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

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如果说,佛教的中国化集中体现为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的魏晋"言意之辨"则既是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推动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动力机制和深层原因,而这不仅体现在"性空本无"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上,而且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直接运用上和"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直觉思维方式的价值选择上.可以说,没有魏晋"言意之辨"的重新崛起,也就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而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也就没有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     

论初传佛教何以战胜玄学

魏晋玄学家们从本体论方面相对解决了诸多问题,但是到了它的最高峰却不能继续发展了。渐渐完善的佛教理论凭借自身的思辨性、超越性特征,接过玄学的最高点且独领风骚,使初传佛教能够超过玄学并继续发展。     

汉魏佛教的区域性特色及其人文地理学分析

汉魏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初级阶段,主要分布在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和长江流域.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洛阳及其以东各郡国是皇族和士大夫信仰的佛教,而长江流域的墓葬出土的佛教文物,则表明佛教与民间丧葬风俗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首先草根化.汉魏时期的佛教信仰,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佛教都是一种祭祀工具,日本学者称之为“道教的佛教”.汉魏佛教信仰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色,在洛阳和建业的政治中心,佛教的祭祀功能表现为为现实生活祈福,满足上流社会的重生需求,而在长江流域的民间,则表现为祈祷祖先在彼岸世界过上美好生活.祭祀化的汉魏佛教的形成,标志着佛教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时至今日,人们普遍地认为,佛教文化并非外来文化,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宋代佛教造像的世俗化研究

宋代是我国佛教造像艺术继魏晋南北朝、唐朝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宋代佛教造像以其世俗化的题材、儒道释三教合流的造像仪轨、清新自然的表现技法鲜明地体现出我国佛教造像艺术神性的人性化,神道的世俗化特点,奠定了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法律文化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佛教及法律文化的发展为佛教对法律文化产生广泛影响创造了历史条件。本土法律与佛教之间发生猛烈的撞击，进而互相渗透。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南北朝时期包括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设施和法律艺术在内的传统法律文化。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晚清士大夫佛教述要

以龚自珍、谭嗣同和杨文会为代表的士大夫佛教是晚清三大社会思潮之一。龚自珍首先张扬晚清“批判佛教”理性 ,而谭嗣同则第一次试图调和儒、佛和西学 ,杨仁山开始把天台宗和净土宗思想柔和在一起 ,创办佛教文化教育事业 ,出版经书 ,培养佛教僧俗人才 ,成为“民国学术佛教之祖”。     

石峻的佛教观论纲

在石峻的学术生涯中,佛教是其研究的十分重要领域。石峻的佛教观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来看,佛教观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学术渊源来看,石峻的佛教观受到其师汤用彤的影响;从主体条件来看,与石峻个人的努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石峻认为佛教的产生是古代印度僧侣阶层压迫欺骗人民的产物;佛教在印度的传播经历了原始佛教时期、部派佛教时期、大乘佛教时期、密宗佛教时期共四个阶段,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经历了从汉代到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传播发展,最终形成了新时期的佛教观;佛教的基本结构论包括佛教的创始人、基本教义与基本思想等,本质特征是宗教,功能是赞助王化与维系人心。石峻在佛教研究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中印佛教的比较研究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同时也研究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传统玄学的关系以及隋唐时期佛教宗派的形成原因和特点。此外,石峻还特别注重对《肇论》的研究。石峻提出的从整个宗教的研究背景去研究佛教的方法对我们研究佛教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陈亮视域中的佛教--陈亮佛教观的双重结构及其检讨

陈亮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陈亮在物质领域为佛教的发展做了一系列有益的事;另一方面,陈亮在思想领域对佛教"万法皆幻"、"出世离家"等主张提出了批评.陈亮对理学受佛教影响的性质也提出了颇具启示的看法.透视在结构上具有双重特征的陈亮佛教观,不难发现:陈亮佛教观的基本形态是"经权相交",陈亮佛教观的基本性质是"儒体佛用",陈亮佛教观的主要偏失是对佛教的误读和对理学受佛教影响把握的欠完整性.     

吴越国杭州佛教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吴越国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在国家支持下,原有佛教传统得以弘扬,呈现空前繁盛之势.吴越国都杭州,寺塔林立,高僧云集,经幢造像繁多,逐渐成为全国佛教重心.吴越国王的崇佛政策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目的,佛学义理虽鲜有进展,佛教仪轨却备受重视.超度亡灵、祷赐冥福,消灾避难、祈吉求祥成为佛教发展的主流,对后世佛教深具影响.     

中国早期佛教传播路线与摇钱树佛像——大足石刻艺术的历史成因探析

大足石刻发展成为中国石窟艺术的最后一个高潮———第三个高潮,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而复杂的积淀过程,提示出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线路问题。不管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南传系统"说还是"北传系统"说,都在一定层面上肯定了四川地区是早期被染印度佛教及其艺术的地方。印度佛教及其艺术首先在四川地区扎下根来,进而开花、结果,瓜瓞绵延,并终至兴旺发达,其标志就是大足石刻艺术辉煌世界的精彩构筑。摇钱树造像是其代表。     

从佛教语汇浅析佛教汉化的历程

较多的学者关注佛教汉化的历程,其探讨主要集中在哲学的层面立论,鲜有从佛教语汇的角度进行探求.其实,佛教的语汇亦能反映佛教汉化的历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佛教早期的音译词折射佛教汉化的初始;梵汉合璧词、意译词的产生反映了佛教渐入汉化;佛教语汇渗透到汉语语汇的血脉是佛教汉化彻底的表现.     

隋唐时期中土商人的佛教信仰

隋唐时期,大量中土商人信仰佛教,具体表现在商人诵持、抄写、捐刻佛经,出资开窟造像,举办或参加各种斋会,与僧人交友往来,延请密僧禁咒除厄,前往寺院祈子延嗣,结成佛社,本人或后嗣出家为僧,死后由僧人为其设斋诵经、撰写墓志等方面.同时中土商人对佛教在汉地进一步传播与发展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向寺院与僧伽布施,资助各种佛事活动,协助僧侣往来各地,帮助僧侣寻觅经书,本人或后嗣成长为弘扬佛法的高僧等方面.     

从考古遗存引发关于南北两路佛教初传问题的思考

佛教初传时期,南方和西域通过不同的途径,依靠各自的传播方式,形成最初的佛传根据地,并继而将佛的信息传递到中原,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是多元的,陆路和海路在早期佛教传人中国的过程中,其地位和作用是同等的,似不必分出孰先孰后。     

浅论魏晋玄学对儒释道的影响

魏晋玄学思潮衰落之后 ,其哲学精华活在儒、释、道 (教 )的理论创作中 :玄学的哲学范畴和“形名学”、“言意之辨” ,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佛教义学语言环境和思维方法 ;玄学本体论流派的哲学思辨使道教哲学由粗糙走向精致 ,元气论流派的生命哲学则培育了士人的本土宗教情感 ;玄学促进了南朝经学向义理化方向发展 ,其潜在的“体用”、“性理”、“内圣外王”观念 ,对北宋理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影响。     

佛教视野中的佛易交涉--对中国佛教历史的疏绎

佛易交涉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问题.其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尝试以易解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偏重象数推衍的唐宋时期;力图以佛解易的明清时期;以及关注现实人生的近现代时期.从佛易交涉与佛教中国化与佛教人生化两大走向的关联可以发现,该发展演变是与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总体趋势相一致的.在此进程中,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融入中华文化的洪流,并在对本土智慧的吸纳中创生出新的意义.     

宋代浙江佛教与地方公益活动关系考论

宋代佛教在思想开新方面不及隋唐活跃,但世俗化、实践化趋势明显,兼之朝廷采取保护佛教的"家法",寺院与僧尼数量均获迅速发展,浙江地区尤其突出.宋代浙江佛教信仰推动的地方公益活动非常普遍,主要表现于造桥铺路、修陂筑堤、掘井挖泉、客舍行旅、救疾济困、养老慈幼诸方面.通过公益活动,佛教与官方、儒家士大夫及一般民众建立了更为良性的关系,促进了社会协调,也推动了佛教自身发展.     

西方佛教的现代化略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独立于南传、汉传、藏传三大佛教传统之外的“西传佛教”逐渐在欧美形成。这种西方化的佛教一开始便伴随着佛教的现代化,可以说佛教的西方化与现代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西方佛教在民主化、普世主义、文化佛教徒、人间佛教运动等方面体现了佛教的现代转换。     

隋唐佛教的判教特点分析

隋唐佛教是佛教完成中国化的标志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一时期的佛教在中原显示了它多方面的特点,充分体现了它的中国化。本文试以隋唐佛教的判教为对象,对隋唐佛教的判教理论所具有的特点,从判教与建宗的一致性,判教思想所具有的创造性和判教思想对民众和政治的迎合性,及判教在佛教内部所表现的斗争性四方面加以论述,力求对隋唐佛教的判教有一个更全面的探求。     

"佛教的发展"和"发展的佛教"——从当代"少林寺现象"看中国佛教的未来

当代"少林寺现象",是指近年少林寺由于引进了现代经营的理念和实践,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引起诸种争议的现象。争议的实质在于人们对于少林寺的经营行为究竟是"世俗化"佛教还是形成"发展的佛教"的疑虑,具体表现为寺院的生存方式和僧人的生活方式在顺应世俗社会的发展中,如何保持"佛教"自身的特质问题,其核心在于"佛教的发展"和"发展的佛教"的关系问题。少林寺的经营行为表现了当代中国佛教为构建新型的"发展的佛教"所进行的尝试,但它究竟是发展了"佛教"还是"消解"了佛教,能否成为未来"发展的佛教"的有机构成部分,还有待历史的检验。未来佛教的持续发展,有待于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僧才培养机制,并为社会提供具有普遍性、可操作性,具有竞争力的佛教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