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变的视镜:媒体与国家形象的建构——评何英《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

何英的《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是一部具有很高理论素养的著作.该书着重分析了美国媒体名记、专栏作家与中美关系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之间互动的情况,以建构主义结构互动观为理论基础,以“中国威胁论”为平台,分析了冷战后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理论根源和规律.     

美国“第四权”的嬗变

美国“第四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嬗变过程并在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殖民地时期及美国建国初期的媒体可被视为美国“第四权”的雏形，其产生和发展同当时存在的较为宽松的言论、新闻及出版环境密不可分，早期媒体具有显著的党派性，这促进了美国政党政治的形成。从1830年代开始，美国出现了以大众性及独立性为明显特征的大众媒体，“第四权”开始形成。20世纪后期，“第四权”逐步成熟。在这期间，“第四权”对美国政治社会产生了比较正面的影响，包括推动早期政治改革、促进利益集团繁荣、减少政府腐败与特权、修正美国权力运行缺陷并保障政治体制良性运转等。但进入21世纪，特别是奥巴马上台后，“第四权”开始发生蜕变。这主要体现为媒体在新闻报道中背离平衡报道的原则，传统主流媒体及社交媒体的立场明显政治化，基本成为民主党的“喉舌”。“第四权”之所以蜕变，主要根源在于媒体人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具有天然的左翼偏好，深受“政治正确”这一已成为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思潮的影响。“第四权”的蜕变产生了诸多政治后果，包括加深了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破坏了美国相对平衡的两党制，动摇了美国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等。     

美国电视剧生产巨额利润存在的原因探究

在美国的电视产业中，辛迪加的作法非常普遍。电视节目辛迪加是一个节目分销系统，辛迪加节目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电视剧。很多电视剧都要播到四季以上，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分析美剧辛迪加现象，探讨媒体产业的经济学问题。     

大众传媒与美国政党政治

本文从大众传媒的一般逻辑入手，分析大众传媒对美国政党政治所造成的冲击。在传媒的冲击下，美国政党政治走向衰落，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下降，而大众传媒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欲控制美国政党政治的衰势，政党必须适应媒体时代的要求，协调好自身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媒介议程设置与美国外交决策

媒介议程设置是美国媒体对其政府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将对媒介议程设置的理论基础和议程建构过程作深入分析，并且从总体上分析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共生关系，以指出媒介议程设置背后真正的主宰乃是美国政府而不是其媒介。     

美国的媒体话语权与文化输出能力

信息化时代,媒体话语权作为传播信息、表达思想、传输文化的权力与能力,成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志。美国跨国传媒集团的形成及其国际垄断地位为美国在全球赢得了媒体话语权。媒体话语权是美国文化输出的重要工具和路径。美国在国际传媒领域具有强大竞争力,美国跨国传媒集团通过其媒体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将美国文化推向世界。     

美国儿童媒体保护政策及其启示

儿童和媒介接触频率在不断提高,儿童与成人一样享有正当使用媒体的权益。他们的媒介接触行为所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必须由完善的保护政策来进行规避。美国的传媒政策中,保护儿童免受媒体负面内容侵害的政策是较为完善的。本文试图对美国媒体监管中的儿童保护政策进行梳理并分析其对我国儿童媒体保护政策的启示。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媒体因素分析

美国媒体和媒体工作者与其他社会成员享有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就使得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 具有相互渗透的特点。尤其是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美国的媒体作为“无冕之王”、美国政府的“第四 部门”,对政府决策的影响日益增大。     

美国媒体产业集团化发展及其驱动力

美国的媒体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占绝对垄断地位 ;美国媒体产业的发展具有集团化的特征 ;美国媒体产业集团化发展的驱动力 ,一是市场经济的导向 ,一是政府调控的导向。     

从奥巴马2012年总统竞选看网络舆论管理

社会媒体在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通过借助传播理论进行分析,可以显示社会媒体在总统选举过程中的聚集人气和舆论管理的作用及其特征.同时,美国总统选举中的社会媒体使用策略对中国的网络舆论管理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面对网络舆论不仅仅要“管”,更要对网络舆论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积极回应和处理.     

试析全球传媒中美国文化霸权的根源

目前学术界对全球传媒中美国文化霸权形成的原因往往侧重于从单方面加以分析，本文认为，造成全球传媒中美国文化霸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既反映了美国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也和美国娴熟的媒体传播技巧以及美国文化低语境传播的特点有密切的关系。     

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民粹主义"新形态"的形成及启示

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且在2020年仍获近半数普选票,标志着美国民粹主义结合社交媒体,在美国政坛内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在2020年的竞选过程也不乏民粹主义和社交媒体要素,佐证了这股力量的深远影响力.美国民粹主义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对把握美国政治的现状和走势兼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在美国现行政治制度下,社交媒体引起"公共领域"阶级下移,增强了民粹主义受众群体的政治影响;拥有去中心的定位和传播结构,有利于反建制派表达诉求;具有高度互动性,能够承载民粹主义式的直接民主;形成了部落化的受众环境,有利于魅力型领袖从事游说和动员.社交媒体呈现出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制度化的趋势,民粹主义因此拥有了长期有利的传播环境,这使其转变为长期延续和跨党派蔓延的"新形态".社交媒体时代美国民粹主义"新形态"对美国内政外交均表现出可观影响,使其成为谋划中美关系前景需要考虑的因素.     

英美主流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制造"

框架是组织意义生产的潜在规则,它以话语符号为载体,在媒体文本中体现;框架分析是通过探究话语符号中的蛛丝马迹来揭示文本背后的规则;隐形规则的特征集中体现在意义生产者对相同事实而采用的不同架构方式及其产生的差异性效果.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比较主流外媒中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与英国的《泰晤士报》对"中国制造"召回的报道框架,能够有效分析媒体话语背后的框架并凸显其特征.美国媒体多将产品质量问题视为中国政经体系的整体性问题,而英国媒体更多从企业是否恪守道德或中国遵守国际产品标准角度将该问题作为个别事件而加以报道.不同架构方式反映出了英美两国媒体在价值观和文化上的差异.     

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机理与中国路径——基于全球数据的实证研究

比较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美国城市的数字媒体产业专业化程度高、营收规模处于垄断地位；亚洲城市数字媒体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多，但产业结构处于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链后端，协同辐射效应不强。根据演化趋势，2008-2017年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呈现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中国城市保持稳健发展，并呈现三大城市群领跑全国数字媒体产业发展的演化格局。究其学理性，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有特有的形成机理：一是基于创新资源的生态式集聚机理，二是基于科技与文化深度耦合的集聚机理，三是基于新经济定位与治理范式协同驱动的聚集机理。鉴于此，我国城市数字媒体产业未来发展应立足于集聚效应，强化顶层设计，协同布局并释放“北上广深”辐射效应，加大核心科技研发力度，利用区块链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智媒体能级，挖掘自身特色，形成数字媒体产业“东西互建”的发展新模式。     

台湾“八八水灾”的应急机制评析

截至8月25日，台湾“八八水灾”已造成逾650人死亡及失踪，在台湾历史留下沉重一笔。马英九和“行政院长”刘兆玄遭遇岛内外媒体及民众排山倒海的“谴责”，来自美国、日本等国际媒体同样言辞犀利，内忧外患的马政府的公信力及权威受到严重冲击，民调一落千丈。     

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媒体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势力积极利用媒体影响公共舆论.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媒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对部分媒体的独立控制、新保守主义势力与默多克等媒体帝国的联合以及保守主义思想对自由派主流媒体的渗透.虽然不能统一意识形态,但这些媒体利用自己巨大的影响力垄断了在反恐、对伊政策等方面的政治话语权,从而影响公众舆论并间接对政策决策者和重要的政治活动分子产生压力.     

评析美国史学界的“美利坚帝国”研究

近十几年来，美国媒体和学术界出现了大量有关“美利坚帝国”的研究和讨论，“帝国”、“帝国的”、“帝国主义”等概念一时成为时髦用语。中国学者或许并不觉得新鲜，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下，中国大陆学界也习惯将美国视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将美国的对外政策称为帝国主义政策。但需要注意的是，     

从1978年《人民日报》对美报道看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转变

1978年是中美建交关键性的一年。通过观察1978年《人民日报》对美报道,可分析出当时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转变在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中的反映。美国在《人民日报》报道中的形象改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日益深入发展相适应。中国政府通过在媒体中展示的美国形象去引导国内公众,为中美建交奠定民意基础。《人民日报》对美国比以前更加客观公正的报道不仅显示了中国媒体的进步,更体现了媒体是为外交政策服务的道理。     

跨国公司的媒体生态形象研究——以普利策新闻奖（1995—2014）为例

美国媒体里跨国公司生态形象报道数量受到外界突发事件的影响,报道内容以资本主义双重危机为分析框架,关注对象逐步由美国向世界拓展,舆论归责的不同与报道内容、媒体有关,非盈利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抛弃了市场生存压力而具有更大的自由度,现有环境新闻记者的素养更注重新闻专业素养而非环境科学知识.这些结论是对20年普利策新闻奖作品的全样本内容分析的基础上得来的.     

“沉默”作为内部批判的可能：论德里罗早期小说中的当代大众媒体文化观

德里罗早期小说尝试将先锋派的“沉默美学”（aesthetic silence）引入了对影像、流行乐等当代大众媒体文化的思考。美国文学理论家伊哈布·哈桑曾对文学艺术中的“沉默”做过学理探讨。在德里罗早期两部小说作品《美国万花筒》和《琼斯大街》中，德里罗式的“沉默”不同于先锋派遁入虚无、意义消解等艺术实践，其目的不是意义的消解和表达虚无的绝望，而是尝试将“沉默”作为实现对当代大众媒体文化进行内部批判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