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活力:经验测量及其政策意义

识别社会组织活力的要素,研判社会组织的活力水平是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基础。以社会组织活力的本质考察为基础,社会组织活力的基本要素可以界定为四个方面:社会认同度、参与公共服务的积极性、资源动员能力以及社会组织间竞争性。提升社会组织活力,需要增强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认同,通过政府认同引领与带动社会认同度的提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着力点,应放在提升社会组织服务积极性上。解决社会组织资金不足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应加强包括合作能力在内的社会组织全面能力的建设。     

改革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研究的反思与整合

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指那些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对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农村非正式民间组织”研究、“第三部门”研究四种路径.从理论视角上看,主要有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三种角度.新形势下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性要求学者整合相关的学科视野与理论范式,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有必要尝试从综合性视角来构建一种新的研究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框架.     

公益类青年自组织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的加快,青年自组织在我国大量涌现.其中的公益类青年自组织更是凭借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在实现公民参与、反映青年诉求、融洽社会关系、提供公益服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青年价值有积极的意义.为此,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了公益类青年自组织的产生原因、发展现状、运行特点以及当前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视域下协商型社会组织的构建

“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提出，使得如何构建协商型社会组织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各地区社会组织数量与政府信息公开状况的相关性分析表明，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与协商开展密切相关；对2014年“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评估专题数据”的分析发现，社会组织社会资本发育不足是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瓶颈。应以服务绩效增强社会组织的网络覆盖，以外部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内部规范的民主化，以制度创新推动社会组织公信力的提升，培育社会组织适合于协商民主的社会资本，推进协商型社会组织的建设，进而促进社会组织协商的全面开展。     

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几个概念和发展前景

近20年来,非政府组织为我国社会各界共同关注。非政府组织概念由于没有对应的社会结构,不适合用以描述我国社会组织。中国在独特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党组织与社会一体化结构,1949年之后,以改革开放为界的两个阶段社会组织的变迁以及目前的两种类型社会组织并存的情况都证明:非政府组织在中国不容易有很大发展。     

社会权力与司法权关系研究——以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为模板

社会权力因其专业化和灵活性,能满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殊需要而进入该程序,并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由于两者的性质不同,在两种权力的博弈与互动中,为避免产生抵牾乃至破坏,实现社会权力与司法权的良性循环,我们首先要统一社会权力与司法权的行使理念,其次要从参与机制、救济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方面规范社会权力参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乡村社会的组织建构——江西省南昌县小蓝乡的个案研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社会改革运动中,中共通过动员民众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财产,对组织内的群众开展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式,摧毁了传统乡村的权力体系,瓦解了传统乡村的社会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领导下的以贫雇农积极分子为主体的新社会组织在乡村逐步建立起来.农民协会、青年团、妇代会、民兵等这些新的社会组织通过请示汇报、会议制度和自身整顿,树立了在乡村社会中的威信,并进而塑造了党的权威形象.组织的楚构,空前地扩大了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开启了基层民众日常生活组织化、政治化的进程,党和国家由此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中美社会组织发展实践的差异考量

中、美社会组织生长于不同的文化土壤、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之中,从而彰显出不同的实践取向,即文化基因的分殊——儒家文化与宗教文化,运作逻辑的差别——政府主导与社会选择,监管模式的迥异——法团主义与多元主义。积极探寻中、美社会组织发展的实践殊异,不仅可以为我们全面认知中、美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参照,而且为我们揭开中、美社会组织发展的现实奥秘提供解读锁钥。     

组织资本与组织信任:基于杭州市的实证研究

文章实证分析了组织资本与组织信任的状况以及两者的关系。在现阶段,尽管不同形式的组织资本和不同类别的组织信任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上可以说,组织资本与组织信任较为缺乏;组织资本的建立有助于增强组织信任,而个人特征对于组织信任不产生普遍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了建立组织资本的对策。     

社会调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调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治理机制。社会调节作为一股独立的治理力量，为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社会调节中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功能，能够综合发挥社会调节的优势。我们应从全面理解顶层设计，明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边界，重点支持矛盾化解社会组织，推动居民自治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社会调节的作用。     

以社会治理为导向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当社会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具备承担主体的实力和能力,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治理是我国党和政府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而主动选择的改革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社会治理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与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应以社会治理改革思路为导向,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独立性建设,确保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推进政社分开,谋求社会组织发展的主体空间;通过加强社会自治,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     

地区人口结构与社会组织发展——基于社会需求理论的研究

基于社会需求理论视角,提出地区人口结构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若干研究假设,通过对中国31个省份2002—2010年的经验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地区人口结构主要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而对社会团体的发展影响则不显著;2)具体而言,一个地区的人口性别比、平均家庭规模和非农户籍人口比例对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密度具有显著影响,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则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密度都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如果选取地区人口结构作为测量指标,社会需求理论比较适合解释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而对互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则缺乏解释力。     

组织中社会资本形成的内因分析

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培育有利于组织绩效的提高,并能推动组织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一观点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那么,影响组织中可利用社会资本形成与培育的内在因素有哪些?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一问题。     

社会组织协商及其构建路径

社会组织是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等基本特征的组织。社会组织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组织协商不同于政党、政府、企业、公民个人之间的协商，不同于政治协商和经济协商，是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协商民主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社会组织协商必须遵循还权于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开、法治、循序渐进的原则。社会组织协商的建设必须基于中国国情，要转换研究视角，实现宏大目标到个案的转变、价值层面向问题层面的转变、理论层面向经验层面的转变。要去政治化思维，还社会组织及其协商的本性。要构建多样化的社会协商组织形式，加强法治建设，对社会组织统一立法。     

论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兼论“社会复合主体”

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是国家与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健康有序地培育社会组织,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环节。本文从对社会转型中不稳定因素形成的深层原因分析入手,结合杭州市政府培育"社会复合组织"的探索,就社会组织的社会稳定功能进行探讨,对培育和发展健康有效的社会组织及其运行逻辑提出了一些看法。     

社会组织:解决民生问题的中坚力量

社会组织是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维护者,与政府、企业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组织支柱。在解决民生问题中我国的社会组织在聚集社会资源、满足民众多层次需求、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存在着体制性障碍,面临自身功能缺陷的困境,需要支撑体系和管理模式创新,在服务民生中发展壮大。     

社会自律组织研究

社团革命被称为 2 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 ,本文对社会自律组织进行了相关研究 ,揭示了社会自律组织复兴的宏观背景与历史路径 ,指出社会自律组织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影响着政府与国家 ,推动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并对社会自律组织的作用与局限及其对法学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