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是课题组2006-2007年在江苏六县/市开展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本调查从多个角度测量收集了有关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的信息,初步探讨了生育的政策、意愿、计划、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理想子女数、现有子女数、生育打算和政策允许的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差距。育龄妇女对子女作用和子女价值的认识已经变化,精神需求是生育的重要理由。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已不是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才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     

新疆维吾尔族生育状况与生育观念的发展演变

通过实地调查,对新疆维吾尔族就目前的生育状况及生育观念进行研究,通过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晚婚、晚育观念逐步形成;传统的＂多子多福、后继有人＂的生育观念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重男轻女＂＂传宗接代＂传统的生育观念依然存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地方经济、文化导致对男性孩子的偏好。     

适度生育的伦理问题

适度生育的理念带来生育行为上的重大变革。生育控制在有效控制人口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伦理争议。适度生育，要坚持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为了明确生育主体的生育责任，必须外在控制与内在引导相结合。     

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

生殖崇拜是传统生育文化的源头。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 ,生殖崇拜文化逐步向传统生育文化发展 ,进入封建社会之后 ,便逐步形成了系统的传统生育文化。传统生育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早婚早育、高出生、重生男、轻生女的“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厚重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对传统生育文化应当批判的继承 ,不应一概否定。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型大体经历了两大阶段 ,一是转型的萌动期 ,这个时期从中国近代开始到 1949年新中国建立 ;二是转型的进行期 ,这个时期从 1949年至今。转型过程中存在着矛盾和问题 ,这些矛盾和问题有观念生育文化层面的 ,有科技生育文化层面的 ,也有处延生育文化层面的 ,对诸多不同程度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应切实加以解决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农民生育偏好与行为:社会解构模型——对当今部分农民生育偏好及行为逆变的一个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农民的生育偏好取决于传统的生育文化,经济效用、功能需求、生育文化、生育需求理论能够从不同的侧面解释农民"多生、早生、生男"的偏好及其行为,但是无法解释当今农民"适度生育、生男生女一样、打死也不多生"的偏好及其选择.社会解构模型则能够较好地解释当今农民的生育偏好和行为,经济解构、文化解构、需求解构从反方向侵蚀、消解农民的传统生育文化,从反方向影响、冲击农民的传统生育偏好和行为.     

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升高影响及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

出生性别比从正常到失衡与现行控制生育子女数量的生育政策是同步的,在时空、群体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生育政策强化了生育个体行为者的性别选择意愿,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具有省区差异、城乡差异以及孩次差异。以生育政策率为1.5-2.0区间值作为拐点,出生性别比或者高于其正常值域、或者逐渐趋于其正常值域。     

生育补偿的伦理审视

妇女是人口再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她既是实现人类"自身生命的生产"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他人生命的生产"的重要力量.对妇女在人口生育中所作出的努力和奉献给予应有的价值评价和社会补偿,这是生育伦理学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伦理问题.     

生育保险受益者待遇及其优化策略

生育保险法是生育补偿社会化的需要。生育保险受益者待遇主要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从全国范围来看,生育保险受益者待遇落实效果不是很理想,且呈现出地区不平衡,受益者待遇在生育保险法实施过程中被人为降低。从地区范围来看,生育保险待遇水平和生育保险受益率偏低。提升生育保险受益者待遇,应该提高受益者待遇享受标准,改进受益者待遇支付方式,扩大生育保险基金筹资渠道,控制和节约生育基金开支。     

生育权利、生育方式与法律保护刍议

生育随着社会、科学发展,成为了专属于合法夫妻双方共同平等享有的身份权利,并随附相应的义务.为了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兴旺发达,应该慎重对待新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严格限制人工授精在生育上的应用,并禁止将克隆技术应用于生育.     

妇女、家庭与生育

在临近20世纪末的时候,人们发现家庭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一幅之多散漫的状态,那么在这些变化中,妇女在家庭与生育问题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多少变化,我们希望通过国内外的一些数字来说明问题。因为这些数字的背后折射地是一个心理观念、价值取向的现实问题。数字告诉我们妇女、家庭与生育问题也是一个事关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大问题。     

论“生育少数群体”

“生育少数群体”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生育少数群体的诞生是与辅助生殖技术（ART）密切相关的。自1978年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便催生了这一群体的产生,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进步使这一群体逐步发展壮大。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分析,这一群体的产生最初主要是基于对不孕症的治疗所引发的,之后拓展到其他人群,形成了其结构的多样性;同时,这一群体的地位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     

婚外生育的伦理透视

婚外生育是通过现代生育技术手段实现的“非自然”、“反传统”的生育方式 ,是婚内夫妇生育权的不完全实现或一方生育权的单方实现和单方不完全实现。对待婚外生育必须坚持有利原则、适度原则、不能伤害婚外生育的孩子的原则。     

客家妇女生育信仰初探

生育信仰是民间信仰的一种,起源于原始社会民众对生命现象的崇拜。它包括孕体崇拜、女性崇拜、图腾崇拜、男性崇拜、生育神崇拜,还包括求育巫术、禁忌等。本文结合笔者在客家地区所作的田野调查与前人的文献资料,对客家妇女的生育信仰作一探讨。     

浅谈生育政策调整与性别比问题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社会各界和许多专家提出不少真知灼见。针对用“调整生育政策来解决性别比问题”的观点 ,作者提出了不同见解。从安徽省性别比现状分析入手 ,提出了“减少数量的生育观念超前 ,‘偏好男性’的生育观念转变滞后 ,是导致性别比偏高的主观因素”的主要观点。剖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对性别比的影响。提出了制定人口政策应坚持以人为本 ,加大物质奖励和政策推动的激励机制 ,着眼于营造崇尚女性的社会氛围 ,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最终实现政府愿望和群众意愿相统一、可持续发展需要和人类生育的自然需求相一致、人与社会及自然协调和谐的小康社会。     

观念传承与生育阵痛:民国乡土妇女生育探微

民国乡土妇女生育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具有明显早婚、早育、多育的特征.从有关统计资料和口述史的记述来看,民国乡土妇女的生育条件简陋,缺乏安全保障,生育致死率高,妇女生育状况普遍被漠视,生育意愿也无法被满足.妇女糟糕的生育状况与民国乡土社会农民普遍赤贫化有关,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性别观念.正是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观念以及基于此的社会性别分工,使生育成了妇女单方面的事,进而导致妇女的生育和生育的妇女完全被忽视.     

生育自决权研究

生育自决权是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所规定的公民有生育的权利。目前,有关生育自决权的研究虽然较多,但仍有待深入发掘。从性质来看,它是人权。从主体来看,它为已婚者所享有,未婚者无论性别、年龄均不能享有。从内容来看,它包括三项权能,即自由地、负责地决定子女的数量、间隔、时机,但依法受到限制。平等主体侵权的表现形式主要表现为:妨害夫妻各方内心真意的形成、妨害对真意的表达。人民法院目前可以类推适用《侵权责任法》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该权利有必要也有可能设计成民事权利,具体的立法设想为: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夫妻各自享有依法自由地决定他们的子女的数量、间隔、时机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     

婚姻教育匹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低生育问题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强化其在婚姻匹配中的优势地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建立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模型,构建以收入赋权的婚姻教育匹配指数,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对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婚姻教育匹配指数增加,即妻子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于丈夫,会显著降低女性生育意愿、减少生育行为,并扩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程度。婚姻教育匹配对低收入、夫妻双方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及农村家庭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并且女性在婚姻教育匹配中的优势增加会显著降低男孩偏好。进一步发现,婚姻教育匹配会通过改变女性生活满意度与性别角色转换度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围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树立新时代婚姻家庭观念等方面制定政策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论社会生育成本及其补偿

生育成本包括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生育的社会成本的产生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 其一是人口已超过福利适度人口的规模；其二是存在着生育成本社会化的转移或传递机制。 当个人的生育行为产生了社会成本时，那么这部分成本就应该由行为者个人承担。因此， 在存在着个人生育成本社会化的社会中应该建立相应的补偿机制。建议在我国建立规范的 社会生育成本补偿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