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本文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在当代社会所表现出的独特症候和趋势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张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念继续启迪我们以智慧来应对来自实际的各种挑战.这一过程促成了"中国经验"的持续成长.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构建"国家-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一个贯穿性的内核.从"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以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都可以感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的深厚底蕴.     

"民族主义"与"大陆主义"——论加拿大传播技术思想的两种取向

加拿大特定的国家历史致使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其国家政治历程、社会文化的演变互相交织,"技术主义"这一独特的加拿大思想传统呈现出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大陆主义"两种取向,二者分别对传播技术持批判与肯定态度,对于传播技术与社会进步、与国家身份确立、与文化认同等系列问题,均做出了迥异的回答.     

略论韩非"自为"人性论和"利害"杠杆化的政治运用

人性论是韩非整个社会政治理论的基础,"自为"人性论则是韩非区别干传统人性论的主要特色.其理论具有两面性:一是深刻揭示了人"利己"的本性及"利"、"害"社会关系中的"杠杆"作用,为中央集权政治和帝王权术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消极影响;二是从"自为"人性论开发出"非道德"的"法治"思想与"非人治"的"势治"主张,这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文化惰性"与防"左"的重要性

"左"倾文化惰性的根深蒂固,主要是由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特殊的发展国情决定的.传统社会主义"文化惰性"中呈现出的"左"倾特质主要表现形式为教条主义、封建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之大敌.它产生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里,整合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内,体现了正统与革命色彩,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文化发展的禁锢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论"官本位"意识的根源、危害及治理对策

"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根源,它的存在和蔓延给经济发展、政治清明以及社会进步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要彻底根除这一历史顽症,惟有思想教育、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强化监督、加快经济发展,多头联动,综合治理,方能奏效.     

"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

人们一般把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分为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而民族主义是这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就"五四"前后的民族主叉与激进主义的关系而言,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尤其是一战后世界范围内民族自决或解放运动的高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促使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发生转变,即从反满转为反帝,并提出了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主张,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既具有国际主义和阶级斗争精神,又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从"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来看,一方面自由主义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使它更具有了现代性;另一方面民族主义对归属、忠诚以及团结的强调,也推动了自由主义的本土化.但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由于在寻求民族独立富强的道路上脱离本国的历史与现状,试图将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传统全盘照搬到中国来,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之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民族主义的主流.至于保守主义,在激进的社会形势中以更冷静的视角看待传统文化,深刻地提出自己构建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理论并积极地进行实践.保守主义对文化的民族性与继承性的重视丰富了民族主义的手段,使之更趋于合理.     

从世博会到"后世博":中国文化产业的新战略和新资源

从1851年伦敦世博会以来,许多主办国家开发世博会文化资源,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中国的"后世博"时期即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的2010-2020年间,是中国文化产业提高能级、规模和效益的战略机遇期.中国文化产业要大力开发"后世博"的文化资源,增强文化产业的内容创造力、科技研发力、国际包容力和时尚影响力,在综合实力方面跨上新的历史台阶.     

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的方法论考察——"国家-社会"理论是否适用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的本土视角可以发现:从实践角度看,我国乡村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国家政权的把度下进行的,但是,由此将国家权力的下渗设定为国家政权的单一化判断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的单向影响,忽略了社会对国家的反向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讨价还价的过程及其正向效应.另外,如果仅将基层组织力量作为社会变迁的源动力又无法从国际领域找到经验证据.因此,"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方法论指导.     

论从"五有"到"五宜"的城市发展理念创新

本文从国家提出建设"五有"社会的观点出发,探索了当今城市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提出了"宜居、宜业、宜学、宜游、宜养"的"五宜"城市社会发展愿景,指出了着力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科教文化内涵、商务环境、旅游设施、健康医疗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发展理念.并从具体方向上论述了当代中国城市建设"五宜之城"的主要战略路径.     

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

从"以吏为师"到"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是秦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李斯提出"以吏为师",乃是拘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固守法家传统,却违背了历史潮流;汉初新道家,由于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和吸收儒家思想,从而限制了"黄老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更大的实际效能;董仲舒提出"独尊懦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把儒学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都蒙受巨大的历史流弊.历史告诉人们,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必须始终注重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社会化:农村社会整合的"软性"要件

政治文化作为政治社会化的直接结果,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逻辑地完成了农村社会"契约性"整合的"软性"要件。在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期,要重新审视并发掘意识形态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创新政治社会化的方法,使农村社会呈现新面貌。     

"一带一路"与大庆精神跨文化传播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要建设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标,通过文化软实力项目的投入与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建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历史等,因此",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应该是一种复杂化、差异化、精细化和国别化的传播大战略.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从具体的代表性文化和精神做起.     

"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

"海派文化"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具有趋时求新、多元包容、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四个主要特点,而形成这些特点的历史成因,主要在于上海作为商业都会、移民城市和租界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从本质上讲,"海派文化"是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集中反映和典型表现.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     

客家历史文化的承传方式--客家人"来自中原"说试析

客家人"来自中原"一说,既曾是客家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同时又是当代客家人心目中历史的核心.这种观念已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观念,实际已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的文化意识.我们应该用超越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即不仅着眼于文献的搜集和考据,还要认真探讨形成群体观念的各种社会历史因素,以及中国文化传递的方式,从而加深我们对客家方言群体的认识和了解.     

论19世纪外国传教士创办华文报刊的"合儒"策略

19世纪,为了配合西方殖民者时中国的殖民政策,在华从事办报活动的外国传教士,采取"合儒"策略,以中国人熟悉的方式,向他们宣传西方的宗教、科技、社会制度,为落后的中国带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文明,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随着社会变动的加剧,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这种"合儒"策略也在不断演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对外传播正面临着如何打破中外文化之间的隔膜,提高对外传播效果的难题,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对外国传教士办报活动中的"合儒"策略的研究,获得一些启示.     

中国的"封建"与西欧的"feudalism"辨析

中国的"封建"与西欧的"feudalism"在各自母体的政治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但实际上,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封建"与西欧的"feudalism"毫无瓜葛,都是各自独立产生和发展的,尽管中国的"封建"比西欧的"feudalism"早了两千多年.随着西学东渐和全球化的展开,这两股原本互不相干的潮流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里却汇集起来,对中国最近的百年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对上述状况进行了系统疏理,并在文末提出了翻译中的语义失落问题,或许不无意义.     

一个思考:由柯文"中国中心观"谈起

作为对"冲击-回应"说的反动,柯文"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范式自有其合理性值得我们注意,然而又由于它内在的矛盾性--过分强调了中国的内部因素在中国近代发展中的作用,会导致"中国中心"的困局.而从历史实际来看,引起中国近代变革的动力仍然在西力的进入,所以柯文这一研究范式仍有其巨大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说明近代中国的变化.     

解读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东方道路“文化变革”的理论和策略

列宁开拓的社会主义东方道路的基本特点是"政治变革"先于"文化变革".这样,无产阶级国家可以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在一个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逐步实现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同时实现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造,为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建成准备必要条件.这条道路显示出与资本主义"以剥夺农民为基础"的血和泪的过程相比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列宁并不认为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道路多样性的统一,展现了社会主义的绚丽多姿和广阔前景.     

马克思解答"存在之谜"的理路

马克思在对以往哲学的全面批判中,从"国家之谜"的消除、"历史之谜"的破解到"人之谜"的揭示,形成了一以贯之的解答"存在之谜"的内在理路.这种解答只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的解答,绝非是一种冻结未来的最终的解答.因此,毋宁说这种解答只是一种新型的关于"存在"问题的"存在论"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