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话语的流变与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

从1927年到“十七年”,随着中国政治形势与意识形态的变迁,阶级话语的语义内涵和功能几度变迁.本文意在通过对“阶级”这一词汇的考察,分析其话语流变背后政治和文化霸权力量的变化,以及以“阶级”为关键词的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从中可以看到20世纪前半期文学批评远离“审美成规”而倾近于“政治成规”、成为政党伦理和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不能自主”的政治化过程.     

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暖昧遇合”——20世纪90年代传媒语境下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新关系之二

20世纪90年代以传媒话语为主导的传媒语境呈现为一种无所不能的“文化霸权”特性，它与市场经济合谋，建构了人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景观。在传媒语境的笼罩下，文学叙事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尊独大”的历史合法性失效。由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得不主动调整话语策略，不仅以“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下沉”的姿态面对文学，而且还通过“激励表彰”和“宣传评介”等手法满足作家的“逐利”需求，同时也对作家借用大众文学的美学符号达成“谅解”。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关系表现出多维选择流向。     

形式及其观念意味:对“文革”主流文学经典文本的解读

本文以“文革”时期的经典文本《金光大道》、“样板戏”等为例,分析由这些文本所体现出来的这一特定时期的时空意识,并阐明当时的权威意识形态如何规定了作家的写作方式,进而分析了文本内外的话语冲突。     

网络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转换研究

话语转换对我国当前社会利益的协调、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有着重要影响,是深化及拓展我国意识形态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检验意识形态话语转换效果的首要标准是人民群众的情感认同,应有效厘清意识形态“一元导向”和多元价值体系“多元取向”在话语转换中的伦理关系,高度发挥文化载体在意识形态话语转换问题上的主体作用,使民众更加广泛地了解主流意识形态文化.     

“纯然主观的表现方式”与“古为今用”——对建国初戏改中“反历史主义”创作倾向批评的重新评估

建国初戏改的真实用意是将戏曲中的历史剧与权力的关系从讽喻批判转为歌颂服务,其中所出现的反历史主义倾向,是因为对权威话语通过戏改构建意识形态话语的目的与意图出现了机械教条和庸俗化的理解,以“纯然主观的表现方式”过于急切和直接地实现“古为今用”,这给戏改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而受到了包括权威话语在内的反感与批评.从1956年开始,中央以多种形式“纠编”,努力消解过激批判导致的对百花齐放精神的抵消作用.     

“文革”宣传话语的语篇特征探析

“文革”之所以在那个年代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其宣传话语的作用不容忽视。剖析“文革”宣传话语的语篇特征（语篇主题、逻辑结构、词汇及语法特点等），有助于揭示其话语背后的深层原因，理解“文革”宣传话语是如何麻痹当时人们的思想、使他们失去了理性批判能力，从而提高读者的话语批判能力。     

从“88万元世代”到“达观世代”——论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韩国“青年世代论”

新时期韩国媒体讨论了“青年世代论”的衍变与分化,从“88万元世代”论到“达观世代”论,虽然表面上表达了一种从悲观到乐观的精神面貌,但精神内核是一脉相承的,即同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话语,这与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韩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及意识形态的蔓延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新自由主义不断扩张之下所导致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     

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的历史优先原则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并不等同于逻辑与历史的完全一致,而是内含逻辑与历史的辩证关系.这就必然涉及逻辑与历史何者优先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反对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观点,批判蒲鲁东主义逻辑先于历史的形而上学错误,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论证了历史优先于逻辑的观点.习近平“四史”重要论述确证了马克思的历史优先原则,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此,应坚持历史优先原则,开展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我们既要从“四史”中汲取知识材料和价值养分,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进而指导具体的意识形态实践,也要从“四史”的群体宣传、社会传播和代际传承着手,致力于解决理论性与感染力的矛盾问题,寻求历史性突破.     

从“Dragon”到“loong”论意识形态对“中国龙”英译实践的操纵

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当中国龙最初被英译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前期，西方霸权意识、排华意识浓厚，受此意识形态影响，中国图腾“龙”被误译成“dragon”；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于是不少国人提出要给“中国龙”正名，要将其改译为汉语拼音“long”或新造词“loong”。显然，不管是“dragon＂’还是“Iong／loong”，都是意识形态这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纵着“中国龙”的翻译实践。     

融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价值·困惑·优化——基于文化分析的视角

融媒体在当下社会中的“本体论”意义赋予其对于社会文化生态、大众话语、交往关系及主体文化心理的建构性力量,且使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发生机理与作用机制实现了“文化渗透”转向.对融媒体与意识形态运作同构性的忽视,导致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一系列现实困惑,如后现代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生存空间愈渐窄化、微观叙事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话语极易陷入“二元对立”的境遇、新型文化景观的隐性意识形态属性鲜获关注等.优化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应当通过聚焦文化心理,在情感对接中形成意识形态的共情体验;赋能媒介话语,在微观编码中凸显意识形态的生活观照;依托仪式场景,在具象互动中实现意识形态的主体询唤等,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论”转向,有效提升融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度和话语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