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中世纪村官制度评析

村官制度是英国中世纪乡村基层组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村官在管理村民的生产生活、维护村庄共同体利益等方面起到尤为重要的作用.但作为领主与佃农之间的中介,使得他们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其职能主要分为行政、司法、治安以及日常生活管理等方面.通过对村官制度的分析,可以深入了解中世纪英国乡村基层组织的内部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方式.英国中世纪的村官之所以没有沦为领主压迫农民的工具,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民选传统以及民主监督机制.     

中世纪商人法初探:其范畴、渊源与法律特征

中世纪商人法是中世纪法律渊源的重要一支。商人法既是欧洲中世纪中晚期商业力量壮大以后逐渐系统、成熟的法律体系,也是古代商法、罗马法的继受法。它成型于商人阶层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相关商业惯习、规则的累积,同时也是当时各封建领地执政予以系统化的历史结果。商人法体现了其自身特有的法律特征,即它的习惯性、自治性和通行的跨地域法的特征。中世纪商人法的独特历史地位与影响,是理解中古法律史与封建社会经济之世俗化进程的极为关键的出发点。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蒙古语历史发展及其方言形成概述

蒙古语是世界上古老的语言之一,它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慢长的历史过程。 追溯蒙古语的形成自然要从阿尔泰语系谈起。阿尔泰语学者们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构拟和设想了原始蒙古语起源于阿尔泰语言共同体(或阿尔泰原始语),由阿尔泰语言共同体分化为突厥—楚瓦什—蒙古—满洲—通古斯语言共同体和原始朝鲜语;由突厥—楚瓦什—蒙古—满洲—通古斯语言共同体分化为突厥—楚瓦什语言共同体和蒙古—满洲—通古斯语共同体;由蒙古—满洲—通古斯共同体又分化为原始蒙古语和原始满洲—通古斯语;由原始蒙古语(或共同蒙古语)形成了中世纪蒙古语。最后,从中世纪蒙古语又进一步分化为现代蒙占语,莫戈勒语、达斡尔语和蒙古尔语等等。     

组织公共性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造

村庄公共性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在开放、流动、分化的乡村社会场景中，村庄公共性的再造需要以基层组织为枢纽，整合乡土社会的伦理性、科层制的程序性和群众路线的政治性，并通过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载体、组织体系的能动性调适实现村庄的组织化，塑造村庄公共秩序。组织公共性是村庄公共性的适应性形态，它突破了村庄单元的限定，在融合国家制度因素的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见，村庄公共性并不必然随着乡村社会变迁走向衰落，而是能以富有韧性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再造。     

村庄共同体视角下的农村现代化路径思考

近年来,农村现代化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其具体实现路径问题上,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和范式主张是通过城市化的方式加以实现.但城市化绝不是农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及社会实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无法脱离城乡共同体,农村现代化无法脱离村庄共同体.构建财富、治理、设施、精神、生态“五位一体”的村庄共同体,对推进新时期农村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村庄的大转型

中国的村庄是有实质性意义的农村社会单位;因此,村庄的30年转型集中呈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特征与问题。本文把中国农村30年的变迁放在村庄与市场、与国家、与城市社会三大关系转变中加以考察,认为村庄正在经历从农业共同体到城乡社区衔接带之弱质自治社区的大转型;其主要涵义是指:(1)经济共同体转型——基于农业和农民半市场化、半受非市场化保护的政策环境,以及双层经营而农户经营实际上更受政策支持的经营环境,村庄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大队,转向具有不确定性的社区经济共同体。(2)治理共同体转型——基于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和地方性实践突破,村庄从国家的基层治理单位,转向国家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单位,乡土性公共领域得到初步生长。(3)村庄作为农民社区的转型——从传统农业社区开始转向城乡社区衔接带的弱质端。而中国村庄是否有前途,既取决于国家、市场、城市对农村的态度,也取决于农村和农民对国家、市场、城市的态度。     

“礼法共同体”的行动逻辑——基于农村新集体化视阈下的村庄图景

"礼法共同体"是相对于"村落共同体"、"村社共同体"的不同提法,农村"新集体化"成为了构建"礼法共同体"的重要基础。"新集体化"较"传统集体化",即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乡镇企业有着迥然不同的特质,体现为村级集体经济所引导的村庄整体嬗变。在此冲击下,蕴含于共同体生活世界中的"礼"开始逐渐淡去其光晕,而作为系统世界中"法"的元素开始扎根于其中,与"礼"进行着交互与糅合。由此,"礼"与"法"共存于共同体内部,成为了引导村民行动的两股不同约束力量,呈现于村庄的经济场域、社会场域、经济场域之中。     

国家权力的再嵌入：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共同体再建的一种尝试

村庄共同体之困是当前农村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把分散的农民重新凝聚在一个具有现代特征的村庄共同体中，完成农民从身份、利益到情感的回归，不仅是破解农村治理困境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本文基于村庄共同体衰落的现实，试图从国家权力嵌入的角度，分析国家权力嵌入农村的历史经验和政治逻辑，明确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权力再嵌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提出国家权力在村庄共同体再建中扮演着价值引导者、制度供给者、利益调和者、服务提供者等多重角色，必须以法定渠道、民主对话姿态嵌入农村，不断提升国家的整合能力，以弥合农村治理的裂缝。     

都市村社共同体——有关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个案研究

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与城中村相伴生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这种组织化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社会空间”。笔者提出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概念,为村庄研究增添了“走向终结型的村社共同体”类型。     

市场经济中的伦理共同体——关于韩村河的个案研究

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着一类特殊的文化现象--市场经济中的村庄公社,韩村河即为其中一例,其特点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依然坚持集体产权、公社化道路.本文通过调查发现,村庄公社其本质是建基于乡土伦理基础之上的共同体,并通过村庄精英的作用、"外圆内方"式的独特运作机制得以维系.     

我国城市共同体重构中的文化冲突及其调适

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原有的单位制和村庄共同体逐渐消解,庞大的人口流动使城市居民成员日益复杂,城市共同体正经历着解构与重构的双重过程.现代城市内部的冲突以文化冲突为甚.立足现实,探析现代城市文化冲突的背景与机理,寻找调适策略,重构城市共同体,对城市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新型城市共同体是一个具有主体自由性、实践创新性和未来开放性的共同体,是所有城市人的温馨家园,能为现代城市人提供一种崭新的生活空间.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背景及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对于共同体思想的产生,最早在古希腊时期,马克思曾对共同体思想做了区分,解释了血缘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阐述了它们的差别和联系.在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外交战略思想.由此可见,共同体思想对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利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共同体思想是指导国际关系向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的重要思想,因此了解共同体思想发展,研究共同体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大的意义.     

村庄共同体视域下合作社一体化模式的合法性分析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倡导市场竞争的效率机制，另一方面以计划协调为主导的合作社一体化组织模式却备受推崇，而且被公认为最佳的组织形式，代表着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演进的方向。文章从内嵌村庄文化规则的村庄共同体角度解渎合作社一体化模式，认为该模式获得了村庄场域中的身份合法性、制度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有效地实现了合作社、公司和农民三大利益主体的有机整合，获得了村庄共同体内的合法性。     

略论欧洲共同体竞争法

欧洲共同体竞争法是欧洲共同体法中发展比较迅速、影响比较大的一个部门法。它对于维护共同体的统一,促进共同体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对共同体竞争法作一简要论述。     

论中世纪宗教与科学技术的关系

中世纪宗教对科学的发展具有二重作用。可以这样说,中世纪宗教作为一种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但是,中世纪宗教与技术的关系是融洽的,它从两个方面推动了技术的发展:一是它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二是它营造了一种有利于技术发展的社会价值导向。     

合作社组织与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

转型中乡村存在着诸如农民个体化、共同体意识弱化及乡愁不在等村庄被撕裂的“碎片化”现实。因而,“统合”就成为乡村建设一个必然论题。从社区经济-社会角度看,合作社兴起与发展为“统”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以具有社区基础的合作社为依托,在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前提下统合村域社会,并在此中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集结”和村社共同体重建。当前许多村庄实例也都表明,合作社在村庄治理,如滋养社区公共性、恢复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缓解农民焦虑感等方面,不仅可以而且也能有所作为。     

浅析建构主义共同体和平论与东亚安全

东亚是安全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 ,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论对东亚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它有助于东亚各国形成相互信任和集体共识 ,创造东亚稳定的安全环境 ,从而形成一个建立在国际政治文化基础上的共同体。使共同体和平论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中世纪东欧大水路贸易简论

商业繁荣是中世纪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之一.中世纪商业的发展不仅打破了区域间封闭的状态,更最重要的是,它促进了地区集权政治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商品化布局,并为世界民族的不断融合提供了可能.东欧大水路贸易作为一种中世纪商业的表现形式,与当时繁荣的海路贸易形式并驾齐驱,构成北欧与西欧地区间贸易的双桥,为国际长途贸易的繁荣注入了活力,并在中世纪东欧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