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与北凉高昌佛教

《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与北凉高昌佛教贾应逸１９０２—１９０３年德国印度学学者格伦威德尔率领的普鲁士第一次吐鲁番探险队，在高昌故城中发掘，于其中部偏北、被称为“可汗堡”附近东南面一处寺院遗址、德国人编号“Ｍ”的地方发现了一幢石碑，将之运回柏林，藏于国立...     

唐灭高昌郡县城正误

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命侯君集、薛万均、姜行本等人发大军破灭在今吐鲁番盆地建立的割据政权高昌麴氏王国,“下其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新唐书·高昌传》除将“郡”误作“州”外,所记数字亦同。两《唐书》的这条记载是否可靠?经查回答是否定的。 1973年在阿斯塔那古墓区第516号墓中出土了《高昌延寿十七年屯田下交河郡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建平”、“承平”纪年索隐──北凉且渠无讳退据敦煌、高昌有关史实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建平”、“承平”纪年索隐──北凉且渠无讳退据敦煌、高昌有关史实柳洪亮公元４３９年北凉且（或作沮）渠牧犍亡于北魏后，且渠无讳率残部曾一度退据敦煌，最后于公元４４２年逾流沙经鄯善西迁高昌①。《魏书·沮渠传》谓太平真君“五年（公元４４４年...     

唐代长安与祆教文化的交往

一袄教是中国古代对古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称谓。‘袄”字是汉代以后创造的一个汉字。“袄”字在《说文解字》中未见，大致在南北朝时期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中国后，至迟在隋末唐初才出现的。《说文新附》（宋·徐本《说文解字》第9页，中华书局影印本）对“祆”字作这样解释：“袄，胡神也。从示，无声。”这是全面对“祆”字的说明，有形有音，十分清楚。徐的弟弟徐锴，在其《说文系传》中，又作了补充：“祆，胡神也。从示从天。”（《汉语大字典）第4卷第2388页。）值得注意的是王玉树（清·陕西安康人，其事迹见李慈…     

鄯善县出土《诸佛要集经》汉文写本残片的发现及其意义

由日本西本愿寺长老大谷光瑞组成的探险队。于1909年和1910年两次到吐鲁番大肆盗挖，尤其是在鄯善县吐峪沟石窟寺，他们雇用了35名当地百姓，分5组，对20多个洞窟进行了盗掠挖掘，窃走的文书可用车计。学术界通称这些文书为“大谷文书”。本文就《诸佛要集经》汉文写本残片的两次发现及其对中国佛教、汉字书法和新疆汉字应用诸方面的意义进行探讨。     

高昌回鹘时期的安西开元寺——据惠超造波罗朝佛像考证

布达拉宫藏一尊波罗朝铜宝冠佛像上有梵文和汉字铭文，据造像风格和梵文字体可确定其年代为10世纪。根据汉字铭文，这尊造像是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汉僧惠超在那烂陀寺所造，证实了唐代和高昌回鹘时期安西开元寺的存在。“惠超”的名字题刻曾见于库木吐喇石窟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的76窟和GK7窟，有可能和铭文中的惠超是同一僧人。10世纪时，惠超法师从安西至天竺那烂陀寺可走“西域—葱岭—西北印度”的传统丝绸之路与“于阗—吐谷浑旧地—吐蕃—尼婆罗道”两条路线。     

试释吐鲁番文书所见中古粮食作物“秋”

吐鲁番出土高昌国至唐前期文书中,存在一种叫作“秋”的粮食作物。结合考古遗址所见粮食作物遗存,可知文书中的“秋”即遗存中的高粱。“秋”是“秫”字在高昌地区的俗字,盖以“火”象形火红的高粱穗。高昌国时期,秫曾与大麦等搭配,得到普遍种植。唐平高昌后,粟得到更广泛的推广,租佃契约中的“麦秋”一词逐渐被“麦粟”取代。     

关于麴氏高昌王族族属问题

吐鲁番位居“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为塔里木盆地东部门户。北朝至隋唐时代在此建立的麴氏高昌政权与内地中央王朝关系十分密切，从其既受北魏、隋朝封赠又为唐之藩臣的史实看，属于边疆地方政权。关于高昌麴氏王族族属的问题，国内学术界流行着一种观点，以为其为汉族，本文对此提出质疑，并根据已掌握的资料进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魏书·高昌传》、《北史·高昌传》以及《周书·高昌传》等都记载，麴氏高昌的创建者麴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论者据此以为麴氏祖先既用汉姓和汉名，又入郡县籍，所以必为汉族人，这种推测不见得是…     

论“作人”

论“作人”［日］关尾史郎序言最早注意到氏高昌王国（以下简称“高昌国”）时期“作人”系一种隶属民的是朱雷氏，据其地位在奴婢与部曲之间的历史特征，此定为见于南朝宋、齐史料中的“十夫客”；他还认为吐鲁番盆地进入唐西州时期后，这种“作人”演化为律令制中的部曲...     

新出汉文《下部赞》残片与高昌回鹘的汉人摩尼教团

本文从摩尼教研究的角度, 整理了在大谷文书中新发现的一件汉文摩尼教《下部赞》残片, 推测该残片出土于吐鲁番盆地, 大致为公元9世纪前后的抄本。它的出现进一步证实了高昌回鹘境内汉人摩尼教团的存在。本文根据目前已发表的几件吐鲁番汉文摩尼教文献的内容和时代, 以及吐峪沟的摩尼教洞窟, 探讨了汉人教团的活动情况。与粟特或回鹘摩尼教徒一样, 他们也有一定的寺院组织, 举行着日常的宗教仪式, 同时也进行着经文的抄写。     

吐鲁番出土卜天寿抄《三台词》的校释与冯唐故事话本的传承

吐鲁番出土卜天寿抄《三台词》的校释与冯唐故事话本的传承刘瑞明一１９６９年，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的一座唐墓中，出土有卜天寿所写的《论语郑氏注》抄本，抄本末尾另有一些诗词和杂录。１９７１年１２月，郭沫若写有《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一文，后收...     

高昌回鹘社会经济管窥

高昌回鹘的历史,由于吐鲁番发现与出土了大量有关文物、文书、古迹而为举世所瞩目。国际、国内的吐鲁番学研究很多是属于这一课题的。国际著名学者冯佳班所著《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邹如山译,不久前由吐鲁番市志编辑室印行,以下及注释简称“生活”)一书就是这一课题的重要成果     

沮渠氏高昌政权性质考论

关于高昌王国的最初成立时间,迄今有两种基本说法,即“460年说”和“442年说”。两说的分歧在于对沮渠氏高昌政权性质的不同理解,而之所以出现不同理解,其根源可能在于对有关传世文献和吐鲁番出土考古资料的不同解读,值得注意的是《魏书》中的西域观念对研究者的影响。     

关于麹氏高昌“义和政变”学术史的新发现——读唐长孺先生整理吐鲁番文书笔记零拾

1981年,吴震先生发表《麹氏高昌国史索隐——从张雄夫妇墓志谈起》一文,首次披露了麹氏高昌国晚期发生"义和政变"事件,引发学界对诸多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对麹氏高昌国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17年,在唐长孺先生家中发现了三册整理吐鲁番文书笔记。此三册笔记的写作时间,据研究在1975年底至1978年上半年,其中亦有与"义和政变"相关的重要内容。这一发现,不仅给"义和政变"研究增加了新的学术史资料,也对当年唐长孺先生领导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的工作模式与成员之间学术关系的和睦增加了了解。     

也释“沽各半”

刘瑞明先生《吐鲁番出土文书释词》(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引《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第189页《义熙五年道人弘度举锦券》：“民有私要，要行二主，各自署名为信，沽各半。”第181页《北凉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作“故各半”，编者校“故”为“沽”。第三册第71页《高昌章和十一年某人从左佛得边买田契》作“沽各半”，谓：“故各半”的“故”使句意不通，因而被校为“沽”。但这仅是以多见的“沽”来校正少见的“故”，实际也不成文意。今议，“沽”应是“占”字之误。“占各半”是说同一契约文本，在同一纸上写成一式二份…     

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杂释

文物出版社连续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许多《随葬衣物疏》，是研究古代高昌乃至西域葬仪民俗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文献。近年来已有一些中外学者的研究论著，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这里不赘言。也还有一些释而未确和未释的，笔者试申刍议。一、关于“故”字之义河海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高国藩著《中国民俗探微──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的第九章是《指甲巫术》，它的第二节是“指甲随葬──吐鲁番风俗”。此节所介绍的基本内容是：“在东晋十六国时及以后，吐鲁番地区流行了一种手指甲与脚指甲随葬的风俗，是古代指甲巫术重要的发展形态。…     

试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

试论麴氏高昌中央诸曹职掌孟宪实，宣红麴氏高昌（５０２—６４０年）的政治制度，自从运用了吐鲁番出土资料后，研究已取得很大的进展①。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只就麴氏高昌中央诸曹的职掌进行一些讨论，不妥之处，敬请批评。１、诸曹概说关于麴氏高昌中央行政部...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

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见“缘禾”、“建平”年号余太山吐鲁番所出十六国时期文书所见年号，引起了许多讨论，而於“缘禾”、“建平”两者，意见尤其纷纭，①由于事涉北凉与高昌的关系，拟在此兼采众家，参以己见，作一说明；对不同观点，除非必要，不一一辨析，以省篇幅。（一...     

儒家哲学的“三句真谛”——《中庸》开篇三句的释读

《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教”三句话 ,已经把儒学乃至整个一部中国哲学说透了 ,堪称“三句真谛”。此三句话可以复述为 :得天之谓性 ,率性之谓道 ,修道之谓天。这是一个环 ,这个环上有三个点 :天·性·道 ;三段弧 :天—道·性—道·道—天。这么三个点、三段弧 ,覆盖了古今中外一切哲学的基本课题 :天关涉本体论 ;性关涉人性论 ;道关涉规律论。此三句话体现中国哲学以“人”为其终极关怀的人文特征。在这个“圆而神”的系统中 ,人始终是其核心     

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砖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从铭文格式、书法风格等角度对近年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的5方墓志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通过铭文内容,对隋唐时期生存在交河地区的粟特人的状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交河地区粟特人与高昌地区粟特人的不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