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李朝时期:中朝两国诗歌文学之关联

在朝鲜的李朝时期，中朝两国的诗歌文学交流十分频繁，相互间的影响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深层次、相互融合的趋势。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少朝鲜优秀诗人的诗作反馈到中国诗坛，其代表性诗人有许筠、金尚宪、洪太容、实学派“四家诗人“；二是中国诗歌文学对朝鲜文坛起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其典型代表是诗人王维、唐宋现实主义诗人群体、清代拟古主义文学思潮。在中朝诗歌文学的影响关系中，中国诗歌文学对朝鲜诗歌文学的影响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钱钟书与陈衍诗论之异同

陈衍是同光体诗人的代表诗人之一,《石遗室诗话》中提出的“三元说”“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以及诗歌的真实与虚构等问题成为同光体的理论指导,在中国近代诗歌史上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重点考察了钱钟书与陈衍的诗歌理论,并指出了二人在诗论核心问题上的不同之处。     

冯至和他歌德风格的十四行诗

冯至诗的世界迥异于地同一时代的中国诗人。他诗歌的“星星的世界”中不仅遍布着真实可见的小事物和他周围的“小人物”，而且它的整体框架中有许多出自于本土和外来的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的“星”。     

诗歌-灵魂深处的苦闷与欢乐——写在诗集《青红皂白》出版之后

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作为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应该注重的是：一、诗人的使命感。诗歌是精神的弘扬，是诗人自在的心动，自主自觉的担当。写诗会使诗人的人格更加真实，襟怀更加坦荡，情感更加细腻和包容。二、诗歌创作的触机。诗人不要强迫自己的生活，诗歌的质朴和诡谲、质感和闪电一样的速度，常常会使等待它的人躲之不及，那就到了诗人捕捉灵感的时候。三、诗歌的审美体验。诗歌首先会令人感到奇妙，它的浸润之力和关幻，提升人的灵秀和愉悦感是无可匹敌的。真正的美是活着的，是那些至少可以活几辈子的东西，诗歌是干净的东西，生活中有许多简单而美好的东西、复杂而深邃的东西，也是那么美好。四、诗歌的风格。诗歌是洗练的水晶，涉及它的文字都应该保持洗练的风格。诗歌的文字应该更加简约明了。     

神话、原型与三星堆面具

从发生学观点来看,三星堆近百件青铜面具表明一个神灵偶像阶段在古蜀的真实存在,面具与神话有着共同之起源。从时序上看,神话起源于活物论时期,面具起源于旧石器晚期;从构成模式看,二者都起源于仪式化的再生模式。三星堆青铜面具类型分为人面具与兽面具两大类。但其中重要信息都来源于以神为中心的神话。从与神话的关系来看,“神的再生”是三星堆面具的一个重要主题,“蜀人纵目”、“金面罩人面具”在图腾仪式中成为具有“再生”与“复苏”功能的神器;从面具雕刻形式的内在心理模式来看,面具是人类借助“镜像”所表达的自我在神灵面前的缺失与复位。面具的影像本质是结构化的存在。原型作为原始意象与神话的桥梁,其物化表现形态之一是象征性的面具。原型在面具中的宗教移位,使面具具有“再生结构”,成为人类打开的精神世界。     

网络诗歌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

网络不仅为诗人创作提供了自由空间,而且为诗歌发表提供了“绿色通道”。由文字、声音和图像等综合而成的网络超文本诗歌和多媒体诗歌充分体现了网络媒介的优势,可能成为未来网络诗歌的发展方向。目前网络诗歌的特点是“热”而“乱”,文字垃圾多,诗歌精品少。网络诗歌应该强化文体意识,服从诗歌的艺术规范;网络诗人应该坚持网络诗歌本位原则和民间化立场;诗歌理论界应该加强对网络诗歌的美学标准和创作机制等重大诗学命题的理论研究。只有把网络的技术优势转化为文学强势,才能促进网络诗歌的健康发展。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     

从名士风流到文学侍从--王渔洋诗歌"三变"及其文化意蕴

清初诗人王渔洋一生诗歌取向发生多次变化,本文不以诗人宗唐或宗宋的变化作为区分标准,而以作家文坛角色意识的转换为中心,提出渔洋诗歌“三变”说,考察渔洋从风流自尚到皇清诗人再到文学侍从的三次转变。康熙四年前,渔洋风流自尚,追求名士风范,无意政治功名;康熙六、七年后十余年,开始有意于“文治”,皇清诗人角色意识突显;康熙十七年荣升侍读后,弘扬“文治”与推崇风雅,互为表里,由此成为文学侍从和清诗的“开国宗臣”。渔洋“三变”是诗人主动创新求变的一种结果,不但体现着清初变风、变雅之调向“治世之音”的演变动态,而且标志着清初诗坛盟权从“在野”向“庙堂”的转移。     

新时期诗歌的衰亡缘由及其社会学评价

新时期的诗歌已失败而走向衰亡。某些诗人是造就诗歌病态及诗歌尴尬的主因。从社会学角度审视，“新诗潮”中存在朦胧、古怪、粗丑、反传统、反“诗美”等极端、病态现象，严重地反危害于诗歌。诗歌是社会学范畴之一方面，诗人要扮好社会的“正式角色”，走进大社会，创作合乎社会期望和审美规范的作品，维护诗歌永恒的生命     

汉语诗歌节奏不是由顿构成的

汉语诗歌的节奏是由分割成两三字一个的节奏单元即“顿”构成的,这就是“顿诗论”。这种理论并没有经过诗人,文学评论界和广大诗歌爱好者认真的讨论和认可,却成为二十年来各种出版物(从严肃的科学著作到普及读物)解释汉语诗歌节奏结构的唯一理论。在林彪、“四人帮”文化法西斯主义压制下,连起码的,几乎是纯技术性的讨论都被窒息。对“顿诗论”表示不满的人很多,但出版物上却只有顿诗论听不到反对的声音,现在该是认真讨论这问题的时候了。“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是毛主席的遗愿,我们的诗人有责任和人民一     

《诗经》情感研究三题

众所周知，情感在文学作品，尤其在诗歌中，是占有至关重要地位的。它是诗歌艺术成败的关键。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感情是诗情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①。郭沫若同志也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②由此可见情感确...     

摄影诗歌:诗画传统的变异性传承

在视觉文化转向的崭新语境中，视觉媒介参与塑造中国新诗生态，视觉传播成为新诗传播的重要形态。“语—图”关系的调整，构成了文学发展的重大挑战。文学与摄影本质属性的差异，造成了摄影文学内部两种表意符号的交锋，而图像和文字的张力构成摄影文学艺术探索的内生动力。宽泛地讲，“诗画传统”可以视为诗歌艺术与视觉艺术互动的历史。在诗歌与摄影的密切互动中，可以抽绎出诗画传统变异性演进的潜隐线索，摄影诗歌的“诗意图式”中仍然可以辨认出传统图式嬗变的痕迹。对于现代诗人来说，传统诗画艺术是可资借镜的样式，诗画传统的复活和承续是现代诗人推进新诗视觉传播的主动选择。在借助图像提升诗歌传播效果的同时，要缓解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避免诗意放逐和深度削平等不良后果。     

心灵的征途——论余光中诗歌的文化乡愁

德国诗人诺瓦利兹曾说过，哲学就是带着淡淡的乡愁寻找家园。其实，无论是“荷马史诗”之《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十年的辛酸返乡记，还是唐诗宋词中令人魂牵梦萦的思乡情，“乡愁”一直是人类文学亘古不变的母题。人类一直都在寻找归乡的旅途中，余光中更是孜孜不倦地前行在归乡的路上。对于“乡愁诗人”的称号，余光中早已厌倦，他早就呼吁大家对”乡愁”进行解构，由这一角度出发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剖析，力图阐释余光中诗歌的“乡愁”意蕴。     

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

陈玉兰在《文学评论》2 0 0 4年第 5期撰文认为 ,文学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存在 ,文学生态系统是指以文学活动为中心 ,创作主体、作品本体、接受主体诸生态因素彼此关联、共振互动的一个整体。因此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 ,无论是诗人主体研究、诗作本体研究还是诗群流派研究 ,都应该杜绝封闭自足的单一思维 ,而将之一一纳入特定时期的诗歌生态“互联网”中进行。文章通过具体例证 ,分析了诗歌生态诸因素的互动关系 ,并择其大端 ,结论为 :要把握作品本体内在意蕴须以作者之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为参照系 ;反之 ,要具现作者的个体生态 ,则须从文本所体…     

新世纪诗学建构的价值重估

新世纪诗学在多元化文学语境中发展并日渐成熟，但也存在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如诗歌理论及诗人呈现帮派化趋势；诗歌写作陷入庸俗之中；理论建构急功近利缺乏“沉潜”精神；存在强烈的文学史“焦虑症”，这些都是当下诗坛值得警惕和反思的问题。     

爱默生文艺思想研究——以《日晷》为例

作为超验主义的“喉舌”，《日晷》的宗旨是宣传超验主义者关于社会进步与改革的新思想。爱默生坚信社会改造必始于个人改进，而增进个人道德和自我教化的途径则在于文学。他主张拓宽文学题材，创建新的文学样式，丰富其表现手法，使文学作品发挥强大的社会功能，塑造其国民性。同时，他还倡导“天才说”，主张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是性灵受到激荡的“即席之作”，诗人应当大胆抒写自我，追求思想和心灵的自由表达，而诗歌艺术性方面的瑕疵则可以忽略。《日晷》的编选，正体现了爱默生的文艺思想，也预言了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方向。     

论"晚唐体"与张籍诗的共通性

“晚唐体”是唐代诗坛一个比较大的流派。因时代浸染 ,“晚唐体”诗人以“苦吟”为创作手法 ,形成“轻浅纤微”的风格。整体把握唐诗风格流变 ,发现“晚唐体”诗风和中唐张籍诗有共通性。张籍在中唐儒家思想演变中得风气之先 ,其心态与晚唐诗人相似。他以“苦心觅句 ,专意为诗”为近体诗创作方法 ,诗歌风格具有哀婉纤柔色彩。张籍与“晚唐体”诗人“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乃“晚唐体”之始作佣者。这一现象表明 ,我国古典诗歌风格的形成和流变有其内在的承传关系 ,而不是断然孤立的。     

论李、杜诗中的“凤凰”

李白与杜甫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取向。李白被称为“诗仙”，其风格是“清新俊逸”；杜甫被称为“诗圣”，其风格是“沉郁顿挫”。两位诗人在诗风上出现巨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两人在思想上、人生观上有巨大分歧。凤凰，作为古老的文学意象，它本身体现了儒、道两种文化精神。李、杜诗中的“凤凰”完美地表现了两人在思想上的儒道之别。     

陶渊明咏酒诗探讨

酒是陶渊明诗文中一个非常重要而独特的意象.他借酒托兴,述怀写意,正是陶渊明把酒与诗,把酒和自己紧密联系在一起,真正将酒作为表现精神世界的主要意象,使这一客观外在之物转化为主观心灵的内在之物.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在诗歌中表现饮酒并把它确立为一个重要文学题裁的诗人,从此酒与中国文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元好问的诗歌批评论

元好问是金代杰出的诗人，也是最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晚年在《答聪上人书》一文中论及自己的文学道路，自称“学古诗一言半辞传在人口，遂以为专门之业，今四十年矣。见之之多，积之之久，挥毫落笔，自铸伟词，以惊动海内则未能；至于量体裁，审音节，权利病，证真赝，考古今诗人之变，有憨直而无姑息，虽古人复生，未敢多让。”可见他把自己的诗歌创作和诗歌评论相比较时，对于后者的自信和重视程度。元好问的诗学理论，对诗歌传统、诗歌原理、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等诸多问题均有论述，且自成体系。本文仅就其诗歌批评论略陈管见。元好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