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江》不是屈原的作品吗?——与龚维英同志商榷

龚维英同志在他的《屈赋辨伪》(见《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涉江》不是屈原作品的论断,对此我不能同意。龚文的第一个理由是《涉江》肯定并推崇伍子胥。他认为伍子胥是一叛国逆臣,而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毫无疑问,屈原不会推崇伍子胥。伍子胥是楚臣,由于其父奢和兄尚为楚平王所杀而逃到吴国,后来,怀着杀亲之仇,佐吴伐楚,掘平王墓,鞭尸三百。依宗法社会的标准来看,这是最大的不忠。然而,屈原会怎     

《涉江》中“伍子”为子胥考

学者多认为伍子胥是楚国"国贼",有人并据此否定《楚辞》王逸注有关《涉江》中"伍子"为伍子胥的说法。考诸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可知,春秋时期的"父"、"君"观念与后世有很大差别。《郭店楚简.六德》将其概括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国语.楚语》也反映了类似观念。子胥出楚境,为吴臣,"楚国贼"说系后人的误解,伍子胥对吴国的忠诚是屈原对其加以咏叹的原因,《楚辞章句》相关内容不误。明乎此,方可进一步讨论《九章》中《惜往日》与《悲回风》两篇的作者问题。     

伍子胥事迹的新发现──《天问》“荆勋”“勋阖”破译

按古来的说法，伍子胥名员字子胥。《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古人的名与字恒相关涉，或同义，或反义，或义相关连等，然遍检“员”“胥”义训，不见有何关涉之处，古今也未见有诠释之者，莫非伍子胥的名和字真的各不相干？问题恐怕没这么简单。　　古人取名除就独立的词义着眼外，还从古代经典的一句话中截取名字，这也是一种关涉。春秋时鲁人季寤字子言（见《左传》定公八年），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寤”下释其名字关涉之由曰：“《诗》篇多以‘寤言’连称，如《终风》‘寤言不寐’，《考》‘独寐寤言’…     

西南联大时期冯至的小说创作及其外来影响——以《伍子胥》为例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身处昆明的冯至在教学之余创作了历史小说《伍子胥》。冯至在小说中赋予主人公伍子胥以各种体验和感受，同时调动哲理与诗歌的叙事技巧，让历史小说充分发挥了古为今用的效果。从中不难看出，《伍子胥》的创作明显受到歌德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蜕变论”思想、小说结构的借鉴和“女性形象”的塑造上。     

《涉江》释义

[涉江]关于《涉江》题义的解释，似乎一向不成问题．姜亮夫先生说：“发轫为济江，故题日涉江也。”学者们一般都援引《涉江》里的文字作内证：“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但是，疑窦也恰恰从这里产生了．诗云“济乎江湘”，为什么题目不作“济江”，却要作“涉江”呢？“涉”，《说文》云：“徒行厉水也。”《尔雅·释水》云：“繇膝以上为涉．”滔滔如长江、湘江，断然不是“膝以上”的水，断然不能“徒行”．因此，着一“涉”字，事实上说不过去。《文选》丘迟《与陈伯之书》说：“朱鲔涉血故友于．”李善注：“涉，丁牌切，与…     

由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

伍子胥复仇故事由正史到民间传说,由史传文学到戏曲、小说,在不同的文体和文学系统中不断得以演绎和完善。对《左传》、《史记》、《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社会盛行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可勾勒出伍子胥由正史到杂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流变。这种动态的变化,使人们对伍子胥形象不断有了新的认识,从中也可发现后世优秀文学作品从正史和杂史中受到的启发。     

“陛”字校

《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页26:“吴王闻子胥此语,振睛努目,拍陛大嗔:‘老臣监监,光呪我国’??袁宾先生《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载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页93)校此条云:“拍陛”费解,待校。(监监袁校为尴尬,是)。按:《伍子胥变文》(页3):“楚帝闻此语,怕(拍)陛大嗔:‘勃逆小人,何由可耐。……’。”两处意思完全一样,今考《广韵》上声十一荠韵傍礼切:“陛,阶陛也。髀,髀股。(骨坒),上同。”陛、髀同属一小韵内,且髀或体也     

《伍子胥》的民族性特色

《伍子胥》是冯至创作的历史故事小说,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和借鉴,并且吸纳了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因素。本文回顾了作品的形成过程,并通过分析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来论述《伍子胥》的民族性特色。     

论《公羊传》复仇思想的特点及经今、古文复仇说问题

近年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复仇问题,已有多名学者作过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这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复仇思想的渊源、性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并进而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公羊传》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保存古代复仇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特点也与一般历史文献有别。虽然有人对它的复仇思想进行过讨论,但出发点多为经学,而不是史学。所以,本文拟从史学角度对其复仇思想的特点作一分析。 一 本文认为,《公羊传》复仇思想与众不同的一个特点是:宣称臣下可以向君主复仇,而这在先秦文献中是少见的。 《公羊传》定公四年云: 伍子胥父诛乎楚,挟弓而去楚,以干阖庐。阖庐曰:“士之甚,勇之甚。”将为之兴师而复仇于楚。伍子胥复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于是止。     

《伍子胥变文》校释补正

《伍子胥变文》,由王重民先生等根据四个敦煌写本校录,收为《敦煌变文集》首卷首篇。该文演春秋伍子胥故事,写作时间约在唐末,是敦煌俗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但文中讹字疑义较多,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在给此文以高度评价的同时,又感叹它“为了脱漏的过多,读起来也颇不易”。《敦煌变文集》在校勘方面作了初步工作。该书出版后,国内学者又续有校释,发明甚多,但遗留问题仍然不少。本文拟步时贤后尘,摭拾其阙漏,诸家校释偶有可议者,亦出以己见。限于学力,臆断妄说之处当所不免,谨祈方家指正。     

《道德经》中“无为”概念的哲学意义

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概念,学界一般认为其有三个主要内涵：不妄为;顺应自然而为;不为己之为。这三种内涵相互联系,紧密相连。“无为”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为“道”的基本属性“自然”提供了社会政治领域的治理标准;“无为”观念体现了老子的现实关怀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希望用“无为”让百姓得到拯救;老子用“无为”观念劝诚世人,要以“无为”达到“为”。     

“五至”、“三无”说

上博简《民之父母》的发表,为解决《孔子家语》伪书公案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研究孔子思想充实了新的材料。其中"五至"的具体内容与《家语.论礼》和《礼记.孔子闲居》所记有异,直接关系对各自原始性的判定以及思想内涵的阐发。比勘三者原文,从文字训诂角度重作分析,《民之父母》之"五至"较传世本更为合理原始。而文中"三无"之内容,则是具体实在的,与道家所提倡的"无"不同。     

百年讲武堂的文化品位

云南陆军讲武堂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在一定程度上铸就了黄埔军校，走出朱德、叶剑英、崔庸健、李范夷、武海秋等几个国家领导人和数百名将军，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吴用“形象的性格美学意义探讨

吴用是《水浒传》中的线索式人物,是众人物的灵魂。作者在对他的塑造上注重其性格的双重性、矛盾性,即美丑的对立统一,赋予他平民、凡俗的色彩。因此吴用的形象不同于诸葛亮的高大全形象,他性格上的“不可爱”、缺陷正反映了真实的人性,他的形象是真实可感的。这正是吴用形象的性格美学价值所在。     

曾参的思想、风貌──兼说“武城非南武城之省”

曾参被推崇为“宗圣”，历来都认为他是孔子“忠恕之道”、“心性之学”的传人，实际上他又是孔子不为富贵所诱、不为威武所屈思想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后经子思等传授给孟子，成为孟子“民贵君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思想的重要思想来源。曾参的思想是上承孔子、下启思孟的中间环节。曾参出生地是南武城，而“武城非南武城之省”。     

元代诗人宋无诗初论

这反而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宋无诗“史”的特点。元代诗人宋无诗初论@李军$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北京100875~~~~[1]杨镰.元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元人十种诗[Z].北京:中国书店,1990 [3]袁世硕,阿布晋一郎.解识龚开[J].文学遗产,2003,(5):8496.     

吴国伦年寿及王世贞卒年辨正

吴国伦年寿目前存有四种说法,李维桢、谈迁所载吴国伦卒年皆为万历二十一年,因此,确定吴国伦年寿主要需考证其生年。从吴国伦作品中寻找内证,并通过与李维桢所载生年对照,以此判断李氏所载是否准确,进而判断吴国伦年寿。王世贞较吴国伦早卒,但目前王世贞卒年也存几说,考证吴国伦年寿不能忽略王世贞卒年,只有考证出王世贞较为准确的卒年,才能更确切判断吴国伦年寿。     

论吴宓的古体诗写作

研读新版《吴宓诗集》,结合吴宓的文化立场与诗歌见解进行考察,可以见出,吴宓的古体诗写作系近代诗界革新的继续努力,是他“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主张的自觉践履,也代表了20世纪白话诗以外的另一创作方向,文学史与诗歌史研究均不应回避。吴宓诗作表现了他在抒写感情方面的现代特征,及贯穿其中的文化理想的精神。     

巫咸与巫贤考

太戊巫咸与祖乙巫贤的关系,与其说是一对姓名同音的母女,倒不如说是同一氏族中经部落全体会议推选出来、代表本氏族参加商朝统治的两位杰出女性。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