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信仰与终极信仰的世俗化——中国古代文化信仰的知识学分析

古代中国文化不仅没有终极信仰,而且能够把致力于终极信仰的分支信仰充分地世俗化,终极信仰的缺失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伦理建设层面的缺失,在政治法制制度、道德信仰宗教、经济行业市场之间,伦理道德的正面建设缺失,使之丧失了作为直接现实的功能环节.以差异性理论来看待中国文化信仰问题,在差异性对文化区别特征的启发上,在差异性内部文化因素对外部文化因素的历史留存的揭示上,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化中个人和社会信仰的分层结构,以及该分层结构的内在动因中国宗亲祖先崇拜及其造成的终极信仰世俗化现状.以儒释道互补立论古代中国信仰的知识学特征,既不符合中国古代的文化现实,也不利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探秘那些被封建主流话语刻意遮蔽甚至于淹没的对中华民族有真价值的非主流话语,更不利于现代中国人建立牢固的民族信仰、文化信仰和个人信仰.     

孙中山的终极关怀

孙中山的终极关怀是融西方基督教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之精华而形成的结晶.它集中地表现在孙中山对爱、生死、苦乐、幸福等问题的观点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孙中山的终极关怀反映了他在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现实性与可能性等人生矛盾之间的态度、抉择.     

结合安乐死谈谈哲学终极关怀的实践层面

冯契先生对＂终极关怀能否实现＂的回答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主张将现实与终极关怀目标结合起来。结合在当今社会引起争论的安乐死问题,人们在对这一问题的不断争论中所展示出来的追本、求真、达善、向美的特性,在实践层面上实现了哲学上的终极关怀。在实践层面下的终极关怀可以帮助人们确立人之生存意义和相应的行为方式并获得人性的自由,且在这一过程中人不断实现自我、满足自我。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价值关怀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不仅是关于政治现象发展规律的科学结论,同时又寄寓着丰富的价值关怀,因而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然而,长期以来,我们不少人较多地强调其合规律性的一面,而对其所蕴含的价值内核及价值基础却存在着诸多模糊与混乱之处。本文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观的价值内涵,试图通过区分和分析其价值理想之“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两个层面,澄清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价值内涵的认识与实践迷误。     

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

终极观是人的意义和价值观系统的核心,讨论中国人的终极观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儒家思想,分析儒家思想要从孔子开始。孔子因"德命"受挫而形成"时命"观,"时命"观挑战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这需要更为本源的终极观来应对。孔子在内外心理框架的互动中,反思体悟而形成"仁"的终极观。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向内修德凝道而"内圣",向外践行"仁政"而"外王",内外并重以获得充沛丰盈的生命意义感。无论后儒如何发展,儒家皆没有放弃"仁"的终极观,它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地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功用。     

屈原人格境界终极指向考察

屈原的忧患、孤独及以对死亡的坚定选择彰显了诗人鲜明的文化个性.屈原因忧患而孤独,因孤独至极且理想破灭最终以死殉国,是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导致屈原最后选择自沉.他的死亡并非对内体生命的简单否定,而是其人格境界的终极指向;他的自沉殉节是建立在长期的人格修养基础之上的一种坚定选择,这种坚定选择是儒家"内圣外王"、道家"无待而游"人格境界的双重体现.     

论终极价值

终极价值就是最高价值或至善,有个人终极价值和社会终极价值之分,其理想状态应当是设法让个人终极价值与社会终极价值取得一致。通过对人类历史上九种幸福主张的检讨,可知没有哪一种能同时成为社会终极价值。能成为社会终极价值的至善主张,唯有后来由马克思提出的能同时满足普适性、综合性、可行性和无限性这四项要求的"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康寿、富裕、和谐、自由,就是从这个终极价值分解出的四大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或指标。这四大社会终极价值目标的确立,对于改造世界、发展社会的人类实践有明显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哲学论域中的终极关切

在哲学的层面 ,终极关切首先通过对存在意义的关注和反思 ,显现存在的自觉以及人的存在从自在到自为的转换。与之相联系的 ,是未来的指向与理想的追求对既成性及限定性的超越。以有限与无限的张力为本体论前提 ,终极关切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即有限而超越有限的存在境域。在本体论的意义上 ,终极的存在是作为整体并以自身为原因的具体存在或这个世界。通过对本然、自在的统一形态以及分化的世界图景的双重扬弃 ,终极关切同时赋予统一性的重建以回归这个世界的意义。作为人“在”世的二重形态 ,作为这一过程的二重向度 ,与终结关切相对的是所谓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与终极关切本质上具有内在的相关性。     

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人格观之比较

从文化领域去确立人格定义，即：人格就是一个人最基本品质、品格的总和。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之人格观分内外两层，内层主要为人格典范与人格理想，在这一层，屈原与诸家及诸家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而在外层，各家均有差别，特别是在内核外化形式、与现实的关系及人格操守的坚持性上，各家差别甚大。屈原则与墨家较为接近。从人格观之全面性、完整性、统一性上观察，屈原之人格观当为中华民族之最高标范。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在我们寻求和重塑民族之魂和文化精神时，屈原伟大人格和人格观标范的树立，将具有无可估量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     

“孝”观念在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的演进

孝观念在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的演进中,起源于从事鬼神到事人的转变过程,经历了从事人之生到事人之死再到事死如事生的演进,并具有超越层面之神圣性、精神层面之终极意义与社会生活层面之教化规范三个方面的保证,从而使孝观念在事死方面不落于空疏的形式,彰显出其在中国古代丧葬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戈麦自杀的"内部故事"解读

戈麦是新时期以来自杀的青年诗人之一。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是戈麦走向自杀的主要动力;与“现实”的疏离使他成为一个“厌世者”,他生活在语言的乌托邦之中,颠倒了现实与梦幻的关系,孤独、焦虑、幻想、封闭成为其精神状态;他的内心深处具有一种浓郁的死亡意识,死亡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成为他获得“新生”的唯一途径。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

台湾诗人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他不但直接称赞屈原的“志洁行芳”,而且将屈原置于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将屈原与但丁、荷马等人相比较,认为屈原的作品是一切诗人的源头。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与屈原的爱国爱民是分不开的,而余光中自己也是爱国爱民的诗人。     

一篇政治改革家失败的自白书--《离骚》的一种文化解读

将屈原这个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考察发现,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更可贵的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的代表作<离骚>实质上是一篇政治改革失败的自白书,旨在总结楚国行将灭亡的历史教训,向当世和后人作一历史性交代.     

陶诗远境说

陶渊明向大自然的远游远观，使其在自然冥会为一，构成其诗歌的空间之远境；向悠悠上古回溯，使其向古贤士获取精神力量，形成时间之远境；超越当下生活境界，悠然远迈，是为心远境界。远境的创造，使陶渊明的田园生活进一步诗意化，使其超越俗世羁绊和俗情牵累，进一步完善了恬淡、宁静的田园诗境界。     

“中性”:人生执着与难耐的平衡——顾维钧立人立业准则解析

顾维钧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际政治家和外交家,其在民国政象剧变的大舞台上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中性"或"超然"的政治形象,或游离于"党派"之外,或介于"有党"与"无党"之间,实际上他在政治理念上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的接触与冲突在顾维钧身上留下了双向的时代印痕,两套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同时并存于一体,其思想、信仰、个性扑朔迷离,难以把握。     

子夏生平考述

经过考证可知,子夏出生于公元前507年,15岁入孔门,跟随孔子周游列国,直至孔子逝世。其间曾任卫行人和莒父宰。在试图维系孔门集团统一的努力失败后,子夏离开鲁国,回到魏国设帐收徒,继续传播儒家思想,直至去世。纵观子夏的一生,除短期从政、为父母守丧外,他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儒学思想的学习和传授之上。     

陶渊明人生论稿

陶渊明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的反思精神，他始终面对着严重的人生危机。贫困是纠缠其一生的问题，而精神问题则更为严重：隐居前，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之矛盾转化为仕与隐的尖锐冲突；隐居于田园之中，他并非一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要面对新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即孤独感、死亡忧患和功名情结。     

佛经与李贽思想之启蒙

李贽在明嘉靖四十五年就被引入心学之门,而其思想的真正启蒙则是在"大衰欲死"苦读佛经之时。李贽何时苦读佛经?曾读那些佛典?佛典到底给予李贽那些影响,使他茅塞顿开、窥见生死学问之源光点,从而走向学佛一路,成就了狂禅李贽。这不仅是明代思想史上需认真探究的问题,也是明代文学史特别是明代文学编年史上需敲定的一个重要而具体的问题。经研究可知,李贽思想的真正启蒙是在姚安鸡足山"翻阅贝经"的明万历六至八年;所读佛经为《坛经》、《般若经》、《心经》、《楞伽经》、《法华经》和《金刚经》等,信奉"有为教"与"净土宗",最终悟透因缘法,形成真空观,不仅从学理上明白了"生死大学问"的根本,而且找到了求得解脱生死轮回之苦的方法与途径。同时,奠定了其后来"凡圣如一"的平等思想和"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非权威思想的基础。     

东晋南朝文化场域下的陶渊明接受研究

陶渊明作为伟大的诗人是在宋代被追认的。在当时及其身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一直被误读着,即使受到不多的称赏也往往局限在非文学的或形式的维度。尤其是东晋南朝的一百五十多年里,陶渊明是较为寂寞的。这主要与东晋南朝的文化场域息息相关,表现为他在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审美趣味等方面与时代的差距与悬隔。     

巴里·布赞与英国学派

巴里·布赞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英国学派或其他什么学派,但却成了公认的英国学派新一代的领军人物。挑战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经历和建树使他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对多元方法论的遵从又使他能与英国学派的学统交融。他的视野和成就使他无论在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界还是在英国学派的理论家中都能独树一帜,同时也使他成为“重聚”英国学派的理想人选。他属于英国学派,但也是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他实际上早已经超越了一个学派的限制,并一直以这样一种方式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