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能民主：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融合

近年学界对贤能政治讨论比较热烈，但是基本上把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而论，且主要从干部选拔角度论之。中国政治现实更应称之为贤能民主，是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融合，融合着公意民主和众意民主，融合着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贤能民主，就是选出优质的人并通过优质的人做出优质的决策，不只体现于“用干部”，更体现于“出主意”。用干部方面，“政绩突出”体现着“贤能”，“群众信任”则是“民主”的要求。出主意方面，“民主的决策”是“民主”的要求，“科学的决策”则体现着“贤能”。     

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贤能政治:意义与限度

以贤能治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儒家的政治理念.儒家对贤与能既作了不同定位,又关注其统一.较之政治领域中的体制、程序,贤能更多地与人的内在品格、能力相联系.与此相联系,肯定贤能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对于避免仅仅将政治的运作限定于体制、程序等形式的层面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当然,贤能作为个体性的品格和能力,其作用本身无法完全与体制、规范、程序等相分离,贤能者本身之进入政治实践的领域以及对其可能产生的消极趋向的限定,也需要体制、程序等层面的担保.由此实践主体层面的贤能与政治体制层面的程序系统并非彼此相斥.     

尚贤制抑或民主制?——“贤能政治”论争述评

新近一个时期,因应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与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原本被束之高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得益于意识形态触媒的接引,而与当下时代发生了化合反应,重又走向思想文化论争的前沿,接受时代的检视、省察和创造性转换。恰值此时,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风向也发生了逆变,英美民粹主义思潮的意外涌起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挫,又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开掘,提供了全球性文化环境和难得际遇。也因此,相关学术讨论一时风生水起。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话的异军突起,即得益于古今中西之思想资源在这一时代节点上的因缘际会。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主张并非"在沙滩上起高楼",而是有其历史与思想文化基础,它是西方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基因与东方儒家政治文化资源的奇妙杂糅。这一理论主张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是既不能周延地解决权力来源合法性也即政治(程序)合法性这一根本性问题,也不能自足自洽地解决权力的制度性监督与制约难题,更无力提供根本性制度安排,以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甚至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本质上隶于总体性权力架构的贤能政治,其未来命运究当如何,取决于儒家政治哲学、中国道路以及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前景。     

“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精英主义"原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下的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倾向,贝淡宁却将它强加于古代儒家与当代中国,谓之"贤能政治"。贝淡宁所倡言的"贤能政治"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理论,且充满着逻辑矛盾:它时而是民主制的对立物,时而又是民主制的补充物;时而坚决拒斥民主,时而又需要民主机制来保证其合法性。贝淡宁对民主政治的批评在理论上难以立足,对"贤能政治"的辩护也多似是而非。"贤能政治"的要害不仅在其关于民主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从而否定人民主权,更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条回归前现代之路。     

中西方政治哲学的起点分析

儒家通过"天地道义"来揭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导出人的政治权利,通过"贤能政治"实现自然权利、道德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有机统一,所以中国传统实行"德政民主、贤能政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近现代西方的政治理论源于自然权利思想,根据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恶"和自然权利平等,由此形成西方法制与民主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权利的核心是"利",西方以"利"立国,而传统中国则以义治天下.     

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天道及人道--论荀子反诸"性善"而合乎德性的"性恶论

荀子之“性恶论”既是一个相对于人的自然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一个关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荀子正是以告子实然主义人性论发端、明确而自觉地站在儒家德性论的传统的立场上批判了孟子那种流于言辞、陷于浮夸的“性善论”的德性论，以“性恶”的人性论为儒家的德性论传统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合于告子的自然之欲求到反于告子的对自然之欲的批判到合于儒家德性论传统的礼乐教化、圣人之礼，都反映出荀子力图在新的高度上重建儒家的德性哲学，并且试图建构与儒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礼法制度。     

贤能政治批判——新统治阶级

贤能政治批评家应该质疑贤能政治基本原则的可靠性,并指出在实践中贯彻"选贤使能"的不可行性。英国公务员制度的两位改革者于1854年撰写的《诺斯科特特里维廉报告》引发公众的两极反应:自由派认为竞争性考试是最伟大的公共改革之一;保守派则担心计划在实践中行不通,以带有主观性的"根据功绩来晋升"取代根据资历晋升,为任人唯亲大开方便之门;将竞争推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可能对公务员系统的社会活力和弹性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违反民主问责原则。贤能政治会产生一种唯我独尊的中央集权,造成政府精神的转变,可能把英国社会变成由暴君和奴隶组成的两极世界。封建贵族试图阻止官僚阶级支配国家,却意外制造出了一个新贵族阶级,这无疑意味着社会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脆弱系统的终结。     

得理至善:朱熹政治伦理思想的内在理路

朱熹所理解并着力构建的理想政治,是包括表现为“君权至上”秩序的天理根源之善、以德治方式体现的政治本质之善、在主体德性保障下的形式之善以及“经世致用”的功能(结果)之善等多个方面的“善”的体系.这个体系既涉及理学义理的精微阐释,也有对“合意的”现实政治事务的逐一铺排.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朱熹伦理政治使得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体系更加完备,内涵更加丰富,思辨更显精致,得以有效应对内外双重挑战,巩固儒家思想作为皇权专制制度理论基础的“一尊”地位.     

党对民主政治的理论探索及启示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民主政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民主是增进革命队伍团结的重要手段、民主是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法宝、民主是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条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根本政治制度”五个方面概括了民主的重要价值,并在实践中提炼了“民主和集中相统一、遵循普遍规律和结合中国实际相统一、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统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相统一、竞争选举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相统一”的民主政治建设重要原则.同时,还提出了建设民主政治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活力、保障人民群众权利、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基本目标.由此,启示着我们要增强赢得民主政治建设的自信心;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既要“顶层设计”更要“顶层推进”;要深度挖掘马列经典,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正确而坚实的理论指导;要把民主政治建设与当前最紧迫的工作任务结合起来;要坚决避免“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     

阳明学与民主政治

内容提要 本文从回顾近儒刘师培关于阳明学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论旨中,探讨了台湾的自由主义学者与当代新儒家学者在儒家德性之知和阳明良知学是否能够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并从比较哲学研究的角度分析了现代西方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批判之得失,进而指出:现代西方社群主义的出现提供给我们一个有利的视角,来重新评估阳明学乃至整个传统儒学与民主政治间的关系,并且修正某些自由主义学者的片面观点。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视阈中的公民教育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需要从制度安排与民主政治主体的生成这两个方面进行考量,二者缺一不可。起源于古希腊的古代公民教育和发端于近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现代公民教育差异甚大,但二者基本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为了满足社会民主政治生活的需要。公民教育是当今世界各个民主国家培育其政治主体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促进民主价值观的形成、塑造民主政治活动主体资格、培育公民的民主政治参与能力、提升国家民主政治文明的境界等四个方面。构建我国公民教育的体系与模式,一要结合我国民主政治的实际来确立公民教育的具体目标,二要吸取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资源以丰富公民教育的内容,三要处理好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儒家的自然主义政治秩序观

把政治置于伦理的语境中思考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和优势。政治的伦理评价是现实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的来源,伦理的善和正义是政治之善和公正的元规则。儒家“修齐治平”理想是家庭伦理的推演。以家庭内部的自然情感为基础建构政治社会秩序,典型地表明了儒家政治秩序观的自然主义和内在德性伦理特质。儒家政治哲学对现代社会政治与伦理分离的极端发展趋向具有重要的矫正意义。     

在实现“有机统一”中发展民主政治

十六大报告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必须紧紧地抓住和解决好这一“最根本”的问题。　　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必须坚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1.人大 :实现“有机统一”的制度平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最根本的 ,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     

认真学习江泽民民主政治建设思想,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江泽民同志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新观点。江泽民民主政治建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的新成果,他强调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建设,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着眼。判断新的制度是否成功,不是看制度的条文是否新颖,而是在实践中审慎地观察它的功能和效果。江泽民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核心。江泽民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着重点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创新的基础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体制创新,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国家制度。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

汉晋之际,儒家贤能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历史境遇而变化。政治上,汉末选才失实使儒家贤德观念遭到了曹操求才三令的公然僭越。思想上,才性关系的讨论唤醒了士人个体意识的觉醒,笼罩在士人心头的传统儒家思想开始松动,玄学思潮乘势而起。社会风气层面,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集团的篡位,使得儒家思想规范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两汉时期对内在贤德的表彰被两晋时期的外在审美所取代。儒家贤能观念的变化在魏晋时期的人物品鉴中表现为由重道德品行向重艺术才华的转向。     

民主政治:政治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契合点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旧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社会心理及价值信仰的崩溃、变动与调整,从而产生了种种冲突。这些冲突给政治发展和社会和谐提出了挑战。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民主政治是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目标;从社会和谐的角度看,民主政治是使冲突得到有效化解的根本制度,它们在民主政治这个问题上找到了契合点。     

黄宗羲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明末清初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黄宗羲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精要,以为国为民的“经世应务”精神为根本出又发点,提出了洋溢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政治伦理主张,即,“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民观;臣“为天下,非为君”的君臣观;立“天下之法”与“有法治而后有治人”的德法关系观。     

论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的巨大作用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方式来实现的。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伦理政治观。建立在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其本身就是政治的最高原则。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集中体现为儒家学说的传播、延续、变化和发展。传统政治社会化的深远影响启示我们，文化的因素对于政治社会化具有重要作用。     

以民生政治为基本导向的政治发展战略

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意见中,所谓“大民主”或“票决民主”的主张都是不可取的,民生政治应当是合理可行的战略选择.民生政治首先要解决的是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即人民的吃饭问题或反贫困问题:民生政治将引导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合理构建,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并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出发,为发展经济和民生幸福创造适宜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民生政治又是一种以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为支撑的平民政治,它从基础上提供国家建设的动力,以民意为归依,以共享共治为目的,进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