》就是著名的反剥削、反压迫的诗篇。”①这一提法。并不是说这提法不可信，而是觉得这提法之内还应存在着更深层的底蕴。终于，自陈建生同志的文章《〈硕鼠〉是一篇祈...     

“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质疑

<正> 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这是多年来我国理论界的一种流行提法(以下简称“一部分”提法)。我认为,这一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原理,也不是出自经典作家之口,更与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现状不尽一致,有必要加以讨论。(一) “一部分”提法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的下列论述。1916年6月,列宁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中说:“民主运功的个别要求,包括自决在内,并不是什么绝对的东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义(现在是一般社会主义)运     

“物质与意识的对立统一”是唯心辩证法的命题——答张明同志

<正> 张明同志在一九八三年第一期《齐鲁学刊》上发表了《应当正确理解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我的拙见——“物质与意识不是对立的统一”,提出完全不同的意见,这是很值得欢迎的。可以肯定,这种公开的讨论,对澄清理论观点上的是非,是极为有益的。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反复认真拜读张文以后,觉得它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当人类社会产生之后,……自然界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即自然界不再作独立之物存在着”等提法,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对张文的观点及其对我的批评很有答复和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以便再次就教于张明同志及其他关心这一讨论的同志们。     

积极开发自然资源,放手发展商品经济——读《西部经济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正> 读了《群言》1985年第8期刊登的费孝通同志关于《西部经济发展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一文后,觉得很受启发。我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和某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现就其中的两个问题,主要结合青海情况,提出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算是学习这篇文章后的心得体会。     

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的绝对真理是存在的吗?——与周青川同志商榷

<正> 本人在《国内哲学动态》1981年第2期上,曾发表过“相对真理之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小文章。此后,周青川同志发表了“也谈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绝对真理”的文章,(见《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3期,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该文)提出不同见解。关于由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人们到底能否获取,实现它,亦即这种绝对真理是否存在的问题,自然是一个需要哲学界认真讨论和澄清的问题。拜读周文之后,觉得有必要进一步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目的、态度、方法--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

一　　前不久读了康保成先生的《90年代景观 :“边缘化”的文学与“私人化”的研究》① 、蒋寅先生的《文如其人———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② 与戴伟华先生的《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③ ,我非常赞赏他们的看法。康先生的文章涉及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 ;蒋先生的文章涉及我们对待古代文学理论、文学观念的态度 ;戴先生的文章则谈到了研究方法。这三篇文章 ,把古代文学研究中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康先生的文章显然是有针对性的。近几年来 ,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似乎感到 ,古代文学的研究被冷落了。它为什么被冷落了…     

《鸿门宴》评析三疑

<正>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艺术成就最高的篇章之一,而《鸿门宴》又是《项羽本纪》中最精彩的一部分。清代郭嵩焘说:“巨鹿、鸿门、垓下三段,自是史公《项羽本纪》中聚精会神极得意文字”,而“鸿门之会却处处写得奇绝、陡绝,读之使人心摇目眩。”(《史记札记》)宋代刘辰翁评《鸿门宴》也说:“叙楚汉会鸿门事,历历如目睹,无毫发渗漉,非十分笔力,模写不出。”(《班马异同评》)因此,《鸿门宴》历来为人激赏,成为高中语文的传统篇目,也成为《史记》研究者、评析者分析评论的重点。但在众多的分析文章中,有些看法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这会模糊读者、特别是中学生的认识,所以对这些提法有讨论、辨明的必要。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向科学共产主义转变的时间问题

<正>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时期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彻底转变,这种提法,现在已经流传得如此之广了,以致于所有与此有关的文章和著作几乎毫无例外地转述着,就象一个公式、一条定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科学概括。它显而易见地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它没有展示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进程的详尽脉络,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为了纠正这种偏颇之见,我们重新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沿着这两位思想家的足迹,找到了这样的答案:     

《<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毁辨》的质疑

黄永年先生近年发表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抽毁辨》一文,力持《自述》原稿未被抽毁说。早在1982年钱远镕先生在《学术月刊》上也发表了《李秀成<书供>原稿未被撕毁——与罗尔纲先生商榷》一文。我有些不同看法,提出来求教二位先生和读者。一、黄先生提出的《自述》原稿未被抽毁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一)黄先生说:《自述》原稿,“如被抽毁过,必然会按照不同的抽毁方式留下不同痕迹,但在这个写有原稿的簿子上找不见任何痕迹。”如果其中某些整页被抽毁,则被抽去     

简评《秋瑾诗文选》

<正> 秋瑾,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才华横溢的爱国女诗人。她的诗文,俱收入《秋瑾集》中,但向无注解本。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郭延礼选注的《秋瑾诗文选》,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较理想的选注本。这是郭延礼同志继《龚自珍诗选》(齐鲁书社出版)之后又一学术著作,是他致力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又一可喜成果。喜读全书,觉得特色有四: 一、立论平允,选目精当书的“前言”,是一篇扎实深刻、见解独到的学术论文,既是对秋瑾生平事迹、诗文成就的概     

批判《长恨歌》研究中的資产阶級观点

近年来,在关于《长恨歌》的讨论中流行着相当多的“抹煞阶级界限”的观点,为了引导读者正确地认识这首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古典诗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意义,以及它在今天还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加以批判,并提出一些我的看法和同志们商榷。一周来祥同志在《关于<长恨歌>的主題思想及其爭论》一文中说:《长恨歌》的主題思想是“歌颂了人类生活中那些美丽     

《呐喊》《彷徨》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作品

编辑同志: 贵刊1981年总1号上,发表了滕云同志的《<呐喊>、<彷徨>与鲁迅的前期思想》一文,读后颇受启发,受益不少。但对其中某些观点,有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向滕云同志请教。 滕云同志说:“如果连‘五四’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都不能属于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之列,那就有些难以索解了”。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难以索解”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伟大旗手,我体会是指鲁迅反封建的彻底性说的。当时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鲁迅是彻底地亳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战士,说他是旗手,自然当之无愧。但是如果说鲁迅这时已经是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     

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

<正> 让我从章学诚(实斋)说起。去年,我读一本史学史论文集,读到一位已故学者谈章学诚的文章,主要部分自然对章进行了充分的表彰,但文尾处忽然菲薄起来了,如说有常识性的错误,等等。这使我很惊讶,因为这位学者是素来不肯菲薄人的。当然,我的意思绝不是说对章学诚只准捧,不准骂;不是这样。常识性错误,很多人发生。后来,我又读到这位学者的老师的纪念论文集,其中一位香港学者的文章讲了一段往事。一些弟子坐在老师周围,忽然问起老师对章学诚的看法,这位老师回答说, “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这一下,我总算找到根底了。二十年来,我们史界广大师生,对“论从史出”、“以论带史”以至“史论结合”的这几个提法,虽然已经觉察到“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这两个提法各有偏差,也觉察到“史论结合”这个提法比较稳妥;但在实践中要完全祛除偏差、保持稳妥,看起来还不容易。这中间有个传统、有个影响的问题存在。你跟着一位     

释《卷耳》

<正> 《周南·卷耳》一篇,自来不得确解。近年来出版的《诗经》选注本。选译本。全注本、全译本不少,对于《卷耳》篇大都袭用方玉润的说法,即:“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闵其劳苦之作。”(《诗经原始》)然照旧无法讲通。惟独一九八○年出版的高亨先生的《诗经今注》提出了一个新见,他说: 这首诗的主题不易理解,作者似乎是个在外服役的小官吏,叙写他坐着车子, 走着艰阻的山路,怀念着家中的妻子。我觉得此说最有意思,可惜他没有详为推证,而且语气出于疑似,还不敢自信地决然肯定。我也正在读《诗经》,有相似的看法,兹不揣固陋,略为申述之。     

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高效率+社会公平》一文的商榷

读《重庆社会科学》93·5期杜含萼同志《社会主义本质就是高效率+社会公平》的文章(下简称杜文),认为这一提法以及文中的一些观点值得商榷,特提出个人的看法,与作者和读者共同探讨。 1,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下简称邓论),概念精确,内函丰富。而杜文“在此基础     

杨朱是庄周吗——《杨朱考》及其《补充论证》质疑

冯韶、冯金源先生在《学术月刊》上发表《杨朱考》、《杨朱考补充论证》两篇文章,论证了半个世纪以前蔡元培先生提出的“杨朱实即庄周”这一论点。文章谈到此论点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曾引起学术界讨论的大致情况,以为问题并未解决。因此,“直到如今,与杨朱有关的问题,即使最杰出的史学家,也会沿着传统的错误见解,得出错误的看法。”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虽然提出“杨朱实即庄周”一说,但没有详细论证,“因而当时赞同其观点者不多”。两位冯先生对蔡说重新考证,认为蔡说“是站得住脚的”。对此,我愿本着“百家争鸣”的原则,与两位冯先生商榷,同时也求教于学术界的同志。     

鲁迅诗歌杂谈——读鲁迅先生几首诗的一些感想和体会

一早期的六首新诗鲁迅先生早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六首新诗,有人说是受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写出来的,这自然不失为一种新见;但我总觉得,倘能对此提出更多的真凭实据,充分说明理由,就会有更大的说服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动了整个人类世界,象先生这样伟大的心灵,岂能不受振撼?先生在《随感录·五十九》中,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曙光”,要大家“抬起头”来迎接它,可见其时先生的心情,是何等的兴奋、激动呵!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先生那时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