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研究及其本土意义

当代西方城市贫困社会空间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贫困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在经典社会学研究中,恩格斯和齐美尔开启了城市贫困社会空间研究的大门.沿着恩格斯和齐美尔的思路,学者们从人文生态学、社会地理学、新城市社会学和空间不平等社会学展开了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并进行了综合尝试,对当代西方城市贫困聚集区如内城区和贫民区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当代西方城市贫困社会空间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对于研究我国目前的城市贫困空间聚集趋势和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持续不平等与贫困的累积

市场经济的效率功能并没有解决不平等与贫困这一经济社会问题.贫困是经济性权利与非经济性权利相对缺乏的不平等状态.贫者和富者在持续不平等条件下的无限重复动态博弈,促使两者的差距即贫困的累积呈现出递增趋势,但它也受人们对贫困的容忍程度诸如贫困的外部性、经济波动与增长、环境退化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等因素的约束.而对这种约束条件的改善,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为贫困的累积扩展了新空间.     

户籍制度下的教育不平等研究综述

中国现行户籍制度造成了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的差异,形成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与社会身份的不平等,进而带来了教育的不平等.针对这一问题的改革设计重点在于改革户籍制度与体制障碍和政府加大义务教育投入方面.同时还应从公共政策管理、社会学等角度开辟新的研究视角.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西藏农牧区扶贫攻坚：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西藏农牧民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一方面农牧民贫困是由于农牧业增长受到制约,非正式约束不适应市场化要求,人力资本低下,不能有效流转;另一方面,政府扶贫效率不高,各参与集团存在利益冲突,贫困人口处于弱势无权地位。据此,开展西藏农牧区扶贫工作必须将重点放在提高人力资本、建立符合实际的扶贫载体以及建立激励机制协调各参与主体的利益,来加快西藏农牧民脱贫致富。     

论中国城市社会权利的贫困

文章运用社会权利贫困的理论框架,讨论了社会权利贫困的“中国现象”,其中包括现行法规没有保障平等的公民权利、明文规定的权利难以得到强制实行、弱势群体缺乏参与制订游戏规则的权利、城市贫民的人格尊严严重缺乏,以及一批特定的弱势群体的社会权利严重不足。通过总结美国反贫困政策演变和不足,文章提出了治理中国城市贫困的四个基本思路和方向。     

中国城乡社会救助的横向公平性

作为公共服务,城乡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横向公平,即各地的贫困人群均可获得大体平等的最低生活保障。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实现了这一点,中央政府补助金拉平效应对此贡献良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完全依赖地方政府,其给付水平的横向公平性较弱,但依然在大体平等的范围之内。与此相对照,各地农村传统救济的给付水平呈现高度的不平等性。因此,为了让各地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下的农民平等地享受社会安全网的保护,推动农村社会救助从传统救济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过渡势在必行,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是不可或缺的。     

集体消费与社会不平等--对当代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一种分析视角

从集体消费研究当今城市社会的分化与不平等是新都市社会学的立场之一。集体消费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生产社会化与劳动剩余价值私有化矛盾的产物,政府对集体消费品的生产和供给导致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不仅取决于生产过程和市场,还取决于获得集体消费品的途径和能力,生产和消费的双重政治逻辑影响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政府对消费领域的干预使日常生活领域政治化,消费成为城市政治动员的基础,围绕着集体消费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了不同于阶级斗争的城市社会运动。     

“人权悖论”及其对策

一在人类价值领域中,从来就是一个“悖论”成堆的地方。作为商品经济社会一种片面的、理想化的反映,人权在根本理论上存在着一系列“悖论”,其中包括: 1.“平等悖论”,即平等原则时时处处总要面对着非平等和不平等的现实。甚至平等本身便导向非平等和不平等。恩格斯称之为“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这就是说,在人类社会中,任何现实均是平等与不平等的对立统一。2.“自由悖论”,即任何现实的自由总伴随或导向它的对立面——非自由和不自由。既然商品经济本身不仅仅具有自由平等性质,而且具有自由平等的对立面的性质,它是     

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的变化机制分析

充分了解贫困的变化机制,对贫困消减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增长和社会不平等状况对贫困无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其决定机制并非简单。通过对贫困指数进行分解,从总体经济增长速度、社会各阶层实际经济增长的差异、社会不平等程度与社会各阶层人口变动对贫困的影响等四个方面分析后发现,促进社会平等与社会成员自由流动的社会改革对贫困的消减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这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政策可以实现的,有效的贫困消减策略需要一整套系统协调的社会经济政策。     

企业社会责任规避与地方政府社会安排

企业社会责任的规避与地方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回避与被动安排相关.其主要表现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优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对经济资本积累的重视优于对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视,政府对绝对贫困的重视优于对现代贫困的重视.处理社会问题的思路狭窄、财政手段软弱、经济动力缺乏、组织化渠道单一是地方政府回避与被动管理的主要原因.合理分摊政府之间社会支出的成本、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会支出的比重、优化社会资本的"投资环境"、摆脱企业承担的"政府官员责任"、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监管与政府监管并培育一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家应成为地方政府强化社会安排的有效途径.     

经济社会学视野:"少数民族贫困"的研究方法与重心建构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研究过于强调经济学分析方法,从而致使政府扶贫行动与民族地区人文特性出现背离.要纠正贫困问题研究范式的这种工具理性误区,需要反思现有的制度化了的贫困经济学分析方法.笔者在回顾经济社会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概括经济社会学理念和研究方法特点,并以其为分析立足点,从经济社会学视域构建"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的分析方法与研究重心,包括:考察社会群体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影响少数民族贫困发生与再生的各种社会因素及社会条件;支配少数民族人口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的主要因素以及其行为对贫困与反贫困的影响;对少数民族贫困群体的经济过程进行社会学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政策实施的社会依据和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从过程、行动、互动三个方面建构了今后"少数民族贫困"研究的重心.     

有限论：规则遵从悖论的一种社会学解决

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规则遵从悖论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尔对维特根斯坦进行社会学的解读,从而给规则遵从悖论以一种有限论的解决。有限论的解决具有如下特点：外在主义的解读,集体主义的立场,相对主义的取向,而这与爱丁堡学派的理论旨趣与理论演变是密切相关的。     

当代哲学的社会学转向

知识社会学通过消除形而上学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悖论而使哲学方法论在 2 0世纪下半叶向社会学倾斜。由于史学与社会学结盟 ,社会学范式开始进入向来以历史思维著称的哲学 ;社会学的方法 ,如凸显、实践、反思反思者 ,正在成为当代哲学的主导话语 ,推动了哲学的社会学转向。     

贫困是对人权的侵犯:论脱贫的权利

尽管有大量文献论述贫困,但由于其内在的复杂性,这个概念仍然扑朔迷离我们也许想说穷人就是那些被剥夺了生存手段的人。但生存不只是一个生理标准它还意味着体面,如果不参照其环境就无法把握,因为一个社会的环境与另一个社会不同,同一社会的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也不同。这意味着无法获得一个全球性的贫困概念。考虑到讨论贫困概念的历史及其社会学的含义和依据,本文避开难题,把贫困定义为由于被剥夺了与人类尊严相符的生活手段而遭受身心痛苦。尽管传统哲学和宗教教义都没有把贫困视为权利问题,但一种反向思维的方法却使我们有可能证明,作为社会成员,每个人都应从社会获得避免贫困所需的一切。由于所涉及的社会一定是全球性的,因此结论便是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或国际性的问题,并且消除贫困,使每个人享有脱贫权,这是一项全球性的责任。     

农村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与贫困

中国农村教育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主要表现在对子女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学校设置性别意识的缺失、家庭教育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男女生受教育年限的差异等方面。传统的观念、传统劳动分工模式和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缺乏等因素影响了农村教育的性别模式,贫困也是影响教育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中国贫困农村的农户由于多种生计资本供给不足,而呈现出非常典型的男孩优先的教育模式,从而导致妇女陷入多元贫困状态。     

NGO与贫困治理：以香港为例

作为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NGO在贫困治理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文章拟以香港为例，分析了NGO的发展及其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经过长期发展，香港NGO已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第三部门，在扶贫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直接参与政府各项扶贫计划，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服务，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贫困治理模式，如重视与政府、商界的三方合作，推动社会投资，强调基层居民自下而上的参与。     

一个知识分子与一个时代——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社会学方法论

近代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思考法国大革命的一部伟大著作。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时代的原创性问题,为解答问题,作者亲赴美国做实地考察、访问、请教,完全建立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思考问题,后在写作中大量地运用社会学的各种方法分析问题,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国大革命与民主的悖论结局,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民主趋势提供了一份极其宝贵的财富。     

政策相关组织的组织化程度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以比较中美干预儿童虐待政策为基础的分析

当社会问题成为政府议题之后,对能否形成具体政策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相关组织体系的组织化程度.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政府政策出台之前积极展开儿童保护实践,为政策的具体化提供了基础,最终推动了国家政策出台.中国干预儿童虐待政策的形成主要依赖政府的规划和推动,政府主办的儿童服务机构是儿童保护服务的主体,但这些机构没有与儿童虐待问题很好地对接,同时非政府组织也缺乏服务经验和基础.中国儿童虐待干预政策相关组织的低组织化程度延缓和阻碍了政策的出台和执行.解决这一困境的重点是对与儿童虐待问题相关的组织间关系进行调整、培育和增强服务型组织的功能,优化组织间的协调.     

一个揭示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

被称为文化再生产理论的布迪厄教育理论在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内占据着独特的地位,它是一种揭示现代学校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布迪厄认为学校教育不是一种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相反,它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不平等,并使此类不平等正当化和永久化。此外,教育的不平等也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因素,而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因素中,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