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性写作报告文学的三个话题

报告文学并不是一种特殊的"中国文体",它是发端于欧洲的国际性写作方式。"非虚构"本源于美国的"非虚构小说",以"非虚构"置换报告文学,缺少内在关联的基本逻辑。非虚构与报告文学之争,反映了文学界对文体基本认知的某种缺失。称名纠缠,一方面造成写实类文学写作、评论等的混乱,但另一方面非虚构也为报告文学文体的优化提供了反思的可能和必要。报告文学需要走出过度的新闻性、过度的意识形态化,通过故事性和个人性的强化,在回到非虚构叙事中建构写实之美。     

“非虚构”写作: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困窘

"非虚构"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一种叙事策略,"非虚构"文本对底层表现出特别的关注,现代化语境下的农村现实和工业浪潮下的打工者阶层的生活与情感是"非虚构"写作着重突显的经验场域。"非虚构"写作着力于寻求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的重叠,但并没有解决或消除从个体经验上升为公共经验的叙事机制内在的困窘,从而使其对底层经验的书写仍然流于象征意义上的整体性和表面的真实。     

非虚构写作的层次结构：从问题意识到正义精神——以梁鸿和乔叶的相关作品为考察中心

非虚构写作在当代文坛被讨论，并且成为文学批评与创作领域的热点，是作家、读者和现代传媒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目前学界对非虚构写作这样一种新的文学实践还存在诸多争议，透过争议进入文学作品本身，我们会发现非虚构写作都内蕴着相似的逻辑规律，即从问题意识切入到实现对正义精神的最终追求，问题意识和正义精神构成了我们理解非虚构作品的两个重要维度,也凸显出非虚构写作中的层次结构。其中，梁鸿和乔叶在对乡土世界的非虚构叙述中，同样凸显出了这样的一条逻辑规律，从她们的作品里我们也看到了非虚构写作未来的多种可能性。     

解"叙事性"--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传统小说叙事观念的冲击

中国当代有自我意识的并形成潮流的元小说创作始于马原。元小说写作对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小说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传统小说叙事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本文以为,解“叙事性”是“马原式的叙事革命”的意义之所在。它通过叙述的自觉,实现小说从“写什么”向“怎么写”转变;通过写作小说的寓言,实现小说在“写怎么写”上的创新;通过互文性写作,实现小说对虚构本质的哲学反思,创作出“写写写……”的小说文本。     

沈从文小说叙事视角的转换与艺术的成熟

论文突破了通常的将沈从文小说按题材分为都市与乡村两部分,而别有新意地从叙事视角上,按沈从文小说中“自己的成分”的多少划分为影子作者叙事与非影子作者叙事.认为沈从文小说凡是以第一人称叙事,带有自叙传性特征,以影子作者进行叙述的,由于受到自身生活的束缚,特别是追求小说的真实性、感染性和趣味性而不免带来叙述上的琐碎,拖沓,冗长,而离作者自我较远一点,冷眼的作旁观者,以非影子作者叙述的,作者就能与“自己分离”,“冷眼的作旁观者”,追求小说的艺术性,让人感到艺术上的明净节制,客观沉静,一扫“自己成分稍多一点的”小说的那种令人腻烦的囉嗦散漫、拖沓琐碎.论文比较全面地考察了沈从文从第一人称叙事到非第一人称叙事,从影子作者叙事到非影子作者叙事,从“故事”的第一人称讲述到构建叙述框架进行讲述,从“自我”的突出到“自我”的退隐等叙事视角的转换,认为正是这种转换有力地推动了沈从文小说艺术的成熟.论文并且探讨了沈从文叙事视角的这一转换与艺术规律的关系.     

记人叙事散文写作“四步训练法”

记人叙事散文是以记叙人物或事件为主要内容的散文体式.它要“抒情”、“论理”,更要“绘形”(描绘人物或事件的形象).“绘形”是基础,“抒情”、“论理”是目的;“形”要显露,“情”、“理”要渗透其中.“形”、“情”、“理”构成了记人叙事散文的三个基本要素.抓住了这些要素,也就抓住了记人叙事散文写作训练的关键.对这些基本要素的捕捉、发掘、拓展和表达,便基本上体现了记人叙事散文写作的主要过程,这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记人叙事散文写作的“四步训练法”.捕捉 主要指对人物或事件的形象的捕捉.下笔之前,对形象的捕捉比较复杂,有时是     

学者与作家“非虚构”写作的“异质同构”——从梁鸿、孙惠芬的两部新作的历史叙事说起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是近年"非虚构"写作的代表作,虽前者偏重于学者访谈、后者有强烈的小说叙事意图,其历史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立场和效果,但从本质来说,皆秉持良知与责任直面中国农村的精神溃败和现实自杀问题,以社会学叙事方法展现出了中国农村现代性进程之殇。从这一角度而言,"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对文学责任的重新寻找,对文学精神再次体认的过程。同时,俯就现实与权利规训下的价值迷失、作家对文学话语建构历史合法性的过于自信也造成了文本叙事中的过度介入问题,进而显现出非虚构写作在当下因工具理性主义遮蔽文本叙事艺术所展现的写作缺失。     

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文学魅力

报告文学并不存在叙事上的乱伦 ,这种文体对真实性或者说非虚构性的坚守 ,是其根性所在 ,是其“立文”之本 ,其名称中的“文学”二字 ,也并不等于虚构。“文学”本身理应包含有虚构与非虚构的因素 ,它在小说那里主要体现为以虚构为核心的文体建构方式 ,在报告文学中则不表现为虚构 ,而是除虚构之外 ,通过语言、结构、视角来实现其文体富于艺术性的建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充分显示出其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文学魅力。而文学魅力的展现 ,主要有赖于其“跨文体性”的文体规范 ,这一特性是指其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影视等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表现方式的兼容 ,以及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独具自身特色的艺术个性。这主要体现在叙述结构的变化、叙述语言的丰富与个性化以及对自身艺术表现局限的超越等方面。     

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解读

《头发的故事》围绕着女子剪发、男人剪辫子的头发问题组织故事 ,通过头发问题所引起的反复曲折的风波 ,鲁迅寄寓了自己对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痛恶 ,对软弱的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愤激。鲁迅将人物独白作为构思这篇小说的主要手段 ,通过人物独白来叙事抒情 ,同时以辫子这种社会意象来叙事。小说创作过程中也采用了虚构艺术 ,通过虚构的“假” ,达到艺术上的“真”。叙述和人物语言也精炼传神 ,富于美感力量     

“故事”诗学意义的当代阐释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试图回归中国文学的故事传统来实现文学的革新,如果按照西方现代以来“文学即虚构”的纯文学概念,这股潮流似乎很难纳入文学范畴,实则体现的是非虚构文学观念的独特追求。就表现内容而言,所讲的故事注重在实有其事的基础上融入人的内心体验,破除了文学与现实二元对立的思维,重绘了文学的精神版图;就叙述方式而言,讲故事的人是在与他者的共谋中实现叙事功能的,疏离了创作主体超越现实的抽象概括,更加注重趋近现实生活本真状态的呈现;就语言形式而言,故事的口头讲述淡化了文字表述的理性色彩,激发的是人的感官感受,非虚构性得到了彰显。     

三种叙事角度的比较

任何一篇叙事作品,都必定有一定的叙事角度。在以往的写作理论研究中,人们惯常从“人称”入手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称”理论做出过它可贵的贡献,但也带来了一些棘手的麻烦,如围绕着“第二人称”叙事角度的有无,学者往往见智见仁、所见不一。这样,大家逐渐意识到,叙事角度的问题,应该有一个理论的突破。于是,人们舍弃从“人称”入手探幽寻胜的路子,而另辟蹊径,总结出“全知叙事、参与叙事、观察叙事”三个叙事角度的理论。这个说法,与“人称”理论入门处不尽相同,但它吸收了“人称”理     

自述与众声：非虚构文学中的素人写作——以范雨素和陈年喜为例

近十年来，中国重要的门户网站创办了众多非虚构写作平台，刊发了大量素人作者书写的自我和他人的故事，被媒体称为素人写作。素人写作以其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活经验、写作者的自我形象、晓畅真挚的表达风格、新媒体传播方式，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学现象。本文以素人写作中具有较大社会关注度的范雨素和陈年喜为例，分析了两位素人作者作品中“真人真事”自述的特质，文学表达上借鉴和融合纯文学的方法，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在自我形象塑造中表达出社会底层劳动者独特的经验、美学形式和思想谱系。素人写作在新媒体时代融贯了启蒙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实现了对社会问题和“众声”的表达，提供了我们这个时代思想文献的基层基础。     

论鲁迅小说中的作者自我虚构

在小说等叙事虚构作品中,叙述者不能与作者相等同;同时,叙事作品中的叙述者以及人物又往往与作者有着某种关联,有可能通过它们出现不同形式的作者自我虚构,形成为独特的艺术虚构的形象。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的研究,探讨其小说中作者与作品、叙述者与作者、作者的自我形象与作者自身的关系,以及以作者名义出现的叙述者在作品中的修辞意味,作品中实现作者自我虚构的不同表现等。     

《聊斋志异》的叙事策略

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蒲松龄有意无意选择历史性话语进行叙事，流露出用虚构叙事接入历史叙事的企图。从现代叙事学理论来看，《聊斋志异》在叙事话语的选择，“异史氏曰”对“太史公曰”的刻意模仿，花妖狐魅的虚构叙事空同和叙事的寓意等四个方面体现出“以文入史”的叙事策略。搜罗散落在《聊斋志异》花妖狐魅的虚构叙事世界里的生命痕迹，可以窥见蒲松龄吁唏感慨、聊以托寄的内心世界。     

虚构文学的游戏与超游戏性

文学虚构具有游戏性质,这是文学的诗性本质决定的,因为文学虚构是人类与生俱采的一种能力.文学虚构的游戏性既体现在作者和读者的陶醉中,还表现在文本游戏中.游戏性其实就是娱乐性,强调了"非现实的虚拟性".然而,文学虚构不仅具有游戏性,而且还具有超游戏性,因为它能突现人类精神,要追寻人生的意义.     

长成一棵会思想的树——邱华栋论

邱华栋是“新生代”作家中最执着地追求意义的一个 ,他用自己的文本勾画了一个群体欲望狂欢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 ,个体因肉身与灵魂的双重沉重而死亡 ,经验因灵魂状态的趋同而只属于公众 ,创作面貌也因此类化 ,作者不自觉地进行着个人向宏大的叙事预演 ,使写作中的重复与模式化倾向构成了对“新生代”个人主体性追求的强烈反讽。     

史传文学《左传》的叙梦体研究

既然最早的史料流传于瞽史的口耳相传,避免不了主观色彩的融入、虚构成分的渗透。另外史官讲述历史,为了增强生动性和趣味性,常常在史料中有意识地追求新奇诡异,诸如梦境、鬼神、天道等具有异奇色彩的传闻。因此《左传》中有很多虚构和再创造的题材,它极大地丰富了叙事内容,尤其是匠心独具的叙梦方式使中国古典文学由早期的史传文学过渡到以传奇色彩为底色的志怪小说、英雄传奇、侠义小说等,同时在叙梦中渗透着作者的价值观、历史观和人文观。     

自我的“解离”:残雪文学创作精神密码新解

残雪是先锋作家中在新世纪坚持文学实验道路的孤勇者。她提出“新实验”文学的理论，以自身的灵魂为实验对象，进行“灵魂探险”。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作家灵魂的象征，他们是家庭、小社会中的困兽，在变态的人际关系中精神异化，既疏远外界，也疏远自己的内心。他们看似虚妄、封闭，其实拥有比一般人更复杂、剧烈的内心冲突。“自动写作”不是出于巫性的神秘力量，而是借助“解离”,有保护地接近潜意识，并释放内心冲突的过程。残雪借助“解离”来开启叙事，既满足了自恋，又接近了创伤，使写作成为一种自我圆融的表达性艺术。然而，由于在自恋的闭环中迷失，残雪“灵魂探险”的实际意义也在自我消解。     

哲理与文学——论卢梭《爱弥儿》中的小说书写策略

《爱弥儿》是法国启蒙哲人卢梭的代表性哲理作品,被誉为一部“教育小说”,它融合了理论论述与小说叙事两种书写策略,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论述拖出叙事,叙事承载论述的动态互动模式。在此模式中,小说叙事始终服务于哲理的阐发与接受,实现了修辞意义上“劝说”的功能性运用。一方面,小说叙事通过演绎抽象的理论论述,用故事对理论观点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小说叙事将文学想象与虚构内嵌在文本的整体性中,从整体上提升了哲理作品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并借此在读者接受上发挥优势。由此,通过分析《爱弥儿》中独特的小说叙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启蒙时代哲理与文学之间的交互关系,为重估文学在启蒙中的重要价值提供一个新视角。     

晚清以来的弹词研究--兼论清代女作家弹词的文体定位

晚清文学理论把弹词看做“旧小说”之一体 ,强调弹词的社会作用以及它与妇女的关系。“五四”以来俗文学家在弹词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 ,但在文体定位上仍存在着突出的问题 ,至今未能解决。本文从书面文学、写作手法以及读者期待这三方面把清代女作家创作的弹词与弹词原始体 (或演唱体 )区分开来。女作家弹词是清代闺秀才女以韵文文体虚构想象故事的长篇叙事作品 ,可用“弹词小说”或“韵文体小说”指涉这一文类 ,应视为清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特殊体裁。又因为它是中国惟一以女性为主体(具备创作文本和阅读受众两个层面 )的独特叙事文体 ,所以这类文本具备了小说史与女性文学的双重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