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价值反思中的西方合法性理论

西方合法性理论发展到现代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研究范式的分庭抗礼,也已持续了数个世纪。无论是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对“统治绩效”与“行政效力”的关注,还是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对“价值规范支撑”与“统治权利论证”的重视,西方的政治思想家们都面对了一个无法轻易克服的理论困境,即“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的规范主义回归已经成为该理论今后发展的基本趋势,但如果理论家们还是带着西式眼镜看待这个世界、观察合法性问题,那么,他们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所谓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了,而是西方文明的危机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权执政的绩效、社会意识、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及三者的良性互动是政权长期执政的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新的考验,党维护执政地位必须巩固经济基础、拓展政治基础,夯实文化基础.     

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的审视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其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统治绩效、民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理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历史变化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当前，如何加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继续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显得非常必要。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权执政的绩效、社会意识、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及三者的良性互动是政权长期执政的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新的考验,党维护执政地位必须巩固经济基础、拓展政治基础,夯实文化基础。     

政治合法性的特性论析

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统治的正当性、合理性,它标志着民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程度。政治合法性是政治体系稳定、持续、有效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探究政治合法性的特性和内在机理可以为谋求合法性的努力提供方向和依据。     

论当代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巩固与增强

合法性建设是一个政权政治统治存续的核心问题,巩固与增强政治合法性基础则成为政治统治秩序建设的重点.当前巩固与增强政治合法性的方式有很多,其中经济增长和社会与政治权利建设是主要途径.当代中国以经济增长维持合法性基础,但已出现诸多问题,所以通过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建设增强合法性基础已经成为重要的方式.     

论党的执政能力与政治合法性的关系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政治系统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特别是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不断增强政治合法性,谋求执政的长久和平稳,成为现代各国执政党首要的追求目标。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是要通过执政能力的提高,达到执政绩效的改进,进而谋取执政的最大合法性。     

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证明方式的重大转变

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政治统治的认可与支持,它涉及到政治统治能否持久的问题,因此,各国政府和学者都十分注重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与证明.合法性基础的构建与证明可以从纵横两个向度来进行.从纵的看,在传统社会,统治的合法性证明可以通过神启、血缘、宗教、世袭来进行,而在现代社会,民主则是合法性的唯一源泉.当然在社会过渡时期,也可以使用民主的临时替代物:经济绩效、意识形态培养、环境强调、承诺的诱感、个人魅力等来加强合法性.从横向看,合法性基础应建立在合利益性、合道德性、合法律性这三者之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上升为执政党并成功在中国大陆执政达55年,这说明党的合法性基础是牢固的.不过,这个基础是逐步得以加强的,它有赖于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及其理论为中共提供了合理的合法性证明方式,从而在合利益性证明、合道德性证明、合法律性证明、民主化证明、个人魅力证明、环境强调等方面促进了中共合法性证明方式的重大的转化.     

政治信任:合法性与合规范性

马克斯·韦伯提出三种合法性统治,这三种合法性统治都建立起了稳定性的统治与被统治之间的信任关系。韦伯提出的法理型统治说明了现代权威的信任关系的特点,哈贝马斯则认为政治信任或政治权威仅有合法性是远远不够的,合法性的深层本质在于其政治运作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而要得到规范有效性的支持,则必须使得政治起着保护普遍大众利益的作用。     

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建设

现代社会的政治统治都建基于一定的合法性信仰 ,意识形态活动是统治系统增进合法性信仰的重要手段。然而 ,现代社会面临着合法性的全面危机 ,意识形态甚至被判定为已经“终结”。本文认为 ,意识形态并未终结 ,克服合法性危机端赖于建构先进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 ,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