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建设问题探究

多元文化并存是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多元文化并存对主流文化凝聚力、国家文化治理方式及对国家与公民良性关系建设等提出了挑战。回应这些挑战,在文化建设中,共产党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文化的政治原则、多元文化平等的价值原则和共处融通的规律原则,以社会文化自觉为文化发展的主动力,引导以主流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共识并以社会文化构筑个体精神家园,最终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社会文化视角:中韩建交对朝鲜文报纸语言的影响

文化与语言有着不可分离、相互依赖的关系。不考虑语言就无法理解文化,同样,排除文化也不可能理解语言。中韩建交对朝鲜族的语言、文化,特别是朝鲜族社会的信息神经中枢即主流媒体——朝鲜文报纸的影响极大。建交二十多年,随着朝鲜族社会文化、语言的变化发展,朝鲜文报纸的语言也发生了诸多变化,而变化的主要原因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论多元文化环境下的和谐文化建设

社会发展需要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丰富发展了主流文化的内容,增强了主流文化发展内在动力,有利于满足人们的多种精神需要,有助于社会稳定。多元文化呼唤和谐文化,社会更需要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条件,和谐文化有助于塑造新时代的民族形象,彰显民族风貌。建设和谐文化的方法和途径,不同于某一种具体文化建设的方法和途径。因此,探讨建设和谐文化的方法和途径,对和谐文化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至关重要。     

信息时代英汉两种语言发展变化探微

语言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变化会促使语言的发展变化。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会对这一时期语言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比如：词汇、语法、句法以及社会价值观等。另一方面，语言的这种变化，尤其是人们语言价值现的变化，也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人类可以通过正确的语言政策和规划引导语言的发展并使其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语言变异与文化因素及社会心理

语言的发展变化与文化的进步和大众的心理变迁密切相关。本文从探讨语言变异与文化因素及社会心理的关系入手,阐明语言的发展变化与文化共生、共存,敏锐反映社会心理的变迁,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     

论汉语词汇的发展与汉民族历史文化的变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历史文化的遗迹，主要积存在语言的词汇系统中。词汇数量的消长，词义的发展，构词的变化，以及外来词的层积，往往是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变化的结果。我们可以通过词汇的发展，来考察历史文化的演变。     

从语言演变的角度分析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语言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其发展变化受语言结构和社会语境的制约。语言的发展影响着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时代的不同研究的方法也不同。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语境的关系,关注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探索词语的社会意义等要点问题。     

近百年来社会文化影响下的报刊语言变迁

文章探讨"五四"运动以来,在社会文化影响下的报刊语言的变化及特点,将报刊语言的发展划分为新文化语言、泛政治化语言、返朴归真的语言、动态的大众化语言等四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分析社会文化与报刊语言的关系,认为他们是两者发展中的交互推进者,具有变化的同步性、同一性和同构性的特点,都不断地追求权力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变。     

语言和谐: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枢纽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语言和谐提到了民族团结、民族繁荣的高度。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极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重视。青海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言和谐,应从民族语言与文化习俗的关系,从语言交际的角度,从语言全息发展的眼光,去看待社会、文化、语言三者的契合,去认识语言和谐的制约因素。这样,就会对保障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生更加积极深远的意义。     

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世界英语

在研究Kachru的英语世界化理论的基础上 ,本文主要研究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在世界各国的变化和发展的特点 ,指出世界英语是在多元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发展并变化着的语言 ,并形成了各种带有不同地域色彩的语言变体。英语不再为所谓的“标准英语”使用者所独有 ,而是属于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世界各国的使用者。     

英谚语与西方个人主义及其价值取向

语言记载着民族的物质与精神的历史 ,是民族文化的地质层。在语言的社会环境中研究语言 ,才能揭示语言的变化发展及其社会文化的根源。谚语是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精华所在 ,是一定社会价值观的体现。本文探讨西方谚语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内在联系 ,通过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这把钥匙 ,了解西方精神文化、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诸方面     

西方多元文化主义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在和谐文化观的视阈中

多元文化主义所关注的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是当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促进民族文化多元共存与和谐文化建设方面有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对当前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     

民主文化的多元性与承认的政治——查尔斯·泰勒基于文化现代性理论的论说

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存在两种现代性理论,即文化的现代性与非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前者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视为西方文化变化发展的独特产物,后者将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视为所有文化变迁的必然归宿。基于文化现代性理论,泰勒主张民主文化的多元性,认为现实世界不存在单一的、稳固的、标准的民主文化,存在的是多元的民主文化,而多元民主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在以彼此之间的承认和尊重为前提。     

浅析称谓语“同志”与社会政治环境、民族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同时,语言也是文化的载体,它同样也会受到民族思维方式、民族心理的影响。如今,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曾被我国人民广泛运用的社会交际称谓语"同志"被用于"同性恋者"的代称,这种变化不仅跟社会变化有关,而且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就它们之间的关系做简要分析。     

论和谐文化制度与文化生产力

当代中国,正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带动发展模式向"和谐科学可持续"的多元统一的社会全面发展模式战略性转变的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这种全社会范围的重大战略性转变,正在酝酿着一个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全新社会文明状态的形成,社会文明的进步则越来越彰显文化生产力的魅力,文化生产力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而和谐文化制度建设则是新时期促进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文化生产关系和根本制度保障,和谐文化制度的建设首先有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协调与整合。     

文化共生与和谐文化的建构

和谐的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社会。共生与和谐是辩证统一的，是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要素，是两个不同的文化发展层次。文化共生是实现和谐文化的前提，和谐文化则是文化共生的保证和终极价值向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要充分把握多元文化共生，而多元文化共生并不等于多样性文化同等程度的、甚或是同步的发展。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过程中要高扬主导性文化的规导作用，多样性文化要围绕、服务和服从主导性文化发展方向。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充分发挥主导性文化在建构和谐文化中的主旋律、主渠道作用，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多元竞流与价值引领——评《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引领》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各种社会文化不断相互碰撞、相互交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不断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交融交锋。多元文化的碰撞必然会带来多样的价值取向,带来多元的社会思潮,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如何在多元文化时代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元社会思潮是我们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李建华的著作《多元文化时代的价值引领》(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很好的解释和回答。     

多元文化格局下的锡伯族传统文化

锡伯族传统文化是锡伯族民众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它表现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其内涵丰富多彩、范围广泛、形式多样,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制度、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等。考察多元文化格局下的锡伯族传统文化,探讨如何继承、发展和完善锡伯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高校文化建设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旨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战略命题。高校文化建设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高校可以通过培育人才、传承文化薪火、创新文化精神等途径,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高校文化建设必须适应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新要求,具体包括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结合、与社会总体发展结合、与人民需求结合。同时,高校文化建设需要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包括多元中立主导,继承中谋创新,交流中促发展。     

认同规范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兼论对深化中国-东盟地区合作的启示

东盟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地区政治稳定、推动安全合作与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积极与重要的角色。随着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在强化政治安全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同时,向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发展。在东盟社会与文化极其复杂与多样的环境下,社会文化原则的认同与规范一致是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成功的基础与前提,以人为本、社会福利、社会正义、捍卫人权、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包容与多元文化主义等现代的社会文化观念,成为建设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与重要原则。尤其值得指出,随着中国与东盟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规范原则以及实践方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借鉴,这对中国全面深化与东盟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