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庭审实质化改革下的直接言词原则——以证人作证和被告人质证权的实现为视角

直接言词原则是推动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证人出庭作证率低被认为是制约直接言词原则贯彻落实的关键因素,但域外其他地区与国家,并非所有的案件都一味强调证人的出庭率,通过辩诉交易完成的案件更是直接省略了庭审程序。结合我国刑事案件的特点,并非所有的案件证人必须都要出庭,可将刑事审判分为微罪、轻罪和重罪的审判程序,在保证轻罪、微罪案件公正处理的同时,应集中力量办理重罪案件,在大案、要案中应提高证人出庭率,同时应保障被告人质证权,才能实现以证人出庭作证为核心的直接言词原则。     

论德国刑事诉讼中直接言词原则的理论范畴

刑事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在德国完成信条学上的理论构建,有确定的理论范畴.直接审理原则的理论范畴包含着形式的直接审理原则和实质的直接审理原则.被告人、证人是否出庭不是直接言词原则所要求的本质内容,真正决定是否以直接言词的方式审判的是诉讼主体能否以“生动鲜活的语言”进行实时地追问和补充发言,能否在人证之上完全地、尽最大可能地、充分地展开生活细节.同时,直接言词原则也是对尽可能接近案件事实的最佳证明的要求.实质的直接原则的“实质”指的是规范方法是内在的、实质性的,其对应的是外在的、形式的、以“能表现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坐标内的行为”为规范方法的形式性规范.实质的直接审理原则在诉讼活动中的实践,并不是通过法官对证据禁止的心证进行,而是通过一般心证进行的.直接言词原则保证了基于法官个人而非所谓“基于法院”的司法独立,保障了法官作为实际的、不可替代的审判者的诉讼主体地位,避免了像欧洲几百年前的纠问式诉讼那样,庭外之人以问接和书面的方式成为实际的裁判者.     

论确保证人出庭作证的直接言词原则

证人证言具有生动、直观、直接等属性.为了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应当贯彻证人出庭作证,坚持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与证据接触,这是对抗式诉讼的必然要求.所以,需要进一步探讨直接言词原则和证人出庭制度.     

论直接言词原则在我国诉讼制度上的实现

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诉讼主体在开庭审理时均应到庭且以言词陈述的方式参加庭审活动,该原则具有实现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益的价值,本文从论述直接言词原则的内涵和价值出发,探讨该原则在我国诉讼制度的实现方式———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改革现行审判委员会制度。     

论直接言词原则与证人证言的使用

直接言词原则是一项重要的刑事诉讼原则，其实质内容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直接听取当事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陈述，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当庭进行审查和认定。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最普遍、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法律对其使用作了严格的要求。直接言词原则在证人证言的审查、认证上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直接决定着证人证言的使用。     

直接言词基本原则的确立

根植于现代对话的民事诉讼构造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力图构建以审判者与诉讼两造、诉讼两造之间的信息流动秩序,以此最大限度地营造诉讼信息传递过程的对称状态,从而建立判者有据、争者服膺的正当性诉讼场域,因此应纳于我国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体系范畴。直接言词基本原则地位的确定应包括五点:充实直接言词原则于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体系之中、完善证人出庭制度、强化质证与认证制度,正确认识审判委员会职权,真正落实合议庭职能、宽容直接言词原则的例外。     

论直接言词原则与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

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有助于实现现代司法的公正和效率价值;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应以直接言词原则为指导思想,为此,必须做到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取消单位作为证人的法律规定,限制和改进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强化质证完善认证等.     

刑事诉讼中证人拒证的原因及对策

随着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我国的刑事诉讼从纠问式诉讼模式转变为类似于当事人主义的控辩式诉讼模式，这使法官确证案件事实的行为由庭前转到了庭审阶段，注重发挥庭审断案功能，因此，证人出庭作证成为新的诉讼模式的关键环节。但在诉讼实践中，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屡屡发生，成为严重困扰公诉工作和审判工作的一大难题。大量的刑事证人拒绝到庭作证，将使刑事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变成空谈，刑事庭审方式的改革就失去了意义。为解决刑事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难题，本文试从社会、心理、法律等方面探究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研究视角的转换

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进程中,证人出庭问题始终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它对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当前我国对证人出庭问题的研究明显偏向保证证人出庭制度的研究,而忽视了证人不出庭作证的积极作用。文章从供需理论分析了我国证人出庭难的矛盾所在,即证人的供应远小于对证人的需求。所以解决我国证人出庭问题的思路之一就是要转换视角,加大对证人不出庭的研究。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探析

证人出庭作证是直接言词原则的根本要求,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然而,由于法律制度的缺陷,导致大量的证人不出庭作证。长此下去,何谈司法公正?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     

论未来世代权利的法哲学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当代人的行为引起了资源消耗、核废料、环境污染以及基因改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后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威胁。一种超越时间纬度的未来世代权利因此出现,其核心是“当代人有责任使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受到充分的保护”。现在,对于作为一种新型权利的未来世代权利如何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法哲学问题。人类共同体理论能够为未来世代权利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近十年我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综论--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内容分析

我国社会学自恢复学科建制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缺乏统一规范、不够本土化等问题,这就阻碍了学科内的沟通,影响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效力。通过对483篇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论文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发现十年来我国社会学研究整体层面的一些优势和不足。     

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道德哲学基础

少数人作为道德王国的成员,其尊严也应得到尊重。伦理精神与少数人权利保护存在于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我们要在善恶因果律中把握少数人权利保护,在价值合理性中彰显少数人权利保护,在生态整合中体现少数人权利保护。在道德哲学层次,少数人的权利保护已不再仅仅是道德规范的实现,也涉及到伦理精神的实现。     

文化的哲学生存论解读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岐义纷呈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是从哲学生存论上对文化进行解读。在生存论的视域中 ,人类文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产生的 ,它直接源自于人在应对自然环境的活动中“显”生“隐”死的生命意识和生存取向 ;文化标志着人与自然和自身既“逆”又“顺”的双重关系 ,有着“显”与“隐”的结构和功能 ,具有本体和功用双重属性。所以人类文化也具有自我矛盾的性质。人经由文化的创造而提升于动物之上 ,形成具有内在张力的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但同时也导致人类内部高下 ,贵贱的区分。要卓有成效地研究并解答当代的人类文化问题 ,首先要做好这一哲学的解读工作。     

论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真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在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过程中发展 ,在同错误的斗争中发展 ,在对真理颗粒的整合中发展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的意义——基于《法哲学原理》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对勘式阅读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独立思想发端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个文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围绕这部手稿展开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是,一般的研究通常只关注政治经济学转向的逻辑,而没有抓住马克思批判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之所以关注黑格尔的法哲学,除了受《莱茵报》时期的政治实践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也与人的解放问题相关。后者构成马克思和黑格尔共同的关切。基于整体的思路,黑格尔将伦理国家作为解决市民社会问题的方案;马克思却通过内在的批判发现黑格尔的论证无法完成市民社会向国家的过渡。因此,马克思不再将政治国家视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并在方法论上放弃了青年黑格尔派观念论的批判方法,逐渐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民族国家理念在《云南》杂志中的凸现

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是中华民族为适应时代变迁,试图调整自身内部机制所作的一种努力。直至辛亥革命前的几年中,先进的中国人在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探求历程后,才逐步产生了创建新型民族国家、实行现代化以救亡图存的思路。本文试以《云南》杂志为例,分析、阐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日常生活美学”批判与“超越性美学”重建

当代中国美学发生了日常生活美学与超越性美学的对立。日常生活美学肯定大众文化,主张审美回归日常生活,建立以感性快乐为本质的新的美学原则;而超越性美学则主张审美超越日常生活,应该对大众文化进行审美批判。现代性分裂为世俗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世俗现代性沦为感性异化,而审美属于反思现代性,是对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因此,要吸收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因素,重建超越性美学。对大众文化,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肯定其合理性,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丰富、美化了人们生活;另一方面,警惕感性异化,坚持审美的超越性,开展对日常生活的审美批判,建设精英文化。     

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新理念

城市的发展不能长期依靠“负债经营” ,要逐步实现“以城养城”。经营城市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理念的创新 ,我们不但要善于建设、管理城市 ,而且要善于经营城市。提高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提高城市经济竞争力和城市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根本条件取决于城市的软、硬环境 ,更重要的是创造良好的软环境 ,降低交易成本 ,建设法治经济和信誉社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作者的生平事迹、著作等论述中存在着某些疏误乖违。本文依据地方志、别集序跋、小传等相关的文献资料,对《提要》所论及的作者,如陈轼、彭师度、姚菱、储掌文、汤斯祚等,从他们的科第、仕历,到作品的著录、版本、卷数、存佚等,均一一作了订正和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