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儒学镜像中的饶双峰《孟子》学及其意义

《四书大全》所收朱子后学之说是朝鲜学者进入朱子学的重要桥梁。朱子再传饶双峰对《孟子》的诠释，具有解析细腻、思想新颖、分析精密的特点，他在性之两分、心之两种内涵、知言养气章道、义、气、体等诸问题上，皆提出了颇有创意的看法，激发了朝鲜学者的热烈讨论，把相关问题的理解引向深入。朝鲜学者对饶双峰《孟子》说的评议及反应，表明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具有重要影响，故实有必要推进朱子后学与朝鲜朱子学的比较研究，以弥补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     

王船山对饶双峰《孟子》说的批评与接受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再传饶双峰的《孟子》说加以深度剖析,从解经方法上严厉批评饶双峰过于分析的区别法“自误误人不小”,简直是“石田中求罅隙”;在理气观上,船山倡导理气不相离、理势不可截然分的理气相因观;在人心论上,船山严格辨析真心、本心与佛老之别,对双峰以人心为仁之解极表赞赏;在仁与礼乐、仁与不仁、孝与义等问题上,船山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双峰“谕父母于道”说违背了孝道精神。船山对双峰的反思与接受,表明船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对朱子后学继承与批判之上,朱子后学构成船山思想的重要来源,显示出船山学的朱学底色。     

陆陇其、陆世仪朱子学思想比较初探

陆陇其与陆世仪是清初享有殊荣的理学家,被时人并称为"二陆".他们基于对当时学术的反思和现实的需要,积极阐扬朱子思想,力主向传统朱子学复归,对清初学术风气的转变和朱子学的复兴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朱子学思想上,他们都有着实学倾向,主张理气合一和强调躬行践履,但在对太极的阐发、对心学的态度和对居敬的理解上又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论朱子在诠释《中庸》过程中受吕与叔之影响及对吕氏之批评

对《中庸》的诠释，是朱子(晦庵，1130—1200年)《四书》诠释工作的一重要环节。在朱子一生中，先后作《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删定《中庸辑略》，并留下了三大卷与门人研讨《中庸》的语录，自有《中庸》以来，在对《中庸》的诠释史上，朱子可说是一人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     

船山宗朱、反朱抑或超朱之争讼与辨正

自船山殁后以至于今,学界围绕船山学术旨趣争讼已久,诸种说法或盛传一时,或流行至今,然细考之,均有偏阙,亦无有公论。船山与朱子之间关系的判断,制约、甚至决定着对船山思想渊源、学术旨趣之定位。依已有之成论,在宋明学术的框架中,船山学说与朱子学说关系归结为:船山笃守朱子学、走出朱子学与超越朱子学三种,由此可将船山学术旨趣化约为:船山以理学为宗、对朱子理学的倾覆以及集道学之大成三种争讼观点。宜以整个思想史的视域,将船山之思想视为朱子学说之反动,即对于朱子在理学开新的过程中丢掉了原始儒家的精髓、失去了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之意蕴的"反动",从而将船山学术旨趣追溯至尽"明人道"的先秦孔孟之正学,从而肯定船山以复先秦之古为解放的正面价值。     

民国时期唐文治的朱子学研究

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唐文治的安身立命之根本在于朱子学研究。他的《紫阳学术发微》是当时重要的朱子学研究专著,内容包括朱子学术思想历程研究,朱子心性学与工夫论研究,朱子经学研究,朱子政治学研究,朱子与陆王、浙东学派关系研究,清代朱子学研究述评等诸多方面。他的朱子学研究之深入而扎实,甚至有些成就为当今朱子学研究者所不及。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研究还与当时的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试图通过朱子学研究,坚守民族气节,“以兴起吾人爱国之精神”。     

朱子哲学当代诠释方法论之反思——从“继别为宗”到“横摄归纵”

本文旨在针对牟宗三对于朱子学所提出的独特论点,提出反省批评,并经由方法论的深层反省,指出此中所含"逆格义"的诠释限制,进而时朱子学提出一更恰当的可能诠释与重建.首先,简要阐释"继别为宗"的意义,并指出这宗法性的分判本身的限制何在,在方法论上将有如何之限制,并深入朱子的相关文献,对比诠释,指出所谓"本质工夫"与"助缘工夫"之区别,及其在诠释上的缺陷何在.再次,以朱子的<格物补传>为核心,指出它仍归本于"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大传统,其并非"静涵静摄的横摄系统",而是"横摄归纵的系统".换言之,朱子学仍是孟子学,只是它开启了孟子学的道德理智主义一脉,而不同于阳明学的主意主义.朱子为横摄归纵的系统,而阳明则为纵贯横推的系统.牟宗三关于朱子阳明的根本分判是可争议的.朱子学一方面强调"格物穷理",但另一方面则强调"涵养主敬",此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其中隐含一"知识"与"道德"的辩证性结构.这可以说是由"识别于物"而"知止于心",最后则"明通于道",从知识的横摄到归溯于存有之源,即此存有之源即是道德之源.借此进一步反思学术社群、诠释权力及学问系统之诸多问题,以朱予学为焦点,指出该跨越当代新儒学的限制,而进入一个崭新的诠释时代,中国哲学之发展将有新的可能,朱子学亦当有一恰当而妥贴的诠释.     

“注释、诠释与建构——朱子与四书”学术研讨会综述

四书本属于不同时代、各自独立的思想著作,朱熹如何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又如何通过注释、诠释阐发原著的蕴涵,并发挥自己的思想,建构了一个宗旨鲜明、内涵丰富的哲学体系。这些问题正在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共同关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于2006年5月16日~18日组织召开了“注释、诠释与建构———朱子与四书”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有关四书集注的诠释学问题,即在整体上探讨了朱熹如何将四本不同的哲学著作诠释为一个圆融贯通的经典系统,又在一书、一篇、一章、一句的诠释问题方面展开了深入讨论。一、四书的“升格”…     

士人、家族与朱子学的接受及传布:以门人程端蒙为例

通过对南宋士人程端蒙之家世、地域背景、求学机缘以及学术思想等的细致叙述与分析,可以发现作为朱子门人程端蒙虽然早卒,但由于其所属之德兴县的独特的朱子学氛围,他不仅能够领悟朱子学要旨,而且能以求道修身为己任,并与同邑学友董铢等人一道,对朱子学的发展和流传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民国时期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及其创新——从朱子心学入手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可以追溯至民国时期。他从心学入手研究朱子学,主要包括对朱子思想来源的梳理、对朱子心学的阐释、对朱子格物论的研究、对朱子与陆王关系的辨析、对朱子的学术贡献的讨论等诸多方面,展现了朱子的心学体系及其与陆王之间的大同小异。重要的是,钱穆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有关朱子心学的观点,在他晚年撰写的《朱子新学案》中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而成就其朱子学研究的一家之言。钱穆从心学入手的朱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以往对于朱子与陆王的调和,也是对那种把朱子学简单界定为理学而忽略其心学的补充,是一种更加全面而综合的研究,对于当今的朱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     

从吕留良的《大学》诠释看清初的“朱、王之争”

“朱、王之争”是清初的全国性学术议题。而缘于“朱、王之争”总在《大学》一书,故由《大学》切入此议题便成为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津梁。清初朱子学大师吕留良沿袭这一公认的学术途辙,围绕辐辏于《大学》的核心议题如《大学》的版本和主旨、“三纲领”内涵及关系以及“八条目”中的“格物”等展开细致入微的辨析,显豁出“尊朱辟王”的学术取向。而这一取向赖其卓绝而醇正的朱子学学者的地位,相应地涵具典范的学术史意义：一是在后阳明学时代拔擢朱子学地位,加速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二是助推“尊朱辟王”学术思潮的高涨,成为上承张履祥下启陆陇其的关键环节。从吕留良这一具体而鲜活的个案可见“尊朱辟王”是清初解决“朱、王之争”的主流方案,为朱子学在清初复兴并再度上升至官方哲学有先导之功,映照出《大学》诠释与学术思潮、学风递变之间的互相作用的关系。     

李退溪的心性论

素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朝鲜李朝大儒李退溪对朱子之心性论,不仅给予详尽之诠释,且有较重要之发挥与创造。这种发挥与创造依据朱子而又不同于朱子,是对朱子学的发展。他提出的别具特色的性情理气互发说,极大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朱子的心性情理论。在儒学史上应有重要之位置。退溪对心的工夫义给予了特别的发挥,由于他对心之工夫义特别重视,有人把其哲学概括为“敬”的哲学,这种概括,只能从心的工夫义上理解才有意义。退溪论性情侧重分别,他提出了性情发动分属理气之“分开说”,并从五个方面加以论证,这是他依据朱子而又超越朱子的地方。     

董鼎《孝经大义》对朱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

宋末元初,涌现出一批以羽翼与阐释朱子著作为己任的理学家,董鼎即是其中之一。董鼎以朱熹《孝经刊误》为经,取代《孝经》今文、古文本,模仿朱子解《四书》的体例撰著《孝经大义》。他以理言孝,以孝统摄仁与礼,并以“全人”为孝的最终价值目标,丰富了《孝经》义理,完成了朱子学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孝经大义》促进了朱子著作的经典化,是我们观察朱子著作经典化的重要实例,在《孝经》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修己与治人——从朱熹与王夫之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说起

《大学》絜矩之道的诠释,关系到儒家传统中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的问题。朱子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人心之同,以己心为天下之心,可以兴起民众,正其好恶取舍,故絜矩之道仍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延伸;王夫之则认为家、国、天下之间“理势自别”,因此,对絜矩之道的诠释起于教之之道,以立教为本,推行“恒政”,为道德修养与政治治理给出了严格的区分。在对絜矩之道的诠释中,朱子的理论重心落在推度人心与兴起民众共通的道德意识上,即以道德的途径为首出,而王夫之对朱子以来的诠释作了深刻的反思,以政治的角度去探求絜矩之道的实现方式,试图以“恒政”实现教、养、政的统一。总的来说,朱子的诠释更贴合《大学》的文本脉络,船山的诠释则更显理论上的创见。     

刘宗周与朱子学——兼谈许孚远的朱学倾向及其对刘宗周的影响

刘宗周的理学"上承濂、洛,下贯朱、王",统合了朱学与王学,朱子与王阳明都对刘宗周蕺山学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刘宗周与朱子学的关系目前学界却少有涉及。刘宗周对于朱子学的接受与他的老师许孚远有关。许孚远越到晚年越倾向于朱子学,而刘宗周师事于他正好是在其晚年。许孚远在"天理人欲之辨"、"主敬"以及《大学》学上的朱学倾向对刘宗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朱熹的道统思想对日本“暗斋学派”的影响

朱熹在否定了韩愈道统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系谱,把自己的理学摆在儒学的正统位置上。朱子学传到日本后,"暗斋学派"的创始人山崎暗斋对朱子学推崇备至,认为朱子学是儒学之正统,自己全盘继承朱子的思想并捍卫其在日本的正统地位,也就承续了朱子在日本的道统系谱,提出"道统之心法"的传承方法,并以此来批判"异端邪说"。山崎暗斋还把儒家的道统观念与日本的"神统"、"皇统"观念结合起来,为"神统"、"皇统"提供理论依据。     

朱子学的中心转移说——基于东亚视角的考察

从东亚视角考察朱子学可以发现一个重要事实：朱子学的中心出现了多次转移。在朱子之后至罗钦顺去世之前，朱子学的中心无疑是在中国。罗钦顺之死以及16世纪中期韩国性理学的高度繁荣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转移到了朝鲜半岛。16世纪末叶至17世纪前期韩国的内忧外患以及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的崛起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从朝鲜半岛转移到了日本列岛。朱子学的两次中心转移现象背后的动力是天理及其实现方式的不同。     

浙江湖州新发现的朱子家谱及其所反映的主要情况

朱子后裔分布状况及其谱系研究是朱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从民间收集到的朱子后裔在湖州的家谱的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朱子与湖州的关系,以及朱子后裔在湖州的发展情况。这将进一步丰富朱子学研究的内涵,并为深入研究朱子后裔在浙江的发展情况打下基础。     

类编与思想诠释——《朱子语类》与朱子学

在以往的研究中，《朱子语类》仅被视为研究朱子思想的文献，其编纂过程中展现的思想特质尚未得到关注。《朱子语类》以文献编纂的形式“述朱”，此一“述”的过程就包含了“作”，体现了编纂者对朱子学思想逻辑的理解，体现了一种知识秩序空间的建立。《朱子语类》的成书包含一从“语录”到“语类”的过程，“类编”的出现是为了尽可能消除语录记录者的记忆偏差而导致的材料可靠性问题，而“类编”本身又加进了编纂者对朱子思想的理解，分类的门目与类目间的理解，展现了朱子后学对朱子思想体系的不同理解。黄士毅分二十六个门目，按照强调形上学的思路，对门类进行了排序。黎靖德则在此基础上创设细目，进一步优化材料，在材料的优化中体现自己对朱子思想的认识，特别是从细节上对朱子学的思想逻辑进行了再勾勒。《朱子语类》以及其他不同时期各类型朱子文献的编纂本身就体现了朱子学的展开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