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社会中的虚拟社区的权威达成

我们即将或正在经验着一个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中网民们基于电子空间而形成某种特定的生活或活动区域即虚拟社区.虚拟社区不同于经验社区.虚拟社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它仅仅属于文化社区,其主体或网民具有虚拟性、主题或生活领域的强烈共享性、表达方式的随意性、沟通或行为结果的非责任性以及精神世界的完全赤裸性等等特征.由此,虚拟社区的权威也和传统社会或经验社会的权威有着根本不同的特征,即互为主体性、沟通性和解放性等.     

网络利他行为:概念、特性与功能分析

新时代中国正处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网络强国建设时期,网民的网络利他行为是建设社会新型文明和稳定网络空间秩序的重要保障.当前,网络利他行为的研究存在范畴狭窄、内容滞后等现实问题,网络利他行为作为一种网络社会空间系统中具备道德属性的实践活动,应重视其内涵在社会信息化背景下不断发生的新变化.围绕网络利他行为的基本概念,分析其生成的技术性、主体的交互性、内容的融合性、过程的超越性和效果的不确定性等主要特性,挖掘其在生成、固化、发展过程中的基本功能,有利于唤醒网民的行为自觉,从而实现以网民良性行为秩序带动网络社会新型文明发展的价值愿景.     

网络政治参与视角下的政治稳定研究

当前,网络以其传播速度的快捷性、传递内容的庞杂性以及参与的便捷性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网络参与所蕴含的强大聚合功能为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在网络上集聚、组织和动员提供了便利,因而网络政治参与带来的网络风险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政治发展过程中政治主体需要控制适度的社会动员,逐步推进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治理网络风险需要从单一国家政府层面走向国家与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合作共治,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     

网络民意的困境与出路

政府对待网络民意存在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网络民意能够成为规范政府行为、实现良好治理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又担心网络民意失序,不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这一矛盾心态源于网络民意的双重属性:它既有真实性、草根性的优势,又有非理性、偏颇性的不足.通过对形成网络民意困境的原因的理论解读和现实分析可知,为了使网络民意有序化发展,政府应当从培养理性网民、拓展民意表达渠道、强化信息公开、柔化网络民意的引导等四个方面进行制度建设.在此基础上,政府应当适当放松对网络言论的规制,严守网络言论规制的限度,以维持网民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保障公民独立人格的发展.     

论虚拟社区中的“在线和谐”

虚拟社区作为网络空间中的社群组织和网民共同体,其社会行为充满了复杂性和混沌性因素.为了寻求虚实世界的"在线和谐"的理想社会秩序状态,就必须利用一切积极的传播手段,不断地调整网络行为目标和引导网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从而改变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和互动关系.促进"在线和谐"是使虚拟社区实践朝着良性运行方面转向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使虚拟现实性真正得以在赛博空间中实现,以及使网络技术工具对现代生活体系的塑形作用得以彻底发挥的必然选择.     

网络社会中的公共性难题

在我国,随着网民规模的日益增大,网络舆论撬动现实力量的发挥,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网络化时代社会成员开展公共生活的主要领域.然而,这一塑成于互联网虚拟空间的公共领域,及其与塑成于现实空间的传统公共领域的复杂交织,也同时带来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公共性难题,如网络缺位群体的集体失声、网络公共议题的“差序格局”、网络公共性的实现困境等.进一步而言,这三个难题分别展现出了网络主体的非公众性、网络议题的非公共性以及网络公共性的实现障碍.     

基于在线数据的网络调查研究方法

在线数据分析法是依赖于网络技术,对网民网络行为的海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一种调查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基于网站流量监测系统及浏览跟踪系统自动获得的网民行为数据,对网民的网络行为进行统计分析,更容易掌握网民的真实想法甚至是无意识的行为.按获取数据位置的不同,可以将在线数据分析法分为网站流量监测法、网民行为跟踪法及搜索引擎关键词统计法三种主要方法.网站流量监测法利用网站流量监测系统对来访网民的行为进行全面的记录和统计;网民行为跟踪法利用客户端插件对网民样本进行记录分析,以推断整体网民的网络行为;搜索引擎则对巨量网民的搜索行为进行记录和统计,为人们了解网民行为提供客观数据.     

网络戏谑文化冲击下的政府治理模式转向

不同于严肃的主流文化,流行于普通网民中的网络文化带有戏谑色彩。戏谑性的网络语言是网民大众表现当代中国"文化复调"的独特方式。隐藏的电子文本和娱乐化的语言蕴含了温和的变革目标;默会的戏谑符号隐晦指向了国家权力和道德标准两条索引线。网络戏谑文化表现出了强有力的现实影响力,为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网络时代,政府应当直面网络戏谑文化表现的文化复调和网络新精神,重新定位自身的治理角色,实现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互动型"角色重构,形成网民大众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实现政府与社会全体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共治。     

移动互联时代突发群体性事件动员结构及治理路径

移动互联时代群体性事件的网络动员频频出现,网络成为公众表达意见的平台。一方面涉事的草根阶层寻求公平正义,唤起事外公众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带有泄愤滋事的网民掀起网络聚集行动。基于不同目的群体利用社交媒体实现动员,造成事件在更大范围的影响。分析群体性事件中动员的形式、结构组成以及运行轨迹等,有助于管理者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先期处置,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两面性及网络秩序的合理构建——兼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启示

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迥异于西方国家的两面性特征,即一方面为广大网民提供了自由言说的平台,通过公共舆论监督政府等公共权力机关的运作;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为网络暴力等侵权行为及不实或过激言论的滋长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参照,我们可以勘定造成中国网络公共领域之两面性的根源:它的积极向面源于公众、高效沟通媒介与公共舆论的基本形成;而消极向面则源于理性反思、深度交流和批判性建言的相对缺乏。要处理好这种两面性,建构国家、社会和个人间良性互动的网络公共领域,应做到:进一步完善作为网络公共领域培育基础的经济政治生态环境;切实加强政府对公共舆论的引导和管理;不断提高公众素质,树立积极理性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建立健全政府和网民的长效沟通机制,彰显网络公共领域批判功能的建设性维度。     

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解析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一定数量的网民为了特定目的围绕热点问题,在网络公共领域大规模汇聚意见进而影响现实生活的群体性事件。在历史沿革上,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之一,具有规模性、冲突性、集群性、制度外行动、人民内部矛盾等特征;在要素构成上,具有鲜明的网络属性:发生空间在网络公共领域、主体是网民、客体是适合网络传播的热点事件、形式是意见的网络汇聚。     

动员型自主:韩国新村运动的运作过程与核心机制

新村运动在推动韩国农村的现代化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对于后发国家的农村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的研究揭示了韩国新村运动是在国家与社会协同推进下的成功,但研究并没有呈现出国家与社会两股力量的阶段性变迁图景,这种泛化的研究也就难以呈现新村运动成功的核心机制所在。为此,本文提出在新村运动以推动社区发展的目标下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统合,在政府的动员参与和社区居民的自主参与的互动中重新厘定新村运动的阶段性,提出"动员型自主"的概念。即在社会自主能力较弱但发展的需求潜力较大的情况下,国家凭借自身的组织优势能够发挥出强有力的动员能力,但这种动员是以一种诱致性的方式,以培育社会的自主性成长为方向。当社会的自主性扩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国家以主动退出的形式来让社会发展回归社会自主的轨道。动员型自主既是对韩国新村运动运作过程的提炼分析,同时也能够对后发国家的农村发展方式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现代集体行为中的新结构要素——网络助燃理论探讨

本文从大量群体性事件的经验资料中提炼出网络助燃理论:一方面,网络及其人际传播对集体行为的发生起到组织动员和情绪感染的内部助燃作用,即将集体行为发生的条件和资源不断集聚,这是内聚动员过程;另一方面,网络人际传播形成强大的网络舆论,为集体行为寻找合理化依据与舆论支持,即外扩动员过程,它影响媒体报道和政府对集体行为的处理.互联网作为信息的载体和舆论的平台在现代大规模的集体行为的发育和扩散中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结构性条件.     

中国警务外交与海外利益保护

作为一种国家行为,警务外交是指各国警察公安机关、其他政府机构或代表机构以及国家领导人就涉外警务相关事宜而开展的双边或多边活动,是国家外交职能在警务领域的延伸.作为兼具国际司法、执法与外交三重性的独特外交形式,警务外交具有硬性功效、协调本质、责任延伸与现时保护四个特征.虽然起步较晚,中国警务外交已经在组织制度、条约协定、职业外交与技术合作四个层面构筑起了海外利益保护的新的长城,正在成为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的重要有效手段.     

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情感逻辑及其治理

社会结构紧张催生以负面为主的社会情感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直接导致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和爆发。换言之,抗争主体的情感动员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情感的社会行动者,抗争主体通过"悲情叙事""身份展示""戏谑表达"等情感动员策略,吸引了广大网民的关注和参与,促成了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迅速生成,但它在生成过程中却产生了"网络空间中的情感暴力""网络抗争诉求的煽情主义"和"网络民粹主义情感"等情感后果。为有效应对和处置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生成所带来的情感后果,加快建设社会结构正义、努力构建合理的"情感规约"以及培育正向情感类型等是值得尝试的情感治理理路。     

国际合作中的背叛与惩罚——基于制裁成本的考量

国家间合作能够达成,需要利益的交集、制度建构以及策略有效性等因素;合作的实现还依赖制裁背叛者所必需的确定的预期和打击能力.因此,探讨合作中集体制裁困境的机理,并给出解决此困境的出路,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国家间能够通过良性互动产生“强互惠性”,并由此线性衍生出利于对行为体作出制裁选择的另外两个变量:声誉感和信任.这三者对于降低国家间制裁成本十分重要.实际上,某些看似与国家利益相悖的合作行为之所以能够反复出现,主要是因为隐藏在国家理性背后的社会属性成为了最关键的激励因素.     

网络社区心理场探析

网络社区心理场是一个隐匿的、动态的时空系统,网络社区的虚拟性使网民的行为呈现出异化状态。正是网民之间的互动建构了网络社区的行为模式与行为规范,建构了网络社区的心理场。     

理解国际气候制度变迁:超越制度主义的视角

多边合作机制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政治框架.因而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理解与制度设计日益迫切,是把握全球环境政治的关键.制度主义者假设国家在全球环境事务合作中是理性的,却并未充分探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气候制度变迁与设计中的角色,特别是跨国行为体.事实上国内、国际层次上的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而且多国公司、商业与产业协会、跨国网络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国际制度谈判与变迁.制度主义的国家中心论者往往忽视更为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正是这些力量限制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环境.     

网络舆情的内涵及主要特点

网络舆情是舆情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媒体或网民借助互联网,对某一焦点问题、社会公共事务等所表现出的有一定影响力、带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也可以说,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在互联网上的一种特殊反映,是干部群众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趋势以及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在网上的集中反映。网络舆情具有直接性、突发性、丰富性、互动性、偏差性等主要特点。加强网络舆情汇集和分析,正确引导网上舆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舆情信息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