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治理视角下公共危机防范机制的建构分析

网络化治理模式要求在对公共危机的处理中，各地区结合具体实际，适度集权和分权，以政府为主体，构建包括非政府组织、社会媒体以及公民个人多维主体共同参与的防范机制。建立明确的危机应对指挥体系，厘清各级主管部门权责；增强政府主管部门公共危机防范的前瞻性建构；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危机预防中的作用；增强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媒体的沟通互动；加强公众的危机意识教育。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治理模式的构造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是社区村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和保护的治理模式.参与式社区共管沿袭治理理论的价值和精神,推动着传统封闭式、排外式的森林资源管理模式的变革,力图构建参与、分权、多中心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     

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角色定位与制度安排

数字政府是信息技术应用于政府管理的新模式,其高效、公平的价值追求与非政府组织作用发挥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非政府组织能够利用自身优势,防止政府失灵的扩大化,并有效衔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动数字政府能力提高和价值实现。通过对非政府组织重新审视并进行角色定位,客观分析数字政府建设中非政府组织所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功能体系进行制度化再造,以推动信息技术创新与非政府组织使命的有效结合,才是实现非政府组织参与数字政府治理的关键所在。     

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实践与政策思考

我国老龄化的银色浪潮不断逼近,通过对香港以及宁波海曙,福州市鼓楼、台江,南京鼓楼等地区有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居家养老模式进行分析,对比不同地区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社会化居家养老,可以总结出提高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水平,加强其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的几点建议:鼓励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拓宽筹资渠道;加强指导和监督;关注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居家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作用等。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与扩大公共参与——以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为例

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扩大公共参与,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是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培育公民社会、积累社会资本,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参与中的作用和影响,有利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上海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案例表明,非政府组织拓展公共服务内涵、满足不同需求、提升专业化、特殊化服务质量的潜在能量,具有激发社会活力、延伸并补充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促进社会和谐等重要意义。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应重视和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工作方式、建立现代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扩大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的公共参与,形成政府、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良性互动格局,从体制、机制上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营造法制环境,并提供制度保障。     

关于政府公共服务管理与运营模式的思考

政府在公共服务管理中的角色大体分为参与型、不参与型和分权管理模式。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是依法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对公共服务的管理，政府趋向专注“核心”，脱离“非核心”业务，对“可市场化的”公共品和服务实行社会化、市场化。     

制衡、控制和参与——关于西方社会管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述评

在当代西方主要社会管理理论中,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种观点:非政府组织制衡政府;政府控制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基于不同理论基础上的社会管理理念会有较大反差,这些观点无疑将为我们今天正在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启示和借鉴。     

社会保障的社会化与官民融合

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仅凭政府或官方的力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需求,必须广泛动员和依靠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走社会化的路子来丰富社会保障形式,拓展社会保障范围,促进社会保障公平,提高社会保障效率。官民融合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社会保障的普适价值。因此,社会保障社会化应当坚持官民融合的原则,而不是由官方机构或官方建立的公营机构独揽社会保障事务,政府应当在切实保障国民的法定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支持非官方机构承办有关社会保障事务。这将有助于在政府的主导及引导下,通过多元化、多层次化的制度安排,将社会发展变化带来的社会保障经济压力与社会服务压力化解在一个责任共担、纵横交错的安全网络之中。     

法理学视野中的我国非政府组织之发展

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调整方面具有突出的法治功能。鉴于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本文认为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路径应该是在政府法律监督下的相对自治的发展。     

机会与条件：我国NGO社会保障功能之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非政府组织(NGO)的导入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充分合理地发挥NGO的社会保障功能,需要确立政府与NCO的合作互补关系,培育和发展具有相当运作能力、廉洁高效的NGO,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运作机制。     

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气候治理:功能及其局限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为主体呈现多元化,其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具有重要意义。环境非政府组织能够对国内国际层面的气候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参与解决国际气候争端,并促成功能性的跨国合作。它们通过倡议推动气候政治的社会化,促进新型气候伦理的形成。它们进入联合国体系,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方面的作用日益上升;但受制于自身的局限,目前尚难以与主权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匹敌。作为气候外交的相关方,它们也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机会与条件:我国NGO社会保障功能之分析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成为当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非政府组织(NGO)的导入有助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充分合理地发挥NGO的社会保障功能,需要确立政府与NGO的合作互补关系,培育和发展具有相当运作能力、廉洁高效的NGO,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运作机制.     

转型期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定位与模式构建

本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和发展定位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继而在理论上构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三大行为主体合作互动、和谐共生,即政府的行政式管理、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式管理和市场组织的经营式管理并存。     

全球化时代非政府组织的建构主义分析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 ,非政府组织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日益深入。建构主义十分重视国际中存在的社会结构 ,强调规则在身份和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这对非政府组织的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建构主义有助于加强非政府组织与各国政府间组织之间的认同与共识 ,进一步展开建立在国际政治文化基础上的对话与合作 ,使非政府组织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论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

近代以来,以商会为主的商人团体参与城市公共环境的整治与管理所做的贡献毋庸置疑。过去在文章中对此有过一些简单论述,但对以商会为主的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管理的专门论述尚不多见。本文拟对近代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论题,以天津商会为中心展开探讨,以便对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协调合作的城市管理模式有进一步的理解。一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是政府政策启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天津商会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商人社会团体,不仅在辅助政府实施工商政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     

转型期的社会管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定位与模式构建

作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非政府组织的结构、功能和发展定位进行了系统地分析，继而在理论上构建了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政府、市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三大行为主体合作互动、和谐共生，即政府的行政式管理、市场组织的经营式管理和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式管理并存。     

试论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兴起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环境问题凸现,城市环境保护提上日程;加之,20世纪70至90年代逐渐兴起的环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逐步兴起。分权化改革使城市政府拥有较大的自主管理权,这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兴起的政治层面的基础。城市企业逐步树立环保意识以赢得经济利益,这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兴起的经济层面的基础。公民社会的发展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兴起的社会层面的基础。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兴起表现为政府开展城市环境保护行动,企业、环保非政府组织和市民参与城市环境保护行动。     

社会组织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若干思考

由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造成的环境危机与经济危机,以及政府干预经济而失灵的现实,西方学术界开始探讨政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三方之间的现代治理.现代治理一方面要求政府转变职能,划分政府与市场经界限,政府适度界入市场,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政府的核心职能是保护产权;另一方面要求政、社分离,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治理,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同时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非政府组织的界定及其参与扶贫的战略分析

国际上对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并无定论。需要结合国情，界定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贫困治理进程中表现出从物质扶贫到知识扶贫，从赋予穷人权利到完善制度建设的战略升级。要进一步拓展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空间，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组织自身的完善。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