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报道观念的变革与建构——基于国际传播能力的考察

作为对外宣传的有机组成,对外报道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体现.从现代传播体系构建国际传播能力的高度和要求出发,中国对外报道需要进行观念的变革与建构,即从传者中心论的对外宣传走向内外有别的对外传播,最终达致基于国际传播新秩序与体现传播技术进步方向的全球传播.     

理论、历史与传播：国家形象传播视域下“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当下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呼唤新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出现,从而可以跳出单方主宰或文明对立的窠臼,呈现更多的可能性,并逐步发展出一个共生、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国治理体系思想结晶的“中国之治”,成为传播中国形象和发出中国声音的内生动力与重要支点。在传播形态上,“中国之治”与政治传播、战略传播等紧密联系,对“中国之治”的解读与阐述不仅有助于深入思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也可为中华文明、国家形象研究开辟新的学术领地。具体来说,从国家形象传播角度观照“中国之治”生成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传播逻辑,不仅有助于推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通达“共生”“共商”“共建”“共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有助于推动“中和”的中国国家形象与气质的建构与传播。     

国际传播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选择——技术演进趋势下的范式转变和对策研究

技术驱动是全球媒体生态和传播格局变革的突出特点。当前全球信息传播主要由传统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社交传播和智能传播四大机制交汇而成。不同机制此消彼长,相互博弈和联动,构成了全球传播格局进程的主旋律。从美国的绝对领导,历经社交传播机制的冲击,美国依然占据全球超级平台的中心地位,到5G时代所开启的智能媒体新浪潮,以数据和算法驱动的智能传播,呈现出颠覆西方中心固有格局的潜能。在历史性的机遇面前,我们应秉承顺应趋势,互联网优先,创新驱动,自下而上的战略原则,在多重传播机制叠加的、复杂的数字传播背景下,转变思维,制定富有前瞻性的战略与对策,提升中国话语权,积极参与全球传播的博弈,实现对现有"西强东弱"传播格局的颠覆,走出西方中心,推动全球走向一个均衡、公平、公正的传播新格局。     

新时期“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边界规限及其意义

21世纪以来,以"政治"为主轴搅动着整个世界进入高度不确定性的格局中,"传播"无法以比较自觉的认知和比较稳定的形态发挥作用。其中在"国际传播"主导下,"全球传播"成为一种理论误区,迫切需要重新反思和学术澄明。深究"传播"的本质,"社会性"和"政治性"才是其原始基因。因而,当"民族国家"成为遍布全球的人类政治建制以来,"传播"便被各种政治形态的国家所规制、所统摄,在传播活动中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形态就是"国际传播"。在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全球传播"理念和理论,主张"去国界"、"去政治"、"以地球村为边界重建全球传播秩序",只是充满着乌托邦式的幻想,会误导国际传播不能正面应对来源于不同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乃至不同政治文明的国家之间信息沟通和交流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面对"国际传播"已然主导人类传播的现实,所谓"全球传播"的理念和理论也该休矣。     

论全球化背景下汉英双语播音的价值

随着全球化、全球传播的兴盛,随着中国广播电视节目的多样化发展,一种新的语言传播形态--双语播音逐渐常态化.汉英双语播音是当前大众传播领域最为普遍的双语播音形态.它是一个承载着语言传播、信息传播与文化传播使命,具有全球传播话语力量的价值系统.     

从软实力到“暖实力”:中国国际传播理念创新的话语、维度与愿景

国际传播理论与生俱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烙印在当前全球传播生态变迁和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逐渐式微。由于缺少共情话语与观念生产的能力,加之“中国威胁”话语建构日趋复杂,我国国际传播策略与效果层面的短板尚未克服。“暖实力”的提出,有利于探寻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和符号体系的方法,打造既本土化又彰显中国善意的共通话语、符号和叙事范式,亦是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建构中国标识性话语的新探索。全球信息传播所遭遇的传播折扣因素、“暖实力”的价值升维要素、“暖实力”编码/解码、中国形象建构以及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宏观技术路线,构成了中国“暖实力”的国际传播框架。以战略传播理念构筑“暖实力”国际传播内核,以新技术赋能“暖实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以中国善意聚合“暖实力”国际传播内在动力,以“对话人格”形塑“暖实力”国际传播行动框架,有望成为中国“暖实力”国际传播的可行路径。     

对孔子学院中国文化传播战略的反思

当前孔子学院在连续四年的规模扩张之后,开始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以传播中国文化为主旨的孔子学院能否通过日常汉语教学较好地实现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作者从四个方面反思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传播战略:首先,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明确孔子学院到底要传播中国的什么文化;其次,分析当前国际文化格局和文化传播过程可能遭遇的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各国语言文化传播战略;再次,厘清如何传播,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进行文化传播;最后,密切跟踪孔子学院的对外文化传播效果,展开科学的效果评估.     

“土味文化”传播研究——基于讲好乡村中国故事的视角

作为一种原生的网络亚文化,“土味文化”出现于2016年。目前,关于土味文化的学术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土味文化的传播路径体现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大致经历了“圈内传播”“出圈传播”“全民传播”“全球传播”四个阶段。土味文化是互联网发展催生的乡村传播狂欢,属于城乡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体现了社会转型期大众审美趣味从“审丑”到“归真”的变迁。土味文化承载着对中国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的赞美,让中国乡村更多地被看见,并提升了中国农民的文化自信。土味文化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叙事模式与话语的创新实践。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向世界讲好乡村中国故事的传播实践中,需要从留住土味、营销土味、提升土味、融合土味、拓展土味五个方面着力,积极挖掘、培育和传播土味文化。     

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全球圈粉”亦可成文化战略

"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将上升为新一轮国家传播战略大势,中国网络文艺特别是网络文学海外传播或将成为国家对外传播战略新亮点。通过分析从2016-2017年度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热"的原因,并追溯其近二十年海外传播的热点与现象、事实与成就、形势与趋势,判断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全球圈粉,亦可成为中国全球文化战略的主角。中国网络文学评论评价体系目前严重滞后、匮乏和缺席,对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调查研究迫在眉睫。以此为基础方能构建中国网络文学评论评价体系,为中国网络文学海外传播,实施国家对外传播战略,打造国家文化自信,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艺高峰时代贡献力量。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中国文化传播

美国华裔文学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华裔作家作为传播主体,以自身和华裔文学为传播媒介,以华裔文学作品为载体,把中国文化从物质层面到社会层面再到精神层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与传播。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他们继承了中华文明的传播思想,客观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劣,希望达到全球和谐一体的传播效果。     

论电视的传播理念及其发展变化

从宏观的角度总结了中国电视传播理念的现状,分析了中国电视传播理念多年的发展变化,并对电视传播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以及思维模式等进行了论述,充分肯定了电视传播在我国媒介的强劲发展势头。     

新媒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传播开始进入"E-science"时代。当前不断涌现出的新媒体不仅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颠覆了大众媒体传统的传播模式和内容生产方式,而且给人类传播活动及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影响,也给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渠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借助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通过现代新媒体技术下传播体系的立体构建,将进一步彰显新媒体实践的民族品格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传播的中国特色。     

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分析及中国气候传播应对策略

当前的全球气候治理变局呈现出领导力过渡和模式转型的"双过渡"特点。在这个特殊阶段,加强气候传播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短期来看,可以给中国保持战略定力留出空间,坚定国际社会和国内各界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保证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的过渡交接;中期来看,有助于完成全球治理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模式转型的平稳过渡;长期来看,可以帮助中国将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经验应用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中。与三个层面的重要性相对应,中国气候传播可以设计应对策略,为稳定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履行《巴黎协定》、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     

大庆精神传播的价值、遵循及保障研究

大庆精神根源于大庆石油会战伟大实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抓住新时代有利时机,广泛传播大庆精神.为此,就要明确传播的价值所在、清楚传播的基本遵循和需要提供的保障.     

论晚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的传播理念和方法

利玛窦在晚明成功地把西方文化传播于中土.这主要归功于他切实可行的传播理念和方法.穿儒服、研究中国文化经典和熟悉风土人情是他顺利进入中土的第一步,走上层路线、与广大儒士为友、传播科学知识是他传播成功的关键.     

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历史、理论与战略

作为全球最大代际群体的Z世代，正通过日常传播实践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进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需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国际传播研究。全球Z世代既体现出“数字原住民”的共性，又存在区域国别差异，折射了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研究发现，在历史层面，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可以追溯到社会学中的世代研究和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研究；在理论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技术等的相关理论为Z世代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战略层面，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战略传播设计，构建面向全球Z世代的多元行动者网络，打造面向全球Z世代的对外话语体系，通过面向Z世代的精准化国际传播，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研究——对5国16所孔子学院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美国、日本、俄罗斯、泰国、黎巴嫩5个国家16所孔子学院的调查发现:当前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效果；但不同层次的中国文化传播效果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文化在不同文化圈层,尤其是儒家文化圈层和非儒家文化圈层中的传播效果有很大不同；国与国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提出,针对非儒家文化国家,要让中国的物质文化先走出去,行为文化、精神文化可暂时缓行.     

中国传统文化与国际恐怖主义传播的治理模式创新

现代恐怖主义的媒介化生存使得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离不开对恐怖主义传播的治理。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和美国的霸权主义立场是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恐怖主义传播治理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义利观、王霸观、和同观三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迥异于西方的治理价值和治理理念,从治理话语、治理机制、治理战略等方面入手建构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将有助于改善对国际恐怖主义传播的治理。     

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机制与创新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深入,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也迎来了新机遇。地方文化"走出去"的单向研究模式有待突破,而"全球本土化"的双向视角有助于探讨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现状和发展。地方文化为建构全球多元文化体系做出了贡献,地方文化的国际传播也为自身带来一次再地方化式的创新发展。在地方文化的传播实践中,逐渐形成以官办机构、社会组织、公众群体为依托的几种主要传播模式。要通过杂合的传播内容、多样化的传播主体以及多模态的传播形式等途径,进一步提升地方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性。     

中国与世界的精彩对话:传播与社会转型

在传播与社会转型的议题上,中外存在诸多差异.文章以国际传播学会会议论文为切人点,集中论述了健康传播与环境问题,政治、社会变革与全球传播,特殊群体与新媒体使用,新媒体与受众及效果研究,国际媒体、政治传播与国家形象,危机公关与品牌传播,文化产业、媒介政策与社会变革,区域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等前沿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