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巫山神女的“他者”身份——巫山神女神话流变之分析

本文从波伏娃“他者”（the Other）与“主体”（the Subject）存在主义女性哲学的角度，对巫山神女传说故事的流变做一个梳理，进而从该神话的心理形态和民间崇拜形态，以期获得对其心理学意义和民俗学意义的理解。     

柏拉图的"神"

柏拉图"神"的范畴演变说明他并未因采用"通种论"而放弃"目的论",而是对"相"的目的论进行改造,并隐约指涉了以"相"和"奴斯"(理性)合一为特征的"神"的目的论.决不可把柏拉图的"神"与犹太-基督教的"神"(上帝)相等同,但柏拉图<蒂迈欧篇>中对"神"因此的描述几近犹太-基督的"上帝".     

唯识学中"自证分"的基本意蕴

现象学与佛教唯识学(the Yogachara Buddhism)都以心识的结构为观察对象,因此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意识哲学.佛教唯识学比西方哲学更早在心识结构中把握到了"自证分"(svasamvittibhaga)的存在与活动,尽管前者并未像后者那样赋予自证分在心识中之意义与作用方面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现代西方哲学的背景下,尤其是在现象学的背景下,可以从横向的(静态的)和纵向的(发生的)两个方面探讨佛教唯识学四分说中"自证分"的基本意蕴:横向考察是指对心识的"三分"结构中的自证分的分析.纵向考察是指对贯穿在"八识"(the eight kinds of consciousness)中的自证分的分析.这些考察最后导向对自证分在佛教中的主要理论功能和实践功能的认识.     

艾克哈特"神原"与老子"道"之比较研究

作为神学家的艾克哈特的中心思想当然是神人密契问题,老子也绝不是要建构纯粹的形而上学系统,其目的是达到道家式的天人合一状态.艾克哈特思想中的"神原"与老子的"道"的概念体现了神秘主义思想关于人的超越性问题思考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本根"是神的存在的纯粹潜能状态,"神原"是神的本源,二者都"非存有",但不是虚无."道"(无)是比"有"(一)更先在的状态."神原"与"道"具有内涵、功能和否定性言说方式的一致性,都是各自思想体系的最基础概念,是东西方神秘主义灵修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个人无意识"及其"碎片化"的存在方式--论"前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知识分子形象叙事的话语"裂缝"

在以知识分子为叙述核心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同样遵循着"英雄成长"的基本范式,但是,被压抑的"个人无意识"与"英雄成长"的叙述逻辑构成了某些矛盾、龃龉,形成话语"裂缝",知识分子形象形态则出现了"伤残性"、"碎片化"的美学特征.从<青春之歌>这一经典作品的解读,可以看出,"人"的解放(阶级的)与"人"(个人)的压抑并存交替.在宏大叙事中,知识分子自我(个人)形象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淹没下以一种"潜叙事"和"碎片化"的方式被叙述出来.     

论管理哲学的产生及其学科性质

管理哲学是20世纪初叶哲学"向下发展"(从形而上学转向科学哲学)和管理学"向上发展"(从管理艺术转向管理科学并从管理方式研究上升到对管理本质、意义及规律的研究)而造成的科学哲学与管理科学之间交汇、合流的产物.这门科学哲学与管理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其独特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科学活动的特殊形态之一的管理(包括管理思维和管理行为).它既区别于以一般科学活动(包括科学思维和科学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也区别于分别研究各种不同形态的科学管理(诸如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之类)的特殊管理学(诸如工商管理学、公共管理学之类).     

"秩序"的叙事新解——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

"秩序"(order)是构成文本世界维度和文化语义场所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并因其具有直立的结构性隐喻特点而蕴含了地质学般的深刻寓意.不过,"秩序"在不同的叙事文类中所承担的功能和蕴含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学者们对叙事文本中"秩序"一词的理解和使用并不一致.本文以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例,从叙事学的角度,分别阐释"秩序"和"秩序"项下的时空、连接、嵌入与忽略三个层面及其意义,并且认为这种对"秩序"的新认识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更多、更深刻的叙事意义.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以"新"解"马"范式

对于中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核心是其哲学)的基本范式,不少人将其概括为三种,即以"西"(现代西方哲学及其他理论)解"马"(马克思主义),以"中"(儒学及中国传统哲学)解"马",以"马"解"马".本文提出以下思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新成果的高度,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范式,可简称之为以"新"解"马".     

"妙悟"、"直觉"的互释性问题--兼谈严羽与西方诗学的可比性

作为中文语词,"妙悟"与"直觉"不论从意义上还是从构成上都具有相似性.中国人以"直觉"对译西方的"intuition"似乎暗示了二者具有可沟通、可互释的广阔空间,现代学者在阐释"妙悟"和传译"直觉"时就展现了这一过程.分别以这两个范畴为基石的严羽、克罗齐美学之间,就其整体意义和具体形态上存在着很大的可比性.     

"有的人"是"大人物""没有人"是"小人物"——谈两首英文诗中的somebody和nobody的翻译

在中英诗歌中,有许多的关于"有的人"(somebody)或者"没有人"(Nobody)的词句.中外诗人们在这两个词中寄予了深刻的含义,他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物."有的人"或者"somebody"用来喻指诗人所要探讨的人物,所以是"大人物";而相形之下,"没有人"则指代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本文通过分析代表性诗人的诗歌中对"有的人"和"没有人"的描述,指出他们的不同指意.     

京派小说家的"回忆"和"梦"文学观与老庄的"虚静"论

京派小说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和小说艺术理论,他们认为"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的感觉的回忆'"(沈从文),"小说是回忆"(汪曾祺),"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废名).他们对文学创作持"回忆"观和"梦"观,实际上就是把创作看成是一种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意义上的审美现象;而具体到创作主体上来说,"回忆"和"梦"文学观的主旨又是为了培养作家与实际生活的心理距离从而造就一个审美的心胸.如果我们把京派小说家的这种文学创作观和小说艺术观放到中国古典美学历史发展脉络里,就会发现,它的源泉是老庄的"虚静"论.     

动词"给"的语法化历程

语法化可分为词类的语法化和句法结构的语法化,从这两个层面并结合汉语史对动词"给"的语法化历程及其动因进行了考察与探讨."给"有动词、介词和助词三种词类,词汇意义不断减弱."使事物位移"(给1)演变为"允许某人做某事"(给2),在语法化历程中逐渐失去动作性,演变为"物体传递的方向、目标(介词给3、给4)",演变为"处置性、施事性标记(介词给5、给6)",演变为"强化及物性标记(助词给7)"."给"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越来越非中心化,动词"给"处于句子中心位置;介词"给"后带名词宾语后处于中心动词之前,或介词"给"位于中心动词之后;助词"给"位于中心动词之前.     

先秦"名"学派别及发展阶段

先秦"名"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以孔子、老子、邓析,惠施、公孙龙、尹文和《墨经》,荀子和韩非为其代表,"正名"是先秦"名"学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线索.就"名"论而言,先秦"名"学有"名之必可言"(孔子)、"无言"(老子)和"名"抽象而与现实世界无关(邓析)三派;对名与实的关系的看法,则有名实无关(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名实有关(包括孔子以"名"正实;墨子及《墨经》以实正名;《尹文子》名实互正)这两大派;就"辞"论而言,也有"辞达"(孔子)、"不言"(老子)、正面"辞"论(《墨经》)三派;就"辩"论而言,则有"不得已"派(孟子)、"不辩"或"大辩"派(庄子)、"察辩"派(《墨经》)三派.先秦"名"学派别众多,即使在纯粹"名"学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制约了它们对社会和后世的影响.     

金文"顺"字说略

金文中有从页从川的"顺"字,荣簋之"(顺)",与濒事鬲之" (濒)"、(豁)簋之"(源)"同字,一般释为"濒";效尊、卣之 (海)、(涉),一般释"涉".从形、音、义三方面考察,这两种字形均从川得声,读为"顺".     

卜辞(△)字与古戈头名"戛"新考——兼论"(△)"字非"圭"说

花园庄出土商代甲骨文中的"(△)"字,实即"吉"字上半部,亦即商周时代古戈头形状的写照.仑是象形字,"戛"是会意字,而殷墟卜辞中上(△)下口的"吉"也是以(△)作声符的,说明(△)古音同"戛"也同"吉",其本义是"戈头"或"戈首",在花园庄甲骨卜辞中作名词,是指玉戈头或玉戈首.从考古资料看,此"(△)"字释为"圭"是不对的.玉戈头与玉圭皆见于殷墟发掘出土的资料中,也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但二者的形制是截然不同的.玉戈头的"(△)"下部有枘部分,明显是用来纳入凿孔或缚绑在戈柄之上的;而玉圭无枘,是呈长方形状.玉戈比玉圭在殷礼中使用更为频繁,而周礼中玉戈逐渐消失独留玉圭,这大概是学者不敢把花园庄甲骨文中"(△)"直接释读为玉戈的原因.     

"在场"与神话

对于"在场"这个词,没有一种字典含义或者权威讨论可以确定它的意义,以使任何一个使用它的人都接受.因此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有很大对其意义进行调整的自由.事实上,在使用这个词的过程中,唯一切实可行的要求就是最大限度地增进我们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当试图满足这一要求时,我将其与再现相联系.我要关注的是再现的一种变型,在此意义下,过去被允许以一种"偷渡"(鲁尼亚)的方式进入现在,以至于在历史再现中,过去在字面上也成为"现在".在分析历史再现的这个变型过程中,我采纳鲁尼亚所使用的所谓"平行进程"观念.     

"底层"--术语的有效性

首先,"底层"[1]是对社会事实的一种描述,而不是一个纯粹理论范畴的想象,所以逻辑推衍的合理性并不等于对"底层"的真实反映,因为社会行动和现实社会情境中的可行性在这里显得更为重要;但是,在另一方面,社会也是一种构想,因为构成社会的各种社会化活动,都与那些使人们得以设想和重新解释各种观念的活动不可分割的融合在一起,所以,既然社会的事实进入语言的层面,我们就必须追问"底层"是否是一个纯粹涌现的客观存在,语言的介入是否改变了"底层"的繁复细节?或者说这种介入将带来更为有效的良性社会行动本身?在这里,追问"存在"(existence)和"行动"(action)[2]哪个导向意义将变得至关重要.既然"底层"有着社会事实的意向性,那么我们就应该清楚"底层"到底以怎样的方式传达社会的存在信息?而这种传达方式将对我们的认知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认为,"底层"是通过上和下、左和右等隐含文化心理原型的"二分"方式对社会地形学做出隐喻,那么这种对社会的简单想象是否导致对社会形态的变形?是否必然导致人类的知识错误而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这就关系到"底层"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作者意图理论再探

本文从J.R.塞尔(John R.Settle)的"言语一行为理论"(Speech-Act Theory,1969)出发重新探讨作者、文本及读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笔者以为作者的意图与文学批评在解释学意义上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有必要对作者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多层次性深入探讨.为深入讨论"忠于作者"或"忠于文本"的种种迷思,笔者受塞尔的启示划分了三类作者意图和源自这三类意图的三个层次的阐释意义.由于"以言表意"(10cutionary)的意图(标示为意图1)归属于外延的公共领域.而"以言取效"(periocutionary)的意图(标示为意图3)只能透过仔细阅读(而非重建)文本来获得,相对来说问题不大;这两层意图对应到文学作品的外延意义(标示为意义1)及上下文与背景相关的意义(标示为意义3).本文主要探讨"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的意图(标示为意图2),因为这与读者的反馈间的关系较为复杂.尽管必须承认这些范畴经常僭越彼此的疆域.但是笔者本意不在严格的分门别类,而是提出探索作者意图和文学批评的一种新方法的可能性.     

《老子》"事善能"辨误

<老子>八章(王弼注本):"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事善能"句,帛书甲、乙本均同.古今解<老>者,皆以此"能"字为能力、才能之能.如:"能方能圆,曲直随形"(河上公注)、"善于使自己作事有能力"(秦维聪<李耳道德经补正>123页,中州占籍出版社.1987.)、"处事要像水那样有力"(黄瑞云<老子本原>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做事善于发挥能力"(戴维<帛书老子校释>98页,岳麓书社.1998.),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