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遣唐使者小考

<正> 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在生前曾用“唐史续编千万代,友情突破九重天”的美好诗句盛赞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光辉历史,表达了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的共同愿望。中日两国人民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到了唐代,随着中日两国社会的发展和睦邻友好政策的执行,中日之间的友好往来更加频繁,文化交流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经日本历史学家木宫泰彦先生研究,有唐一代日本曾先后派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有三次虽已任     

唐朝时期中日文学艺术的交流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早在两千年前,两国人民就刳木为舟,冲破惊涛骇浪,开始了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到了唐代,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封建的经济、文化得到高度发展,以唐朝首都长安为中心,中日文化交流达到了高潮。自公元六三○年至公元八九四年,二百六十四年间,日本政府共任命遣唐使十九次,其中到达中国的有十三次。随着大批日本使臣、留学僧和留学生来华观摩学习,中日之间的文学艺术交流也出现了空前的盛况。     

试评日本一代宗师——空海

日本高僧空海大师,为了入唐求法跟随日本的第17次遣唐使船来到中国,收获很大,对佛教和中国文化造诣很深,创立了日本的真言宗,他不仅在日本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试评日本一代宗师——空海

日本高僧空海大师,为了入唐求法跟随日本的第17次遣唐使船来到中国,收获很大,对佛教和中国文化造诣很深,创立了日本的真言宗,他不仅在日本佛教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也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古代福建对日交往及其影响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在两千多年前，两国就有了友好往来。公元589年，精统一中国，日本与隋朝往来更加频繁。到唐朝，两国之间的关系远远超过前代，整个唐代日本曾先后派19次遣唐使“。唐天宝三年（744年），鉴真和尚与日本僧人荣壑、普照等人曾派人到福州买船以东渡日本。唐贞元二十年（804年）七月，日本派出遣唐使团学问增空海、格逸与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等人所乘第一艘船因遇风暴，在海上漂流多日，于八月十五日到达福州长溪县（今霞浦县赤岸镇），这是福州境内首次接待日本遣唐使船舶。当年十一月三日，在福建观察使兼福州刺…     

古代福建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探略

我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之隔,二千多年前,中日两国就有了友好往来。福建地处祖国东南沿海,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更显频繁。(一)据《文献通考》卷324说:日本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日本与中国南朝约60年间往来共有八次。我国劳动人民因避乱或谋生大量移居朝鲜,也有不少东渡日本,有的自东冶(福州)出海,经夷洲之北,过琉球到达日本。他们为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碧海难隔肺腑情——从李白、王维和日本留学生晁衡的友谊想到的

晁衡,日本人,本名阿倍仲麻吕。中国名晁衡(又称朝衡)。他是唐时日本派往中国的留学生中最有名望的人物。唐代中日两国间的友好往来,是非常频繁的。历史记载,从七世纪前期到九世纪前期的二百余年间,日本就有十多次往中国派来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是在纪元七一五年他十七岁时,和另一个有名望的留学生吉备真备,随着使节团来到中国留学的。     

中国西藏与尼泊尔关系探微

本文通过汉藏文资料,概述了中国西藏与尼泊尔古代、近代、现代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关系,说明了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     

弘法大师与日本佛教

弘法大师是日本平安朝前期的一位高僧,曾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中国留学约二年,回国后开创真言宗,著书立说,为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和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建树了不朽的业绩。 弘法大师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功绩是卓著的,其影响远不止于佛教领域,对日本的文学、语言、教育、书法、绘画、建筑、雕塑、产业等方面都有贡献。不仅在日本的史籍中有大量的记载,而且在中国的《旧唐书》、《新唐书》、《贞元释教录》、     

弘法大师与中日文化交流

弘法大师是日本高僧空海的敕赐法号,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位值得纪念的杰出的人物。他和阿倍仲麻吕、鉴真大师等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先人们一样,为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业绩,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躯者之一。 弘法大师生于日本光仁天皇宝龟五年(即唐代宗大历九年,公元七七四年),三十一岁时(日本桓武天皇延历二十三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八○四年),随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中国,在中国留学约二年,于公元八○六年八月离开中国回日本。     

遣唐使小考

公元六四五年,日本大化革新后,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为了借鉴中国的经验,便派出遣唐使(日本对派往唐朝使节的称呼)来到中国。早在唐朝初期,在公元六三○年日本就派了以犬上御田锹为首的第一次遣唐使,来到中国访问。大化革新后,派出的遣唐使十分频繁,规模逐渐扩大。据日本史书记载,自公元六三○年至八九四年的二百多年间,任命遣唐使达十九次之多,正式派出而到达了唐朝的有十三次。公元八世纪前,每次运送遣唐使团的木船一至二只,每船约载一百二十人。公元八世     

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与九世纪东亚海上通交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九世纪东亚交流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一史料的深入探析,从新罗人在九世纪东亚海上通交中的作用和以日本遣唐使为中心的唐日邦交礼制体系两个层面来诠释九世纪的东亚海上通交,以期对这一时期的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有一个较为微观、具体的认识.     

中国唐朝遣日使考

中日两国有长期交往史,在中国唐朝时期这种交往日趋繁密。为了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唐朝学习其先进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从公元630年始到公元894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达19次之多。 日本统治者为向唐朝学习派“遣唐使”,而中国唐朝为直接传播中国古代文明,也主动向日本派出了“遣日使”。     

关于重开丝绸之路的探讨

<正> 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畅通,不仅对促进古代中国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中国人民同中亚、西亚以及欧、非地区各国人民商业联系和友好往来的交通要津,载誉于世界文明史册。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政     

六朝时期中国与百济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

中、韩两国境上相邻、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友好往来、文化交流未曾间断。这些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活动，曾在两国的历史上对经济发展、文化繁兴和社会进步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和积极影响。六朝时期是中、韩两国关系史上的奠基时期，两国间的交往已从初步接触走向日渐频繁，文化交流内容广泛丰富，其中中国与百济间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活动尤为引人注目。现据中、韩两国史籍记载并结合韩国境内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试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以供大家深入研究时参考。百济原为古代朝鲜扶余族的一支，与高句丽同出一系。①据韩国史籍记载，百济…     

朱杰勤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朱杰勤先生是中外关系史学界著名的专家之一,在其近60年的笔耕墨润中,朱先生在中西交通、中外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华侨华人和东南亚史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朱先生对中外关系史学科的贡献更在于其理论方面的重要建树。     

历史上藏汉民族文化交流综述

本文通过藏汉文史料,较系统地对历史上藏汉两族在雕版印刷、佛教与译经、文史典籍、建筑测绘、工艺美术、天文历算、医药学、体育项目、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作了概述,从而进一步说明,历史上藏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合作和两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团结互助的关系,是十分深远而密切的,并且是藏汉两族人民相互关系的主流。     

中国法书对日本书法的影响

日本书法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法书的传入有相当直接的渊源关系。盛唐时,王羲之等的法帖传入日本,受此影响,日本书法开始确立,及至日本奈良时期,全面模仿唐朝,崇拜晋唐的书体在日本盛行。王羲之等的书体由那些来唐朝学习的遣唐使带回日本,当时最著名的有最澄、空海、橘逸势等。晚唐以后,追随和模仿中国的倾向衰弱下来,与此同时,日本自己的民族文化也萌出了新芽。南宋时候的日本书法界,宋朝的书体开始向以王羲之书体为基础的唐朝书体挑战了。明清以来,中国众多书法家的法帖流入日本,使得日本书法界异彩纷呈。     

日本遣唐使来华不携国书说献疑

唐代中日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文交流,道路不绝,仅日本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的“遣唐使”就有近二十次之多,史界流行,日本遣唐使来华不携国书之说,似不合史实,特此献疑。 首倡此说者,为日本学者森克已、木宫泰彦二氏。他们认为,日本政府以公元607年(隋大业三年、日本推古天皇八年)遣隋使呈交隋政府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国书曾引起隋炀帝的不满为由,有唐一代,遣唐使入华便不再携带国书,相因成习,遂成惯例。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为中日两国史学界广为采纳,形成定说。     

日本横滨开港与华侨社会

随着西力东渐的殖民贸易浪潮日益强劲，１９世纪中叶以来日本横滨被迫开港，成为欧美国家与亚洲进行贸易的重要基地。欧美国家开通的东亚航线把横滨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紧密联系起来，中国人由此开始移住横滨并逐渐形成了华侨社会。日本横滨的华侨社会为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和中日友好往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