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易》到荀子看“文”之观念的衍化

《易》是上古之书,其中保存大量珍贵的思想材料;《荀子》是战国末叶之作,是一部总结先秦儒学思想发展的典籍。欲研究上古哲学,必《周易》无疑;欲管窥春秋战国儒学之集大成者,非《荀子》莫属。若疏理出从《易》至《荀子》有关“文”之观念的发展转变,可以说是总结了先秦时期对于“文”的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     

说“思无邪”与“诗言志”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整体思想的概括，具体可表述为“诗人言志无邪”。“诗言志”在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乃是“《诗》言志”，说明《诗经》作品乃是诗人思想志意的表达，其中的“志”被限定在礼教规范之内，其情感应该符合“无邪”的要求。“思无邪”的评诗标准，是对“诗言志”命题最好的概括和解释，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和《礼记》，也都在“言志”“无邪”方面做出了引申阐述。     

自由和必然：现代生活的重要范畴——兼谈《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自由和必然”的认识

“自由”和“必然”是哲学领域里的一对重要范畴，揭示的是人的自觉活动和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哲学家对其作了研究，但大多只是感性的探讨，没有形成广被认可的理性认识，而恩格斯则在《反杜林论》里具体而深刻地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为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提供了经典的指导。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人的“自由”和“必然”之间矛盾凸显，使现代生活中的“人”成为“自由”和“必然”的统一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自由”和“必然”也成为现代生活领域里的重要范畴。我们应该在科学技术以及道德和法律的问题上承认、认识并利用、突破“必然”，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自由”生存和发展。     

论况周颐《蕙风词话》的“风格”说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风格理论,自先秦《左传》季札观乐时就初见端倪,后经魏晋的滥觞期,直至明清才趋于成熟。古人论风格,多用体、品、格等概念,而“风格”这一范畴,则往往多用于对人物的品评,后来才逐渐挪用于对文章风格和文艺作品风格的品评。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一书使用“风格”达10余次之多,几乎都用于对词作品风格的品评     

荀子论“变”

<正> 荀子身处大变动的春秋战国时代,他对事物的“变”作了多方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超前人的思想,可以说是对前人思想的总结、继承和发展。“变”为天地之道在荀子之前,先秦思想家也承认事物的变化和运动,并作了不少论述。但这些变化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其一,属于循环论的变化观。《易经》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九三爻辞),《老子·二章》说的“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孟子·公孙丑下》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邹衍说的“五德终始”(参见《吕氏春秋     

先秦"走"、"趋"同义辨析

《说文解字》用互训的方法已经说明了先秦时期"走"、"趋"为一组同义词,而现代语义学在辞书释义的基础上为同义词研究增添了更多新的方法,比如义素分析的方法,词语搭配中的不同,词语使用语境等方法,而先秦时期的典籍在语料方面做好了准备工作,这就为进一步对比分析"走"、"趋"在先秦时期的不同提供了可能。     

傅山对“理”的考察和批判

傅山(1607—1684)是我国明清之际的重要思想家。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理”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研究了先秦诸子论“理”的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宋明理学之“理”进行了批判。 傅山对先秦典籍、著作中之“理”的考察,从现有的材料看,至少有以下几种: 一是《尚书》:“《书》为帝王治世之本,而不言理字。惟《周官》则有‘燮理阴阳’一字”。(见拙作《傅山手稿一束》载《中国哲学》第十辑)又说:“唐虞之《书》无理,而《周》始有理,日燮理。”(《傅山读书笔记·圣人为恶篇》) 二是《诗经》:“不知三百篇中有几理字?”(《傅山手稿一束》)此时傅山尚未考察《诗经》。以后不久,傅山说:“《诗》咏性情,而用理字者,但‘乃疆乃理’之类,三四见,皆不作道理之理用。”(《傅山手稿一束》)     

“好色即淫”说与“好色而不淫”论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姑之口提出一个有关“好色”的命题——“好色即淫”说,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有“《国风》好色而不淫”论。“好色即淫”还是“好色而不淫”,似乎成了一桩有待了断的“公案”。　　一、“好色而不淫”论与先秦文化中的“好色”观　　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好色”是人的一种天生“情性”、自然人性。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第14简:“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①《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荀子·性恶》:“目好色,耳好声……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也。”其二,先秦时期…     

“雷电颂”与“暴风雨”

<正> 一九四二年一月,郭沫若完成了史剧《屈原》。此剧一出现,立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它的演出轰动了重庆山城。然而,个别好心朋友,都劝作者把“雷电颂”改为“天问”或别的场面。其理由是“雷电颂”与《李尔王》里的“暴风雨”场面“有平行”。甚至警告说:“在暴风雨的题材里,莎士比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高度,因此超过它是需要一个titanic的劳役的”。这一建议,郭沫若并未采纳。但是,“雷电颂”与“暴风雨”是否“有平行”?对《屈原》与《李尔王》应当怎样看?“平行”论产生的原因何在?弄清这些问题,对于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屈原》及郭沫若的史剧成就都是有益的。     

“白马非马”论析

“白马非马”这一先秦时期名辩思潮的主要命题，自公孙龙著《白马论》提出之后，便遭到先秦其它各派及后人的批判，认为这是“欺世惑众”之说，是割裂一般和个别的诡辩命题，至今哲学及逻辑界仍对此争论不休。本文将具体分析《白马论》、《白马论》与《名实论》的关系以及“白马非马”中的“非”字等，证明“白马非马”并非诡辩命题，“白马非马”中的“非”不是人们日常所谓的“不是”的含义，而是“不同于”、“不等于”、“有异于”、“区别于”的意思     

“也”“亦”兴亡探析

“也”“亦”兴亡探析陈宝勤汉语专表类同的副词只有“也”“亦”新旧两个，语义完全一致。本文以远古（殷商）、上古（西周—西汉）、中古（东汉—中唐）、近古（晚唐—明清）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文献为语料，试对副词“也”的产生与发展，副词“亦”的衰落与灭亡进行探索...     

从“同在性”到“连续性”——试论明清长篇小说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的嬗变

明清长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经历了从“四大奇书”的“同在性”呈现向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小说的“连续性”呈现的逐渐嬗变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小说由原始向现代形态逐渐转型的体现.明清长篇小说大面积存在“同在性”性格呈现方式,其原因主要在于早期小说习惯选择空间化叙事架构,很多小说作者和读者面对形象时共有的朴素的空间认知思维习惯导致小说有意无意地消解了人物现实存在所固有的时间维度,小说叙述者的全知叙事权力的过度膨胀也助长了这一特点.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醒世姻缘传》中的“把”字句

本文在详细考察《醒世姻缘传》的“把”字句的基础上，发现了该书“把”字句的两大特点：句法结构的复杂性和语义关系的多样性（以现代汉语为参照）。并由此推论：《醒世姻缘传》成书的明末清初，是“把”字句使用最为宽泛的时期。从那时到现在，“把”字句经历的是一个限制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其他介词分担了“把”的部分职能，使“把”字句在现代汉语里从结构到语义都呈现出一种比较简单的面貌     

“海瑞杀女”与“百度百科”

近日修订旧稿《文以载道——孟子文化精神研究》,想用传说中的“海瑞杀女”为《孟子》书里的“男女授受不亲”（《离娄上》7·17）做个注脚,于是上网检索。百度百科有“海瑞杀女”的专门词条,其中说道：“记载海瑞逼死女儿此事的有3本书,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后人沈振辑《野获编外补遗》、周亮工《书影》。”这种叙述对吗？径直往学校图书馆,逐一复核后,觉得有些话值得说说。明清之际有个不太有名的学者叫姚士麟（生卒年不详）,通称姚士粦,又称姚叔祥,著有《见只编》三卷。     

“宾帝”非“先帝”小考

“宾帝”一词 ,古代典籍中多有用例。《辞源》、《辞海》等工具书均未收录。《汉语大词典》为单独义项 ,释为 :语本《逸周书·太子晋》 :“吾所三年将上宾于帝。”孔晁注 :“言死必宾于天帝。”后即以“宾帝”指先帝。孤证为唐代沈期《追册章怀太子张良娣文》 :“恩绝宾帝 ,七日无归 ;义申从子 ,百龄先谢。”按 :《汉语大词典》释义错误。“宾帝”非指“先帝”。孔晁注文“言死必宾于天帝” ,当为“言死必宾于先帝。”从词性上看 ,“宾”乃名词意动用法 ,“宾帝”即“以先帝为宾”。《大词典》收“宾天”一词 ,即以天为宾 ,婉指帝王死亡。…     

梁启超、侯外庐、萧父“启蒙”论说异同比较

20世纪明清思想史有多种诠释面向，其中就明清思想与“启蒙”之间的关联，以主题的形式予以明确探讨的学人，主要有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等三位，他们既有一致的致思方向，也有学思个性的差异。其中，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观可大致归纳为“政治现象———学术变迁———启蒙(文艺复兴)”的阐释路径；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概括为“革命实践———社会运动———启蒙思潮”的模式，而萧萐父的“启蒙”论说，则可宽泛总结为“思想多元———文化主体———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学术进路，并超越了梁、侯。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启蒙”论说，大体上呈现为一个“正、反、合”的态势，并统合了明清思想和以儒道为主体的先秦诸子学的思想资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展示了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启示。     

论“师旷小说”与汉小说家之《师旷》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二种《师旷》皆亡,然而传世古籍保存了较多关于师旷的记载。这些记载作为实证材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观念以及汉代小说颇为重要。对此,前辈学者进行了辑佚、整理和研究工作,然而在对这些材料的判定中存有歧义。将先秦至汉古籍中关于师旷的记载都视为“古小说”和择取其中的数则以对应《师旷》六篇的做法都存在一定的偏失,以“师旷小说”来统摄这些记载中可能是佚文以及可视为“小说”的材料,是一种调和策略,对存世师旷材料进行梳理和辨析,当有裨益于古代小说研究。     

《离骚》“抚壮”考辨

古今注家对《离骚》中“抚”字的解释,大体呈现出一种由模糊到精确的趋势.在《离骚》和先秦楚辞文献中, “抚”字一般都取按抑之义,这一点从该字的古字形和篆文字形中亦可找到依据.先秦楚辞文献中的“壮”,指的是一种外溢、扩张、不受限制的趋势,而《离骚》所说的“抚壮”,则是要按抑这种外向扩张之势,使它受到限制.“抚壮”在《离骚》中的具体内涵,是要楚王改变他傲慢自矜、拒谏饰非的缺点.这种对“壮”加以限制的主张,与先秦相关理念可以互通.     

中国哲学意义上“情”的三重意蕴

中国传统哲学实质上是一种“情本体”的哲学.通过对早自《周易》时期晚至明清的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哲学意义上的“情”可以概括为三重意蕴,即“身心一体”之情、“人我互欲”之情以及“男女相感”之情.这种情的三重意蕴的分析不仅是一种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哲理分析的结论,而且其中每一个定义都以一种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式为整个中国哲学史必然的发展历程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