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创作目的实现的法定许可制度调适——兼评2020年《著作权法》相关制度调整

不同作者具有不同的创作目的 ,但实现创作目的 却是基本相同的路径,即作品的利用与传播.法定许可创造了一种无须授权只需付费的作品利用与传播方式,其降低交易成本与预防垄断的制度价值,实质上增加了作品利用与传播的机会.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催生了作品传播的去中心化模式,但中心化传播模式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法定许可制度作为实现创作目的 的一种制度,依然具有存续的价值,但应允许权利人拒绝.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非但未在作品广播法定许可中增加权利人有权拒绝的"声明保留",反而在教材汇编的法定许可中删除了"声明保留"的规定,这应在未来修订中予以调整.     

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中声明保留规定的反思

著作权的法定许可制度原本是为了平衡社会公共利益而设置的,但我国著作权法中却赋予了权利人不少声明保留的权利。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形中,声明保留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平衡权利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所设置,本文就针对声明保留的具体适用作出检讨。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

网络造成公众与著作权人之间新的利益冲突,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成为网络环境下的利益平衡砝码。网络环境下,公众对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范围应有所扩张,表现为公众对网上版权作品应有更大的合理复制权,但公众对版权作品在网上的合理传播权则应当相对缩小。通过对法定许可制度的批判,认为网络环境下应谨慎设置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     

我国的建筑许可制度

建筑许可是行政许可的一种,在监督、管理和规范建筑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建筑许可的概念入手,主要介绍了建筑许可的特征、作用、原则及法律救济.     

论我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完善

我国《社会保险法》于2011年7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法律的颁布,结束了我国没有社会保险法典的历史,填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社会基本法的空白;实现了我国社会保险概念的新突破,基本实现了社会保险的全覆盖;确立了我国社会保险的法律原则;构建了我国社会保险的整体法律制度框架;明确了用人单位、个人和政府对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但是,《社会保险法》仍然存在缺陷,需要立法机关进一步加以完善。     

论网络转载摘编作品应适用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

著作权人对作品享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仅与作者的创作以及作品的表现形式有关,而与作品是否出现在媒介上、出现在何种媒介上无关。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作为一项既展示著作权的私权利性质,又展示著作权客体的公共性的制度,对于网络作品与纸质媒体上作品的保护形式不一致,显然不符合著作权保护立法的初衷,也难以在理论上自圆其说。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度在实现权利人报酬方面的效果不佳并不是制度本身有缺陷所致,而是配套机制孱弱导致制度未被切实执行的结果。强化执法环境与条件、完善配套制度,是任何一种著作权许可制度得到贯彻的必要条件。应当通过具体措施完善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如赋予网络转载、摘编主体著作权法定许可权,加快互联网转载付酬机制建设,利用大数据优势加强互联网监管,建立多元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等。     

著作权许可使用的经济学分析

著作权许可使用制度是著作权流转制度的核心,著作权贸易应当以著作权的转让、许可使用和担保等财产流转制度为其研究方向.对著作权许可使用制度的经济学基础、产生发展的经济背景及其商业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生俱来的经济学属性的理解和认识.     

对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取消“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条款的思考

在国家版权局最新公布的《著作权法修改建议稿》中，此前倍受争议的“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条款被予以删除，但此举是否能够真的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仍值得商榷。从我国的现实国情看，应当对“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采取批判性保留态度，在肯定其利益平衡价值的基础上，立法者应通过制度完善尽量弥补该项制度所固有的缺陷。     

论物权法定原则的现代化发展——兼及对我国《物权法》第5条的理解与适用

物权法定原则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物权法律制度的建构基础.传统的物权法定原则的解释导致了物权制度的僵化,运行中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弊病.而基于物权法定原则内涵的科学把握与现代化阐释,物权法定原则与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并不相悖.对我国《物权法》第5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条文的理解与适用,必须坚持强制与自由和谐共生的理念,坚持物权法定的现代化发展趋势.     

论信息资源数字化传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传输行为受著作权法保护;将作品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著作权人享有以该种方式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作品的权利。在信息资源数字化传输中保护知识产权,首先要确保社会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优先权,采取国家强制保护;其次要注意他方权利兼顾原则;最后也应注重平衡与均衡,特别是要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信息权益。对此,可采取以下途径:制定付酬标准与赔偿原则;引入法定许可制度;建立强制许可制度;适当放宽知识产权“合理使用”的范围;借鉴“避风港”原则;增加对规避行为的法律约束;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获得版权授权;注重知识产权保护与数字化信息资源共享的平衡。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