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制度变迁的法律文化解释

刑事诉讼制度变迁不能离开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其中法律文化对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更为深刻和久远。从西方各国法治历程与中国法治道路探索比较可以窥视东西方法律文化对刑事诉讼制度发展所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诉讼意识、国家治理思想与价值观等法律文化维度入手可以对刑事诉讼制度发展变迁进行初步的法律文化解释。     

论西方政治现代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政治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在政治体制上通过转型来进一步适应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发生带有现代性特征的过程。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核心意识形态、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政治发展范式等三个方面的政治道路差异,分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独有特点,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必须立足于实际国情,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化道路模式,学会批判地吸收其中＂合理内核＂,寻找真正属于中国的通往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的元素与取向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颠覆:一次是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当中分离出来,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另一次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进行了翻转,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相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源于市民社会因素对于国家、法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市民社会构成了不同法治道路的分水岭,我国因为并不存在独立的、体制性的市民社会力量,必然会选择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然而,参照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理想和目标,以一种发展的视角来看,建构具有我国特点和价值判断的市民社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的法治化进程是有力的推动和完善.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对中国行政改革的思想启示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 ,理论创新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关键 ,体制改革是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必要条件 ,本国公共行政传统是选择公共服务市场化道路的出发点。我们必须在立足于中国行政文化传统的 ,大胆吸收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思想养料 ,当务之急是建立民主、法治政府 ,为中国公共服务市场化奠定制度基础 ,从中国国情出发 ,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服务市场化道路。     

对90年代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作者认为，西方历史上的市民社会是在权力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此相应的是其内部的理性化过程完成得较早；相反对于许多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市民社会”与现实社会及政治结构是同质的，这导致它内部的理性化过程没有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后发现代化国家市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内部的理性化如何实现的问题。由此出发，市民社会不可能走一条类似于西方那样的放任自由主义的道路，相反，在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的健全发育和健康发展需要依赖于一系列外部的条件来促成，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强政府的促成作用。与此同时，市民社会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自治和理性化发展也向政府提出了极为重要的要求，一是清除腐败，二是必须按照各不同社会空间自身的逻辑来塑造、发展和监督它们。９０ 年代国内市民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误区就是忽视中西“市民社会”和现实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同质／异质关系，对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道路带有极大的盲目模仿心理     

法律文化现代化途径略论

法律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 ,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法律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 ,虽然它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 ,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 ,必须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 ,理性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 ,营造市民社会 ;公平立法 ,严格守法 ,公正司法 ,树立法律信仰 ;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宣传工作。     

论完善政府推进型法治的途径

中国的法治道路是政府推进型。这种法治道路有许多优点和长处 ,但在法治化实践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矛盾和潜在的危机。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党政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进一步理顺 ,市民社会的发展 ,政府推进型法治将得到不断完善。“政府”作为法治的推动力将日趋理性 ,法治化道路也将会沿其自身固有的规律去发展。     

中西方法治理念之比较——以自然法思想对法治理念的影响为主要视角

法治思想起源并完善于西方社会.中国建设法治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成功的法治经验和法治文明的成果.但是中国的法治建设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其法治现代化的道路必然不同于西方社会,具体表现在中国和西方近现代法治理念的区别.文章以自然法思想对法治理念的影响为主要视角,分析两者的区别,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与民间关系的重构

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已成为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学人的一个热点话题。较之先前的“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中国市民社会论欲囹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探求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是从欧洲历史中借鉴来的。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市民社会尽管有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国别、文化背景、含义构成和作用等等，但它始终只是欧洲或西方社会的一个社会、政治概念．”（1）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认为运用市民社会这个在西方文化中产生的具…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任何制度都是特定精神和文化的载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未能走上法治之路,不仅仅是政治认同问题,关键在于法治文化基础的缺失。面对中国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加强道德建设,转而致力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塑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变革,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西方市民社会孕育过程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西方市民社会孕育的背景--权力高度分散化、多元化、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异质性,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单一化、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同质性,几乎是背道而驰.西方市民社会似乎更多的彰显的是历史的特殊性,但是,历史的发展到底有没有共性?有没有共同的规律可以遵循?发展的道路可以有千差万别,但是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却是一个不能够逾越的历史趋势.早发的现代化国家都可以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参照物,具有历史的启发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释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贯穿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全篇的红线。《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展开表述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定义,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工作布局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重点任务是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主要目的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建构

纵观历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速度与其法治体系成熟度密切关联,完备的法治体系有利于推动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法治建设仍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健全和完善法治体系,对新时代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都具有基础性保障作用。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建构与发展,应立足于"三位一体"地综合考察,即回答"道路的形成来源于什么"、"道路构成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及"践行道路的路径选择是什么"这三个问题。     

从特殊到一般：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的新选择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视其现代化模式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度形成路径依赖而将西方式现代化奉为圭臬。但实践证明，照搬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的繁荣和富强。与之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却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的繁荣景象，为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带来了全新启示与选择，包括坚定目标与赓续奋斗的精神支撑、独立自主与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则、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驱动机制、和平稳定与生态持续的环境保障、工业奠基与并联推进的发展路线、治理贫困与人民共享的价值导向六个方面。这种全新选择并不是要求其他国家照搬中国方案，而是要在方法论上将人类现代化的普遍经验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

作为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国家, 中国现代化的整个历程都无法割断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中国现代化的前期, 是封建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认同和接纳问题, 后期则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利用问题。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的现代化最初选择西化模式的方向是正确的, 只是当时中国不具备接纳资本主义的条件, 选择西化模式的失败并不能说明学习西方是错误的; 中国现代化由西化模式转换为苏联模式不等于必须割断与资本主义的联系, 选择苏联模式遭受挫折的关键恰恰在于没有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 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这不等于说中国现代化非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中国现代化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学会利用资本主义。     

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主体性原则

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的主体性原则是指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摆脱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 ,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条件 ,独立自主地探索和选择现代化的道路、方式、进程和模式。中国现代化既要体现其世界性 ,又要体现其民族性。邓小平现代化理论从始至终贯穿着主体性这一基本原则 ,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主体性原则体现在器物、制度和文化等多个层面。     

国家与社会:一种法学思维模式的重新解读

新的法学理论的构筑需要新的思维框架的支援与支持。西方各国社会现代化、 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形成的国家-社会二分及市民社会理念影响了整个２０世纪。２０世纪初 叶，中西学术交流肇始，中国法学获得了第一次现代化的机会，一度成为显学，自由、平等、人 权、法治、宪政、民主之说盛极一时。但中国 ２０世纪特定的历史命运和演进轨迹，并未给中国 法学带来足够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法学的百年徘徊，显然是因未获自身的话语模式和思 维模式所致。今天，法学界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模式及市民社会理论的普遍学理关怀，显 示了中国法学要学术化的强烈本能，也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法学学术化的路径与可能。     

“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 ,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 ,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 ,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 ,大而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从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论我国公法体系的结构与变迁——从国家权力至上迈向人权保障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依靠市民社会强大的自治能力和个人自由观念的深入可以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构建法治体制。中国市民社会尚未形成,国家权力极为强大,通过主动限制国家权力,将国家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是中国宪政形成的主要途径。因此,如何科学地对待中国公法体系,通过改革公法体制来限制政府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公法的发展历程,认为我国公法的改革正在逐步实现由国家权力至上向人权保障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