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的思想前提

记得少时,无论是翻看历史故事小说,还是听讲中学历史课本,总是对中国历史上那些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们肃然起敬,也曾经为农民起义军所创造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感慨万千。陈胜、吴广“苟富贵、勿相忘”的揭竿而起,黄巾军“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大胆预言,李自成“均田免粮”“劫富济贫”的震天口号,洪秀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伟大理想,更有那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高扬旗帜以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美好憧憬,无不耳熟能详。正如本期所刊张宏杰《农民起义书…     

关于对曹操评价问题讨论的综述(二)

全国史学界对曹操问题的讨论,本刊1959年第四期曾作了一次综述。最近两三个月来各地报刊又发表了几十篇讨论曹操问题的文章,绝大多数肯定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的正面人物。争论主要是集中在黄巾农民起义的目的问题、曹操的屯田政策问题、曹操是否是民族英雄问题以及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问题,为了便于读者对曹操问题讨论的参考,将争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再撮要予以综述: 黄巾农民起义的目的问题在曹操与黄巾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是反对郭老论点,一是基本上同意郭老论点。比较多的人不同意他的“曹操虽然打了黄巾但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以及“把黄巾进行组织化”的论点。如罗耀九指出:农民起义的目的是希望有属于     

孔孟之道是宋江投降主义的思想基础

《水浒》中宋江这个“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的野心家,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军的领袖,而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正如毛主席最近指出的:“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叛卖梁山起义军,“一心只要招安”,甘心充当宋王朝的忠实奴才,并不是偶然的,反动透顶的孔孟之道是他搞投降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     

再论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力”。只要打碎旧的生产关系，劳动人民就可以当家做主，改天换地了。但是，中国历史上千百年来一次次农民起义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并未使自己当家作主。由此看来，即使直接决定上层建筑的，也不能仅仅说成是生产关系。因此，不论从理论的除弊创新，还是从现实的指导意义上，都应该坚持经济基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观点。     

基督教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利用宗教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普遍性。太平天国也不例外，宗教迷信对这些封建农民起义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在农民起义的整个进程中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可以这样说，是基督教造就了太平天国，也是它毁灭了太平天国。一、基督教造就了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洪秀全在１８４３年以前约十五年间七次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洪仁玕明确提到洪秀全去广州应府、院考试的就有四次，而在每次去广州以前，他又须先在花县应考。他的这一基本的经历表明了这段时期的洪秀全深深地被科举制度所牢笼，想通过考试跻入统治…     

只有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民族。自周秦以来曾爆发了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但最终未能摆脱封建的枷锁；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也是可歌可泣的，但也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只有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一、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注定了农民战争的悲惨结局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不外乎两种结局； 第一种结局是：为封建势力所镇压。东汉末年张角领导的一场有组织、有准备。有口号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并没有摆脱被镇压的厄运。南朝唐寓之起义，隋朝翟让、李密领导的河南…     

中国民主建设研究：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分析载体

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载体分析中国民主建设，则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价值理性层面上关于民主的价值诉求和应然设定，一是工具理性层面上关于民主的实现形式及其操作效用。价值理性对我国民主建设具有价值导向、价值激励、价值规范功能；工具理性则发挥着实现民主价值、规制民主运行、提高民主效能、培养民主习性的作用。就现实而言，工具理性层面上的民主制度、体制、机制、程序等尚处于不定型、不完善、不丰富的状态，整体上落后于价值理性，突出表现为民主理念先进但民主行动迟缓、民主目标明确但民主手段缺乏、民主形式与本质存在脱节、民主现实与理想出现落差。因此，我国民主建设的重心应该是工具理性。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下加强工具理性建设，重点是深化党的领导体制、人大制度、行政体制和选举制度改革，着重解决权力高度集中、人大监督权虚置、政府治理效能低下、选举形式化等问题，以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     

关于宋江——“水浒”问题研究之一

“水浒”,是描写北宋末年一次农民起义的故事。宋江,是这次农民起义的首领,而在作品中又是被主要描写的人物。因此,宋江问题,关系着整个“水浒”这部作品问题,关系着作品中所描写的农民起义这个事件问题。宋江同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一样,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是“妇孺皆知”的。宋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说法不一致。有的说,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他领导梁山泊起义农民所做的事情,完全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不是为了别的。一开始就在封建统治政权之中当小吏,他盼望着一步一步爬上去,目的在於更多的为封建统治阶级出力。由於某些“奸臣不?”,被迫走上梁山。上了梁山,反“贪官污吏”,在於建功立绩,以达朝廷“中用”,好来向他们“招安”。由於他的积极追求,结果受了“招安”。受了“招安”以後,一连     

漫论左宗棠

晚清待读学士潘祖荫在（奏保举人左宗棠人材可用疏）中写道：“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中国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就其一生活动考察，应该说他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抗英派，洋务运动中的主力派，“塞防”与“海防”之争中以“塞防”为先的兼顾派，中俄伊犁交涉中的抗俄派，中法战争中的抗法根。在上述几次反侵略斗争的怒涛中，他都起到了中流硕往的作用C也有人说，他还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派，这也是事实。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少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诸如岳飞这样伟大的民族英雄，也镇压过农…     

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

朱元璋是元朝末年一支反元武装力量的首领,最后成了明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对朱元璋如何评价,历来争论纷纭。近年来,有人认为,“朱元璋原是一位佃农出身的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后来蜕变成封建皇帝”;也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而三任,先是贫苦农民,再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最后是封建皇帝”;又有人认为,“朱元璋的一生有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农民革命阶段和向封建转化后封建帝王阶段’”;而吴晗同志早就认定朱元璋“最后背叛了农民革命”。上述种种议论,虽有些微分歧,但总的都认为朱元璋是一个由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化为封建皇帝的典型人物。尽管也有人提出朱元璋领导的是封建统一战争,“朱元璋实际上充当了农民战争的‘遗嘱执行人’的角色”,结论为:“他对农民的起义斗争并没有作出什么象样的贡献”,但是,仍然把朱元璋与元末农民大起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朱元璋是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论断。我们认为,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根据历史事实,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根本不存在什么“转化”、“蜕变”或“背叛”的问题;如果说他“背叛”,也只能说他背叛了农民出身的本阶级,而不是背叛了农民革命。     

平天将军和平天大王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自称“奉天承运”,而反对他们的农民军领袖如唐黄巢则称“冲天”及“承天广运”来相对抗。他们恨社会上贫富太不平均,每每提出“均平”口号,如唐王仙芝、黄巢,北宋王小波、南宋钟相,一直到明代的邓茂七称“铲平王”,这可以说是中国农民起义表现在革命口号上的一条规律,并且也代     

论中国特殊教育的历史转型

中国的特殊教育经历了三次划时代的历史转型。第一次是古代残障教育的转型，此期间不乏传统残疾教育的成功案例，但只是局部个案和某些时段，古代中国尚无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第二次为近代特殊教育的转型，基督教会的实践开启了近代型特殊教育落户中国的序幕；但其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中外之间在此领域非宗教化和中国化的缠斗不断。第三次则是现代特殊教育的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特殊教育的新纪元，特殊教育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改革开放之后，特殊教育由一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百多年来走向中国的特殊教育，而今是利在人类的中国方案走向世界。     

试论二战后国际秩序发展的多变性

本文认为，二战后国际秩序在曲折发展的历程中呈现出显著的多变性特征，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制”虽是一个进步。但并未起到使国际秩序定型化的作用，在落实的过程中，雅尔塔体制逐渐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向“冷战体制”转化，，从而使国际秩序经历了一次大倒退．但在和平与民主的潮流推动下，国际秩序依然曲折地向前发展，于是一种进步的新的国际体制即本文新提出的“全球协调体制”正在逐渐形成。而国际秩序多变的成因主要取决于美苏矛盾的复杂性和具有时代新特点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也谈“治世也能出好作品”

一、“国家不幸诗家幸”是中国历史特有现象 2007年8月15日屈超耘先生在《文汇报》发表一篇题为《治世也能出好作品》的文章．提到中国历史上可堪注意的一种现象：国家衰乱之时．往往大诗人、大文学家、大思想家群星灿烂，人才辈出；而国家大治或强盛时，思想家便销声匿迹，了无踪影，好诗、好文章无处可寻。     

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体制比较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化，突出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中央政治权力展开。各朝在地方行政体制上虽各有特色，但总体上行政层级呈递增趋势，地方职权呈递减趋势。基层乡村组织各代虽有变更，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宗法性和政治性。封建社会从秦至清的二千余年间，地方行政层级基本上在二级至四级之间变换，而以三级时间最久。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外重内轻”向“内重外轻”演变。行政职能中只突出政治职能，而弱化经济、文化和社会职能。行政体制的废立全凭君主意志，缺乏容观的指导原则。行政体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制，扼杀了行政活力。     

重评《水浒》

电视剧《水浒》在荧屏上一出现，许多出版社争先恐后地推出各种版本的《水浒传》，甚至有些研究《水浒传》的论著也搭车问世，一时间出现了小小的“《水浒》热”。我以为这种“热”不过是“武侠小说热”的继续。《水浒》中的“武”与“侠”再度使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兴奋起来。正像“武侠热”一样，“《水浒》热”负面作用也是远大于正面意义的，这一点是听惯了“《水浒》是农民起义的百科全书”评价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实际上所谓描写和歌颂“农民起义”的评价并不能反映《水浒传》的本质。人们确实喜欢《水浒传》，但并不因为它是农民武装…     

催生“能本家”阶层

1996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欢呼一个社会阶层的崛起(参见拙作《苦土行吟》,1996年2月4日《河北广电报》)。这个“新阶层”,就是20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家。但三年来,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倒下了,是金钱把他们击倒的,他们倒在了“温柔乡”里。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兴起和部分人的沦落,就像一次“农民起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为改革开放提供锐利的思想武器──评《中国的平均主义》

中南财经大学毛磊教授等人经过八年研究撰写的《中国的平均主义》（以下简称《平均》），最近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为我国学术界今后研究平均主义提供了有价值的成果。一中国的平均主义思想，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平均思想和平等思想就已出现。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曾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墨子在悄贤篇》中也谈道：“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而古代农民起义，从陈胜最先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钟相、杨文的“等贵贱，均贫富”，到近代太？天国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天朝田亩制度》，…     

黄巢起义1122周年学术讨论会述评

黄巢起义１１２２周年学术讨论会述评曾振宇由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莱芜市社联和泰安市文物局共同发起主办的“黄巢起义１１２２周年学术讨论会”，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３日至６日在莱芜市举行。与会者围绕着“黄巢军事思想”、“知识分子与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中的乞降...     

译配歌曲的源头——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体制“学堂乐歌”

译配歌曲在过去与现在都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历史意义，它紧紧配合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社会宣传、社会教育作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近代最早音乐教育体制“学堂乐歌”的出现，中国最早译配歌曲的发展也有了可追溯的源头。“学堂乐歌”这一音乐教育体制的出现，与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