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婚姻伦理之“源”“原”探究

中国婚姻伦理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起源于原始血亲婚配禁忌，历经了群婚伦理、对偶婚伦理的演变，到了周代，一夫一妻制婚姻伦理便基本形成。但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农业社会后形成了迥别于西方的传统婚姻伦理。这种差异主要是中西方自然环境、经济形态、政治结构和文化价值的历史条件之“原”的差异造成的。     

"三个代表"思想的政治伦理解析

政治伦理是政治和谐之应当。对政治伦理的考察可以从政治伦理价值、政治伦理原则和政治伦理规范三个方面入手。“三个代表”思想具有政治伦理的特性 ,“三个代表”的价值目标是政治伦理价值在阶级社会里最充分的体现 ,“三个代表”思想中有关执政的原则要求充分体现政治伦理的一般原则     

政治伦理视野内的行政"价值中立"

“政治与行政二分”虽是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基础,但长期以来对这一基本命题一直存在着争议。文章从“价值中立”出发,在政治伦理的视野内分析了政治与伦理的关系、行政与伦理的关系,指出现阶段解决这一问题的措施是从公共道德和个人美德两个方面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政治判断及其伦理立场

政治生活离不开政治判断，政治判断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形式，从内涵上讲可以是一种政治认识的跃迁，也可作为政治思维的形式，同时还是政治现象的价值评价，更是一种政治行动的能力，不能对政治判断进行单一理解。从类型上讲，政治判断可以区分为政治事实判断、政治价值判断、政治指令判断三种，不过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有时会出现交叉重叠的情况，甚至会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任何政治判断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都有特定的价值立场和受价值观的支配，其中政治伦理的立场对于正确的政治判断最为根本，因为政治与伦理从来都不是分离的。新时代政治判断的伦理立场就是责任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忠诚的立场与历史的立场。     

政治妥协的伦理辩护

现代社会需要对政治妥协作出澄明的伦理辩护,为政治生活解答妥协的伦理必要性、妥协的伦理共识、妥协的现实伦理取向以及妥协的伦理价值趋向等问题.解决这些道德难题必须立足于人们的现实生存需要,立足于人的生存论条件差别的差异性,去寻找当下政治生活中妥协的现实可行策略,并在人的生存方式的共演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最终实现政治妥协的实质性价值.     

论孔子"仁"的伦理与政治实践意义

孔子提倡“仁”是具有复兴周政治的非常鲜明的政治理想背景的。“仁”主要是衡量人对于他人所负责任的一个伦理——政治的德行评价标准。“仁”是一种博爱精神,它发自人的内心,由亲亲(孝)的天性出发,经过同情心推及其他的人。它与基督教文化和大乘佛教文化提倡的(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的无等差的“博爱”区别在于一、它不是神性的,而是人性的。二、它具有伦理和政治的等差。     

伦理型政治和法理型政治——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作一外在形态的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中国是一种伦理型政治,而西方是一种法理型政治。具体而言,中国的政治秩序主要靠伦理观念采维持,政治活动靠伦理观念来调节,政治权力靠伦理观念采制约,伦理观念在社会政治体系中居核心地位;与之相反,西方的政治秩序靠法律维持,政治活动靠法律调节,政治权力靠法律制约,法律是西方政治体系的核心。     

内圣外王:早期儒家伦理政治构想的理想境界

儒家移借了“内圣外王”的理念，把它作为伦理政治的中心信念进行了最内在、最系统、最深入的阐释，在孔、孟、荀、董四个原创的思想家那里，内圣外王代表了伦理政治理论中伦理和政治两个指向的最佳状态；它所讲的其实是伦理政治从源起到普遍推展的递进过程。内圣外王强调政伦双修，其实是为了解决伦理政治的政道问题。     

"家国一体"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分析

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价值取向。随着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统治者把家庭伦理移植到政治生活范畴,建立起一整套诸如“忠孝一体”、“宗法礼制”等“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伦理规范,从而通过树立“君父权威”实践并强化其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最终导致公权私化、家国一体。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早期儒家伦理政治构想

政治思想家们都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如何使理论致思可以收到社会政治层面的实际拄制效果。对 期望以理想指导现实的政治思想家而言，重要的是将理想一贯到底，使之能够主导社会政治生活，理想 也就有可能兑现为现实。对于就现实论现实的政治思想家来讲，当然就务必构想或设计一套有效的控 制方案，使各种必须加以约束的人与事可以严密地控制起来，使之收到保护杜会“秩序”的效果。前者正 可以说是早期儒家必然行走的道路，后者则是法家所采取的大致思路。事实上，在上述政治统治类型的 区分之外，儒法的设计在真实的政治运作中只能互补而为，这是由人的思想与行为互动的规定性所决定 的，但在理论建构的范围内，德性主导便具有排斥政治强控的要求，因为强控是与德性背逆的。因而，早 期儒家确立起伦理主导政治，以政治来实践伦理规范的大思路之后，他们也就势必要将伦理准则深入到 社会各个领域，从中树立伦理的至上权威性，以期达到伦理本身的“自我实现”。这也是早期儒家的理 论，所注定的一种理论趋向。可以说，早期儒家的伦理政治理论，落实到政治的操作领域，便必然成为一 个以伦理规范来统率政治操作的直贯系统：唯伦理成为其政治精神，由此导致唯政治化局面，两者是合 二而一的。而伦理规范直接     

公心、公道与公制：传统中国以“公”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伦理模式探析

中国古代建构了以“公”为核心价值的理想类型的政治伦理模式。由“天之公”到“人之公”,“公”价值系统在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中得以确立核心地位,并在具体的政治统治中形成以“公心”为执政的伦理动机,“公道”为执政行为的伦理准则,“公制”为政治统治的制度伦理。这个“公”本位的政治伦理模式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建设颇有借鉴之处。     

“孝”与“孝治”：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孝治国”的朝代。汉代之所以重孝，究其历史渊源，主要是受先秦重孝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对秦孝理念的继承与反思。汉朝推行“孝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高祖时营造氛围，景帝时期正式开始推行，一直到武帝“罢黜百家”，“孝治”才得以全面实施；在东汉时“孝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代推行“孝治”的举措有很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孝”上升为核心价值观；二是在教育中大力推行《孝经》；三是“孝”与选官用人相结合；四是引“孝”入法令政策。从“孝”到“孝治”，汉代从国家实践层面全面完成了伦理与政治的同构，这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政治上看，伦理与政治的同构为汉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撑；从社会层面来看，利用核心价值观增强了汉代社会凝聚力；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汉代伦理与政治的同构提振了文化自信，推动了精神文化的传承。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兼爱":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伦理基础

“兼爱”是墨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墨家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思想,与儒家的“仁爱”伦理、西方文化中的“博爱”思想相比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兼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是商品经济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伦理原则,有兼爱之心,使利己心(爱己)与利他心(爱人)之间平衡,这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主体取得双赢、多赢所应当遵循的道德原则,也是现阶段社会走向和谐的道德需求。     

政治伦理研究的理论视域

本文认为政治伦理学的形成具有充分的现实合理性和紧迫性,并分析了政治伦理概念界定的三种取向,指出政治伦理研究主要包括对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以及政治伦理主体的伦理审视,政治伦理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伦理情结

朱光潜先生说:“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去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象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对他们来说,哲学就是伦理学,也仅仅是伦理学。”的确,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是“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就是说,中国哲学不是把外在的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来体验;主张知行合一,不注重提高知识的水平;把求真与求善混合起来,使求真成为趋善的手段。其结果,不注重探索自然规律,只注重践履人际关系、道德伦理,进而实现某种政治理想。中国哲学的伦理化特征,制约和规定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发展方向,使人们只注重趋“善”,不注重求“真”;只注重思考人伦关系、道德原则,不注重超验性思辨。这就形成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心理机制。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致力于对事     

试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揉百家学说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对我国的政治文化有重大的影响。本文从“均平的伦理原则是中国古代经济改革与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爱民富民、重本抑末的经济伦理思想是封建帝王的经济决策原则”，“经济伦理转化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秩序原则”三方面对此进行了论述。     

近十年来国内"政治伦理"基础理论研究述评

近10年来我国政治伦理基础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学界争议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大致可以归为概念、研究内容、功能与核心、政治与伦理的关系、结构及发展模式等.在整体研究水平,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论儒家乐论的伦理政治型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中国学术始终将道德伦理与社会政治作为话语主题之核心,儒家乐论即呈现出鲜明的伦理政治型特征。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能折射出政治之得失与道德之盛衰,因而察乐可以知政。儒家认为礼和乐都具有治国经邦之功能,但礼作用于社会是别异,乐作用于社会是和同。儒家重视乐的伦理价值和政治教化功能,认为乐“通伦理”,可以培育人崇高的道德精神。儒家乐论蕴涵的文化特性对当代民族精神家园之构建有深刻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