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著姓望族述论（下）

除了魏晋唐宋以来由中原等外地迁入徽州在历史上形成的众多“世家大族”之外，构成明清时期徽州著姓望族的还有当时在徽州六邑新兴的诸多“著名家族”。而这些新兴著名家族的产生又植根于如下两方面：一则是徽州商人那种贾儒相通“迭相为用”的功名观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一则乃明清社会风尚递变下徽州社会中贾与儒的良性循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即导致了望族的世俗化。     

徽商的启示:商亦不必奸

徽州商业，在明清时期达到了辉煌的高峰。斯时，徽州地区商业之风繁盛，“商贾居十之七”①，“足迹遍于宇内。”“虽土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商业规模巨大，徽商阮游在芜湖开设大型染坊，“召染人曹治之，无庸灌输，费省而利获信，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载”遍于吴、荆、梁、燕、鲁、齐、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③，无孔不入。而方志、典籍中关于徽商“聚金累万”“、“富至干万”的记载数不胜数。徽商中不仅出现拥资百万乃至千万的大富商，而且富商的人数及队伍愈来愈增大，徽商的资本实力不断裂变、增强。因此，徽州商业及商…     

徽州社屋的诸侧面──以歙南孝女会田野个案为例

一、前言：问题意识与个案背景前些年，在学术界关于传统中国区域社会构成的文化讨论中，徽州以其区区六县之地而被作为一区域文化类型，竟与齐鲁、燕赵、三晋、三秦、西域、巴蜀、荆楚、吴越、关东、台湾、岭南等相提并论①，这当在表明徽州的社会历史是有着丰厚的文化蕴涵。所以，当是在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研究方面，徽州也同样为学术界所重视，以至被认为是一典型而又发达的宗族社会。对此，见于近十余年中外学者多有专以徽州宗族为题的精深研究论文，相信已是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平心而言，徽州宗族问题之所以能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徽州武术特点探析

古老的徽州以其底蕴深厚的徽文化闻名遐迩，殊不知古徽州人不仅注重读书，文风鼎盛，而且因外出经商或保护家园的需要．徽州人练习武术同样是蔚然成风。由于受文化氛围、传统道德价值观念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中华武术这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与徽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一结合．便放出了耀眼而又独特的异彩。徽州武术正是由于其优势明显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徽州武术也正因其特点突出而深受世人的喜爱。本文试图就徽州武术的特点作一浅探，以求教于同仁。     

徽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历史上徽州人曾经创造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由于徽州山多田少，使得徽州人不得不出外经商谋生，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徽州商人在明清两代的市场上极为活跃，他们在获得丰厚商业利润的同时，也广泛接触和吸纳了各地的文化营养。有力的经济支撑和不同文化要素的融入，使得具有独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徽州获得了孕育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的契机与可能。内涵丰富的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朴学、徽州工艺和戏曲，以及保存相对完好的古村落、祠堂、牌坊等大量文化遗存，数十万件徽州契约文书和各类文献，既反映出徽州文化在历史上的繁荣昌盛，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具有重大价值的文化遗产：徽学正是以此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释“庸态”

据《史记·屈原列传》,知《怀沙》为诗人绝笔。《怀沙》云: “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 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自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下,均失解。王逸云:“言邑里之犬群而吠者,怪非常之人而噪之也。以言俗人群聚毁贤智者,亦以其行度异,故群而谤之也。”又云:“庸,厮贱之人也。言众人所谤非杰异之士,斯庸夫恶态之人也。”后世治《楚辞》者多宗其说,无新阐发,实非。     

徽州与景德镇瓷业的繁荣

徽州与景德镇相毗邻，两地历来联系密切。百姓交往频繁。徽州与景德镇一地的商业贸易历史悠久，远在唐代即开始了茶叶、瓷土贸易。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崛起，流寓景德镇的徽州人更多了。并在这里建立了会馆．他们的活动不仅促进了该地商业的繁华，也为景德镇瓷器业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递胡氏三代商儒仕

黟县自古属徽州府一域僻壤，服贾经商虽较休、歙稍迟，直到清代初期才逐渐蔚然成风，但发展之迅速和成效之显著，却在徽州府间独树一帜，以至徽商之贾而好儒、儒而入仕，贾而好义、义而多善举的社会特征能在一户之中得以凸现，生活在清乾隆年间的西递村胡学梓一家便是其中之典型。     

明清之际士商关系问题研究

明清之际,商业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以及新市民阶层的崛起,使得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遭到破坏,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传统士商关系开始发生巨大裂变.士商渗透、官商融合、弃儒就贾、亦贾亦儒渐成风气,中国特有的儒商精神也在商业实践中日渐形成,在明清社会经济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明清广州儒商的社会构成与商业经营

儒商主要指因各种原因而弃儒从贾的士人学者。明清广州儒商具有较高的商业经营与商业道德水平。他们善于审时度势，重视管理，注重公平交易，诚信不欺，表现了自强、克俭的经营作风，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商业遗产，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流布及其原因分析

学术界一般认为,阳明心学的兴起几乎没有对徽州产生什么影响。这一观点是有违历史事实的。其实,明中后期,徽州这个程朱理学的故乡,也成为王(阳明)、湛(甘泉)心学肆意流布的地域。徽州士民之所以迅速就接纳了心学思想,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与徽州学术思想演变的逻辑进程有关,其二是因为心学思想适应了当时徽州商业社会发展的需要。     

宋代城市商业的繁盛与坐贾势力的发展壮大

中国传统社会前期，行商是商业活动中的盈利主体，在市场上处于支配地位。自宋开始，坐贾的势力日益壮大，宋代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发展历程中行商与坐贾势力消长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变化的出现，从本质上说是宋代商品经济繁盛的大环境下，坊市制度的崩溃、城市商业迅猛发展的结果，在宋代市场扩张、市场结构日益复杂、商品流通总量剧增的市场环境下，城市坐贾所具有的熟悉市场，对市场信息反馈迅速的特点，决定了他们在城市的市场活动中处于领先的位置。在市场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城市坐贾所具有的流动性较小、信誉度较高等特点也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进一步发展。     

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

笔者曾在《徽商及其网络》一文中，以网络分析的视角对徽商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加以考察；本文拟通过对徽籍汪氏的个案分析，对这一互动关系加以更清晰的勾划。选择汪氏做个案研究的理由如次：1、“新安郡望首汪”②，汪氏作为徽州第一大姓更具典型性；2、徽州江氏诸多分支均可归为隋末第44世汪华和他兄弟门下，谱系源流清晰，便于研究；3、现存的汪氏族谱数量最多，这就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笔者根据汪氏族谱所提供的资料，拟就徽州近氏的族源、汪氏家族从唐代至民国的迁徙及其商业网络、汪氏商人与中国社会互动的特点等问题作…     

明清之际士商观念的转变与商人伦理精神的塑造

明清之际，以私人工商业为杼机和主体的相对自由的商品经济的突兀性发展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使得传统的士商观念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转变，商人地位得到了很大提高，从而为商人阶层伦理精神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而随着士商观念的转变，“弃儒就贾”成为当时杜会的一道风景，使得儒家以伦理为本体的人格理想和社会规范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并融入传统文化当中，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儒商精神。     

徽州文会初探

明清时代的徽州府，以操商界牛耳的徽商和众多的书院①而饮誉全国，这些已为人们耳熟能详。然而，曾对徽州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文会却长期为人们所忽略。高寿仙先生在《徽州文化》一书中虽有所提及，但只是为了阐明“乡村管理与宗族”的关系，没有作深人的探讨。本文拟根据徽州地方志（府志、县志、乡镇志）并结合其它资料，对明清时期的徽州文会作一简单介绍，抛砖引玉，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文会，又称为文社，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具有悠久的历史。《论语·颜渊》中有“君子以文会友”一语，说明早在春秋时…     

徽州社屋的诸侧面──以歙南孝女会田野个案为例(续)

三、“瘪菩萨”分段解读传统徽州的迎神赛会，名目繁多，举办频仍，但这仍以在每年的春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冬至等传统节令时日举办得最为兴盛；其中又以腊月至清明的一段时日里，因伴随隆重的宗调会祭、年终谢神、春析社庆等活动而更见规范，也更具规模。因此，尤其在这一期间，社屋的存在意义即被充分展现，其潜在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由于徽州民间概称神为菩萨，故徽州的迎神赛会，竟也一概呼之为“嘻菩萨”。“嬉菩萨”具有浓烈的喜庆气氛。它一般都是以族为单位来承办，都各有例定的时日天数，表现为一个完整的过程；但这一过…     

徽州民办教育的一部范典——古紫阳书院规条刻石赏析

紫阳书院是为专祀朱熹而建．是传播程朱理学的圣坛。自宋元至明清，全国有大小逾百所紫阳书院。徽州学人士子信奉程朱理学。朱熹亦曾三次回徽州省亲和扫墓并讲学。清代邑人曹振铺曾自豪地宣称：“自宋、元、明迄今数百年，江以南士私淑文公。能于学校自表自见者，必推我新安”；“凡六经传注，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因而，歙县也就成了“理学之都”。     

“黄山创意谷”重在创意

黄山人文、自然景观资源丰富，在这片古徽州的土地上，有很好的商业经验可以吸收并蓄。黄山的产业目前单一，如果假借义乌的“无中生有”做商品的集散地显然自然条件不允许，更何况黄山作为中国唯一的三个世界遗产之地也不允许大规模的工业，尤其是污染型工业。而黄山如果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祥地和开挖地，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黄山是古徽州的地境，     

“激进”的言论与“保守”的行为——对徽商在传统价值观问题上的心理分析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竭力否定传统的“四民”之分，特别是士、商之间的尊卑差异，主张“士商异术而同志”。这种言论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种崭新的思想倾向，具有非常“激进”的色彩。然而言论上颇为“激进”的徽商，致富后大都不再将发展商业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而是将业儒入仕作为头等大事，其行为倾向却是异常“保守”的。本文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在徽商身上的统一问题。认为这与徽商为平衡徽州地区的生存取向与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而形成的社会心理有关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经商之术

明清时期的徽州商人，雄踞商界达三百年之久，与山西商人同执商界之牛耳。他们营商的足迹“几遍禹内”，所谓“山海无所不至”。徽州商人营商成功的秘袂，除了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以儒术饰贾事”，自觉地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也就是以儒道经商，具有良好的商业道德以外，高明的经商艺术亦是他们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们善于从古代商人那里汲取经商的有益经验，《史记·货殖列传》所总结的先秦商人范蠡、白圭的治生之学成了他们尊奉的圭桌，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徽州商人经商之术也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