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考

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学是否已经过时、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特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三个方面加以分析，认为经济理论研究要求真求实，要科学地认识“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并提出了对开展学术研究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比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是哲学历史观上的区别,而两者之间的具体分歧体现在研究方法、基本观点和阶级归属各个方面。我们当今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体”“用”关系不容颠倒。     

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关系的认识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同源的,且在马歇尔以前,两者是同义的,是对同一学科的不同称谓而已。马歇尔以后,才真正出现了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野,分野的原因在于对研究对象的不同认识。政治经济学除了关注经济运行或资源配置方式等问题外,仍然研究财富的来源及分配问题,仍然研究生产关系及其运行规律问题,这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大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劳动的角度分析市场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代表着劳动者的利益。因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但这并不排斥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实际上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     

国民幸福论：思想渊源、范式创新与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视阈下的若干思考

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各有优势，但均需要创新发展，政治经济学创新需要实现从体系创新到范式创新的转变。“国民幸福论”的提出有着丰厚的经济学思想渊源，也必将助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创新的话语权较大，应该首先考虑用“国民幸福论”助推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国民幸福”是有较大理论创新空间和对新问题解释力的概念，符合市场与政府力量相结合的学术架构要求，可以开拓出历史阶段分析、数学分析、社会调查样本分析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法论创新空间；中国特色的“国民幸福论”遵循政治家与理论界共同创新的路径，必将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创新。     

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调适

1995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出现的“两种范式”之争，即“‘苏联范式’批判”（１）与“‘西方经济学范式’ 危机”（２），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适用性以及是否需要进行范式的转换，即用西方经济学 范式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不同判断（３）。这是近几年来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一个缩 影。对上述问题人们有肯定和否定两种基本看法。“肯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适用性，因此不 需要进行范式转换；“否定者”则反之。对待否定意见，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反驳或批判，另一种是在坚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前提下，从否定意见中反思现行的经济学分析范式（４）存在的问题并找到 解决方法。本文所要做的是后一方面的工作。     

东欧经济学

本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特别是斯大林逝世后,世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一个与“苏联经济学”分庭抗礼的学派——东欧经济学。从总体上看,东欧经济学既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又有别于苏联经济学,它完全跳出“传统”框框.在研究方法,研究史观、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上,它完全独树一帜,堪称当代世界社会主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的缺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生产”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它表明中国学界的“问题式”还处于传统哲学思辨的轨道上,没有真正地走向社会历史实践。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大讨论,还是近来的现代性问题意识,都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要求。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也需要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其提供一个历史与逻辑的前提。     

关于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

面向21世纪的高校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改革，必须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邓小平理论课程、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的教学效果。     

王亚南对创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性贡献及其启示--纪念王亚南诞辰100周年

王亚南首倡建立“中国经济学”并为其可能与必要作了精辟的阐述。《中国经济原论》就是他实践这一主张的代表作。该书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被誉为“旧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即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理论经济学的代表，影响深远，是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１０本经济学著作”中唯一在解放前出版的经济学专著。王亚南在创建中国经济学中，就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等方面，都对当今重建中国理论经济学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非决定论商兑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①。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决定论。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但却否认历史有自身的规律性，断言历史是非决定...     

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辨析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阐述,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篇构想密切相关.“逻辑与历史的一致”的原则有两个层次的意蕴:理论叙述的先后顺序与经济学范畴所表现的关系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顺序是一致的;经济思想的成熟程度取决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程度.“从后思索法”意在提醒人们:要站在历史发展的最高处,“俯瞰”较为低级的历史进程.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与猴体(低级)和人体(高级)的关系是有差别的,不能混同.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运用的叙述方法并不只限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核心命题在于指明:资本是劳动产品历史地“获得”和“叠加”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产物.“抽象”在思维中上升为“具体”的过程, “理论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进程.     

论“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主要是从其产生的时间上来确定的，而是有其特定的内涵，即“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特指那些主张公有制可以与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相容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以区别于经典作家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因为，尽管它们都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但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经典作家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无商品的直接的社会生产，而“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一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从“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它不是由经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理论上某种矛盾而引发的，而是在经验事实与原有理论出现矛盾时提出的，并且是随着改革实践不断深入而发展的。因此，“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它的诞生之日始，就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相联。在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到了重要关头的时候，“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     

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规律”的批判

我们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视为一种历史哲学。特别是从卢卡奇一直到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人学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能动的社会批判。我认为，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出发点和基本方法上存在着某些偏差，但这并不妨碍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或者注意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和有价值的观点。在这里，本文仅就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自然规律”的批判性研讨和失误，作一概要的介绍和评述。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自己经济学研究中提出了一个对资本主义的批…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我们不是从逻辑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阐述,而是围绕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研究与诠释中存在的若干误读与误释为中心,进行辩正与澄清,阐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应如何把握的问题。要辩正与澄清包括以下四个问题:其一,不能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看作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理论,而应视作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运行规律的科学理论,更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学的批判等同于对资本的批判,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诠释为是一种对资本的批判理论;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种政治经济学,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之为是一种技术经济学或经济的工艺学,任何社会经济的运行都是以一定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其三,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对社会经济规律的研究不能离开历史观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互相贯通的,不能将其分离;其四,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是以不同的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因而具有不同的运动规律,因此,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不能片面的强调与西方经济研究的接轨。     

两种经济学范式在人性假设上的差异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对经济行为主体--人性假设问题上两者迥然有异."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主体的最基本的假设,这一假设在逻辑上发展成为"经济人假说"并成为西方经济学赖以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前提和基石."社会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假设,这一假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属性的角度去认识人性及其本质的出发点.本文试图从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异同,并从中得出对发展和完善经济科学有益的几点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学话语权变迁的辩证解读

改革开放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话语权之争是理论经济学学界的重要事件。这样的话语权变迁需要以辩证的思维审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准备不足、西方经济学对市场分析的适应是话语权变迁的起始原因;而借助西方经济学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企图也是重要推手。这样的话语权变迁提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的基础上,回归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功能分析"与"本质分析"的辩证统一,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与革命性辩证统一起来,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市场的决定作用与更好的政府职能的辩证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与科学地汲取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辩证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系统化研究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并明确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生产关系中最基础的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构建了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分析的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从基本生产关系层面上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问题，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的经济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在学科思想上需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系统化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重大理论问题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重大任务。其次，在研究问题时要直面现实。问题导向一直是经济学发展的基本动力和方向。政治经济学在近几十年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政治经济学现有的研究框架还不能充分容纳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最后，我们需要不断深化学科认知，充分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继承和延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关注和适当吸收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来推动学科的开放式发展。     

表达与实践矛盾下的中国主流经济学之争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能称得上理论体系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表达”与“实践”中的绝对主体地位。而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经过近30年的市场化改革,在“实践”层面上,我国主流经济学已经慢慢转向现代西方经济学。这样,我国经济学在“表达”与“实践”的层面上就出现了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一方面决定了中国经济学主流地位的争论,另一方面也决定了这场争论的解决方案。     

规范与实证并重加强实证研究

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然而，对经济学如何致用，却是一个久有争议的问题。“规范”与“实证”之分，科学与方策 (理论与政策 )之别，反映了人们力图在经济学与它的应用之间划出一条边界的努力。但是，这条边界却一直模糊不清。 　　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中国，“经济”一词由“经邦济世”“经国济民”而来，意为治理国家、拯救庶民。在西方，“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含义是治理整个国家的学问。这都带有明显的致用倾向和强烈的实用色彩。从英国的西尼尔开始，把经济学研究区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部分。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     

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蜂拥而入的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而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在困境中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位置,全面吸收西方经济学一切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