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VM的河北8市农户对土壤污染防治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法，研究农户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支付意愿，分析性别、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均纯收入和家庭所在地域研究五个因素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河北省8市农户的样本中，家庭所在地域对农户支付意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家庭年纯收入和年龄，再次是受教育程度，影响最小的是性别；并针对农户不愿意支付的主要原因从加强地方经济建设、政府廉政建设和农民思想道德教育三方面给出了对策建议。     

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鄱阳湖湿地202户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202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VM)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鄱阳湖湿地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支付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农户占被调查农户总数的46.53%,农户户均年支付意愿值为487.40元;被调查农户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家庭居住位置、是否重视对湿地环境改善及拥有耕地面积与其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呈现显著相关性,有支付意愿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居住位置、耕地面积以及承包水域面积与其生态补偿支付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     

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微观数据,在综合考虑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储蓄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差距的上升将会导致城镇居民总体储蓄率的上升;(2)与LC-PIH不同,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显示出U型的生命周期特征,在考虑了家庭的教育、医疗支出以后,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显著;(3)家庭的人口年龄构成对于储蓄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4)城镇居民的住房财富水平与其储蓄率之间基本没有显著关系,但户主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性别对城镇居民储蓄率存在一定的影响.     

农户参与灌溉管理意愿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农户的调查

基于江西省352份农户数据分析农户参与灌溉管理意愿结果表明:性别、灌溉水田面积、家庭总收入、种粮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家庭成员中是否有村干部、村中是否有人在县乡机关担任干部、农户对参与灌溉的了解程度、农户对农田水利设施满意程度、县乡政府是否支持农户参与灌溉管理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意愿;农户的年龄、家庭人口规模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意愿,而农户的文化程度、村离县城的距离对其参与灌溉管理意愿无显著影响。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消费者支付意愿可以获知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状况,对提高食品安全的供给效率、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食品安全供给水平相比,我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意愿处于较低水平,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支付意愿是促进我国食品安全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消费者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以及价格特征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主观认知与评价等因素,对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支付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加强政府监管、增加食品安全信息供给是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支付意愿的有效途径.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780户农村居民的微观数据

研究基于农民旅游消费意愿的相关理论,采用浙江省780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旅游的若干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的旅游消费意愿受到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以及电脑和互联网等因素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会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的农户,旅游消费意愿越高;有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均收入较高的农户旅游消费意愿较高;参加了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农户,其旅游消费意愿也较为显著。     

感知价值对消费者移动购物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TAM和VAM理论模型

文章从消费者感知价值的角度,以TAM和VAM为理论基础,研究影响消费者移动购物意愿的若干关键因素.采用调研问卷方法,运用SPSS软件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和情感体验分别对移动购物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感知风险对移动购物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感知费用对移动购物意愿呈负相关,但影响并不显著,感知价值对移动购物意愿呈显著的正相关.     

家庭人均收入、女性教育水平与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7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分析家庭人均收入、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中国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对其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与二孩生育意愿呈现"U型"曲线变动关系,即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随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城乡样本回归后发现,女性教育水平、家庭人均收入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效应具有不同程度的城乡差异。据此,研究提出树立正确的人口资源生育观;保障女性就业公平,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机会成本;完善社会支撑体系,帮助实现女性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等方面提高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对策建议。     

家庭生产要素配置对西部地区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农村居民和家庭的意愿直接决定着城镇化进程.采用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住户调查资料,分析农村家庭生产要素配置状况对其城镇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能进行规模经营、机械化生产、获取金融信贷的擅长经营农地的农户不愿意迁移入城,更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没有上述农业经营优势,又具有非农技能的年轻人更愿意进城落户.农户是否愿意城市化,取决于哪一种选择更能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和家庭收入,可以通过整合配置农村生产要素达到合理引导农户城镇化意愿的目标.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流转,促进规模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拓展农村家庭资本来源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综合素质,保障迁徙家庭权益,在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同时保障农业基础的稳定.     

社会保障覆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受社会保障覆盖率的影响,且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能减少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对微观保障水平的依赖程度;养老保险覆盖率每提高1%,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会增加3233元。微观保障水平的边际消费倾向为1.043,而初次分配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则为0.520。但保障覆盖率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影响较小,居民消费支出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初次分配收入的增加。当前应以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为依托,首先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然后再提高保障水平。     

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山东省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山东省1980—2011年农村金融数据,运用VAR模型研究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农村金融发展规模还是农村金融发展效率,都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实现农业现代化和解决农民生活保障才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及城镇化对总消费的影响研究——加入人口因素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城乡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受制于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建立考虑人口因素的城乡收入分配影响总消费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以及城镇化率与总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的扩大和城镇化率的提高都有助于扩大我国居民总消费,但城镇化率超过一定水平时不利于城乡收入分配调节。因此,基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且农村收入比重下降的情况,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选择应是: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而提高总体消费水平;再在此基础上提高城镇化率,进一步增加总消费。     

中国省际间城乡居民初次分配结构及贡献比较:1995～2009

文章采用各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实证分析1995～2009年间,中国城乡居民初次收入分配的结构及贡献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初次收入分配差距呈上升趋势,而农村居民呈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是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农村居民目前确立了主导地位,而城镇居民主体地位呈下降趋势;中国居民初次收入分配地区差距呈上升趋势,城乡差距是最主要贡献来源。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假说与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1980-2009年的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发现,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绝对收入假说和随机游走假说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不适用,而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适用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     

重庆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约束与制度创新

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城乡二元制度改革、缩小二元差距的牛鼻子,以户籍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制度改革是中国未来三十年社会制度改革的重心。重庆市推进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是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试点和示范。但是城乡二元制度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巨复系统,制度之间相互约束;同时制度改革隐含巨大的改革成本。重庆市一方面要循序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同时在已有土地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教育制度等系列改革基础上,还应推出农村退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承包地退休退出制度、农村住房保障制度等关键制度,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削弱和消除因制度原因造成的农民工市民化心理障碍。     

影响城乡消费二元化的显性与隐性因素研究--基于 CHFS2011年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和分解

将影响居民消费差异的因素分为由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和由市场性因素及社会性因素代表的“隐性因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测算各项影响因素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城乡边际消费倾向，并采用 Blinder-Oaxaca 方法和分位数分解对城乡家庭消费差异及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对收入的弹性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分位数越高，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小；显性因素是城乡消费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不同消费水平城乡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城乡消费差异随分位数增加而减小，隐性因素作用的减弱是差异减小的主要原因。城乡消费二元化的形成，不仅仅是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收入、养老保障、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导致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形成的隐性因素（偏好、习惯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等）也是城乡消费二元化的重要原因和组成部分。     

1978—2007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已引起广泛关注。1978—2007年的30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这一指标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收入差距。造成及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第一产业收入增长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保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农业政策供给稀缺、城乡人力资本存量存在差距等。     

从“农转城空巢老人”看土地市场化改革——基于重庆市綦江区东溪镇大榜村调查的思考

分户转城住村的农转城空巢老人,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特有现象。农转城空巢老人是居住乡村的"城镇居民",农转城并未给其生活来实际的改变,经济状况、生活状况、健康状况、闲暇状况都不容乐观。农村老人分户转城是为了留住土地这个"根",转城住村是为了守住"一亩三分地","土地财富"是农转城空巢老人问题的关节点。因此,必须通过土地市场化改革,确保农民的土地财富,才能引导农转城空巢老人走出困境,才能实现农民"转户进城"成为新市民的伟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