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理想与“法律神话”的悖论——兼论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传统法治思想都认为,法律是理性的,能保证正义的实现。然而20世纪以后产生的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和后现代法学却认为,法律的理性只是一种神话,法律是非理性的。正确认识西方法治思想发展中对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同态度,对我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折衷"与"回归"——"新写实小说"批评中的现实主义话语处境

新写实小说成为一个文学史事件的同时,有关“新写实”的文学批评也成了一个颇受争议的理论命题。在现实主义批评内部形成了两派:“折衷派”与“回归派”。“折衷派”认为,新写实出现在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双重低迷的情况下,它是在对两者超越和改造后形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和倾向。“回归派”认为,新写实小说是对现代主义文学围攻的突破,是传统现实主义在新历史阶段的回归。“折衷派”和“回归派”的理论阐释都体现了在现代主义话语冲击下,现实主义话语的自我救赎。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辩证法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充满辩证思维的理论体系,诸多论述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经典范例。其中,“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论,立基于政治与法治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三者在逻辑上的不可分割性、在功能上的有机协同性、在结构上的复杂统一性;“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论,立基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深刻揭示了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主要矛盾,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主要方面;“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论,立基于道德与法律的内在逻辑,深刻揭示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理论逻辑、“法律之中有道德、道德之中有法律”的规范逻辑、“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的实践逻辑;“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论,立基于政治共同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内在关系,抓住了“统筹兼顾”这个唯物辩证法的总方法,深刻展示了两点论、重点论、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思维。     

弗兰克法律现实主义观述论

弗兰克作为美国法律现实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以其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独特的研究方法批判了“基本的法律神话”,提出了以不确定性为核心、以规则怀疑论和事实怀疑论为实体、法官个性决定判决为结论的法律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他的理论观点因失之偏激而备受挑战,但其关注司法现实的研究视角、心理分析与社会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学研究乃至法治实践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重评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方法

重评新感觉派小说的创作方法王振亮一、新感觉派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新感觉派曾经有自己独立的文艺刊物《新文艺》、《无轨列车》，但却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更可怜的是，它甚至很少发表自己的理论见解。因此，他们对当时国内盛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如何理解，对自己的创...     

试析法学家与法律转型的关系--以沈家本个人角色与晚清法律变革为例

正如美国社会法学派法学家庞德(R.Pound)所指出:“没有法学家,便没有法。”①在法律的常态发展中,法学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到了法律转型的关键时期,法学家的作用则更为重要。20世纪初,沈家本主持的晚清法律改革以及由此而生的法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可以印证法学家在法律转型中的重大影响,及法学家的作为与社会文化文明度、政治环境容忍的关系。沈家本会通中西的文化态度和执著坚韧的性格特征,对晚清法律转型的模式和程度产生了影响;沈家本刚柔相济、曲当合时的改革方法使他虽遭礼教派反对,却仍得以主持修律十年之久,并使一系列新型法律得以通过;清廷的修律决策为沈家本等人提供了政策的保护和抗争的依据;沈家本的偏颇与不足在法律修订过程中亦有所体现。     

依法治国与权力监督机制

“依法治国”作为写进宪法的治国方略，绝非仅仅停留在党和国家倡导的层面上，而是一个强制性法律规范。我们应以审慎、严谨的态度研究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跨世纪系统工程，深刻把握‘“法治”的内涵，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一、法治与“治民不治束”心态法治，是‘“法的统治”，是“依法统治”。这里存在一个主客体问题，即“谁用法统治什么”的问题，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就必须搞清这个简单而深刻的命题。由于我国二千余年封建统治史的深厚积淀而形成的潜在惯性思维，提及“统治”对象，首先使人容易联想到早已成为国家主人的人…     

中国古代“法治”辨析

“法律”与“法治”都属于古今沿袭而含义有别、中外通用却理解不一、容易引起误解的概念。“法治”概念本身逐渐具备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但是作为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部分,其深层仍然保留着古代“法治”概念的若干成分。因此,有必要认真地将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加以区分,而欲真正把握“法治”概念的古今区别与联系,首先应该正本清源,对中国古代的“法治”作法律文化的考察。     

依法治国:具体操作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界定依法治国的实质就在于界定法治。关于法治的理论界定,早在亚里斯多德时代便已出现。亚里斯多德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他还明确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这里法治涵义突出了“良法”及“良法的被服从”两个要素。到近代的洛克、戴雪、卢梭、盂德斯鸠,则进一步对法治的涵义及法治的实行等问题作了深刻的阐析。洛克把自由与权力的有机平衡视为法治的标志,他还十分强调法律的执行和遵守,“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属下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的制裁的。”戴雪则把排除专断、法律至上,各个阶级、阶层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宣布为法治的基本原则。孟德斯鸠为保障和实现法治,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     

德治与法治结合并举的学理依据和现实根据

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都是单方面的、不完整的治国方略。法律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 ,但二者又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对制约人们的行为来说 ,道德是内在的“自律” ,法律是外在的“他律” ;道德治“本” ,法律治“标” ;道德“教人为善” ,法律“禁人为恶”。法治和德治各有其局限性 ,法治必须以德治为思想基础 ,德治必须以法治为现实保证 ,二者相互结合、相互补充 ,共同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顺康时期李朝与清朝关系探析

清朝建立全国政权后, 虽积极改善与李朝的关系, 但李朝仍心系大明, 眷恋明朝, 对刚刚建立的清朝表面虽予承认, 背地里却大搞以光复明朝为己任的北伐活动, 并企图与清朝国内的反清势力联手实现“反清复明”计划。伴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稳固以及清朝致力于改善与李朝的关系, 李朝逐渐转变了对清朝的敌视态度, 两国关系逐步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中西璧合:民国政治学家的民治诉求

晚清以降,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帝制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政治体系轰然倒塌,中国政治思想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民治成了晚清民国时期精英的普遍意识形态,希望以此实现富国强兵。就民国政治学家而言,其民治诉求主要来源于下列因素:第一,晚清民初民主政治理论的历史记忆;第二,欧美自由主义政治学的域外教育背景;第三,中国非反体制的连续性国家进化的理性判断。民国政治学家的民治诉求反映了中国与西方在政治与思想上的文明璧合。但是,中国政权的风雨飘,却使他们不得不仰赖集权,从而对民治既爱又怨,形成一种矛盾心态。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诗教和政教之间的两难——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编选和格调诗学的文化意义

风雅诗学的复兴和变异,是清代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风雅诗学变异之原因,是道统、文统与政统之矛盾,而诗教与政教之矛盾在乾隆时期开始变得明显。乾隆时期的诗人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宣扬温柔敦厚之诗教,而将忠君爱国认为是儒家诗教之核心。沈德潜的＂雅正＂审美理想,既为对朝廷所倡导的审美风尚之响应,亦为风雅诗教之主动回归。但沈德潜又想超越政治而谈诗,其诗学中潜在的矛盾,在《国朝诗别裁集》编选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乾隆帝的不满。沈德潜的晚年和身后遭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统、道统与政统之纠葛。     

晚清底层社会老人自杀及其生存状态分析

中国传统社会讲求善终,希望有一个好的人生终点;老有所终,也是儒家所提倡的理想境界。然而,在晚清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部分底层社会的老人,选择了自杀。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刑部档案为主要史料,用历史学和社会学方法对晚清底层社会老人的自杀现象进行梳理,可以分析出自杀的原因及类型,并藉此呈现其生存状态。     

心学与清代精英文化的凋落

从学术理路上看,清代的国学较多地具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性”,而王阳明的心学则更多地带有个人的主观意志倾向,所以心学在清代学者的心目中地位不高。从时代环境来看,清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压制和利用,也是导致心学凋落的主要原因。然而尽管如此,王阳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自主需要仍然隐藏在像戴震这样的正统学术大师的内心深处。与此相反,清代学术讲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却未能表达个人道德意志的需要,这不能不说是人文学术的一种衰落。     

晚清社会的清流派简

晚清时期，列强一再侵华，迫使清廷签订屈辱的条约，引起朝野公愤。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流派认为向西方学习是离经叛道，必亡国灭种，主张以恶教仇洋之民众消灭洋人，洋人寡不敌众，我国以逸待劳，必可战而胜之，报仇雪恨。     

清代宋诗选本与江南文化

清代宋诗选本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编选、校勘者多为江南人，辑撰、刊刻、流播地也多在江南，这不仅与江南丰裕的经济条件有关，还与其尚文好诗的诗性文化极为密切。江南宏富的私家藏书为清人编撰宋诗选本提供了有力的文献支撑。     

论明末清初晋中遗民诗人傅山的山水诗

傅山是明末清初晋中遗民诗人的翘楚,与同时代的志士一样,经历了抗争、奋斗,乃至退隐的心灵蜕变。他是战士,亦为节士,他以画人的独特视界和审美情趣,把身经心历的南北山水尽收笔底,遂形成瘦劲质实,极富穿透力的山水诗章。通过其迥异独绝的山水诗篇,我们可窥见北地文章大师云停岳峙的胸襟与气度。     

“华夷之辨”思想在金源社会淡化的阶段性

金源女真立国之始,便伴随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华夷＂之节思想的影响。金朝统治者面对严守＂华夷之辨＂观念的汉族文士,历经几代女真帝王的努力,最终使得汉族儒士在对待女真统治的态度上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金初的势不两立到金中期的矛盾动摇,直至走向金末完全淡化消失这样一个阶段性的曲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