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民间音乐在高校传承的趋势——以花儿为例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族民间音乐无意识的自然传承方式随着生存环境的根本改变已难以为继。在新的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如何传承和发展民族民间音乐也应从转换传承方式做起,要把无意识的自然传承方式转换为有意识的传承方式。高校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具有明确的传承意识及实施过程中的普遍性和持续性,其完备的系统则是文化传承的有效保证。将高校传承作为民族民间音乐的主要传承方式,不仅是民族民间音乐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而且也是国家文化发展的趋势。     

文化生态视野下布依族古歌的传承

布依族古歌传承面临民俗基础消解、传承空间被压缩、生活方式变迁、传承人逐渐消失等诸多困境,在现存文化生态背景下,布依族地区应当从实际出发,通过加强古歌鉴别工作、营造良好传承环境、架构传承空间、出台传承政策、培养传承人才等方面探寻古歌传承路径.     

我国传统音乐传承制度刍议

我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制度亟须改进。传承项目方面,不宜按照行政区划及其级别来区分等级。传统音乐的传承项目的界定和分类应能正确把握文化空间,其中民歌的分类尤应着眼于民间歌曲本体的曲调音乐形态。传承主体方面,建议由传承人认定的单轨制走向认定与申报有机结合的双轨制,并且力求做到全面、准确地认定自然人形态的传承主体,扩大对团体形态传承主体的认定,统一安排传承主体的经费保障,建构传承主体的考核体系及责任体系。传承理念方面,应作政策性宣示,贯彻整体性与原真性原则,正视传统音乐的活态性质,在传承中发展。传承方式方面,应通过国内立法安排,对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传承方式予以确认和规范,并强制性推行数据库传承方式。     

村落文化传承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以皖北W村为例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村落文化不断遭受破坏,出现村落文化传承主体的缺失、传承载体的破坏、传承内容和形式缺乏创新以及传承教育体系不健全等困境.通过深入剖析皖北W村村落文化传承出现的困境,试图从村落文化传承的主体、载体、教育以及内容和形式等方面出发,为村落文化的传承提供若干对策.     

论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利用

民俗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是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在民俗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传承人包括广泛的社会群体,民俗物质层面的传承和利用必须把握适当的度,而民俗精神则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核心。怎样在利用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民俗文化在产业化过程中必须保持民俗的核心要素。而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部门、教育文化界、社区群众等齐心合力,才能把民俗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落到实处。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传承有关问题的探讨

在全球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对于我国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传统的自然传承模式遇到了巨大挑战,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逐渐消亡的威胁,所以产业化传承模式被逐步运用到文化传承过程。本文从文化演变和传承出发,在分析现有传承模式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     

湖湘竹编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

湖湘竹编文化历史悠久。竹编工艺的传承方式有家族传承、师徒传承、企业培训传承、学校培养传承等;竹编工艺的创新体现在创新主题、器物造型、功能需要、编织技艺等方面。探讨湖湘竹编文化及其传承与创新,对弘扬湖湘竹编文化,推进现代湖湘竹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素及模式创新研究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传承机理、保护原理和发展规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可在传承主体、传承客体、传承载体、传承权益和传承受众体等五个保护要素方面进行创新,并据此构建区域覆盖型、组织孕育型、民间成长型、开放增值型和融合重生型等五种非文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论文化传承的教育性

首先通过概念辨析对文化传承的教育性进行了理性探讨,之后从文化传承与教育的关系深入揭示了文化传承的教育性,最后就如何实现文化传承的教育性进行了理性思考。     

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

"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是近年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理论界对此也展开了众多研究和讨论。但综观当前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联性强调和关注的还不够。要实现文化自觉就离不开文化传承,同样文化的传承也离不开文化的自觉。当然,无论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传承,最终都离不开文化创新,但文化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却是文化自觉与文化传承。     

对口述传统的纵横思考

“口述”和“传统”以及“口述传统”一直都存在着诸多争议。从“传统”的建构来看,社会记忆使“传统”通过“现在”而被呈现。从史学角度来看,“口述”与“历史”的携手不仅打破了历史陈述的垄断,赋予历史平民化、大众化的基本特色,而且也促使一些历史学家的史观发生转变。     

现代性、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现代和传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人文资源。没有传统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但重视和利用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的超越和扬弃,而避免对之简单的继承或抛弃,这是塑造现代化中国特色的重要内容。     

传统与现代：对立统一中推进中国前行

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一直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伴随的一组命题，因而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之一。通过阐述传统的涵义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是在传统的起点上，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达到对立中的统一。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传统需要给予极大的关注，善待民族传统，实现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和谐转换。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文化个性

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较为重视与强调“本土传统” ;其重视与强调的“本土的文学传统”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为了构建“本土的文学传统” ,其策略之一 ,即凸现“语言非本土性”的恶果、推进“语言本土性”的进程。     

“为艺术”的文学观及其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传统是可分为隐传统和显传统两个部分的,隐传统主要是指民族文化价值取向心理无法改变,并一直在非自觉中制约着我们和我们的文学及文学观念的变化和发展,而显传统是可以被直接感知和认识的。“五四”后的中国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中所反的传统只是显传统,而在深层上是受着隐传统的制约并导致了“为艺术”的文学观在现代中国的非适应性消亡。     

阿伦特眼中的马克思——思想史语境中的重读与误释

从政治哲学传统出发,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颠覆了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以哲学的政治实现取代了形而上的思辨。马克思哲学中对劳动的历史观意义的论证、对暴力的颂扬和对自由的强调,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主题。出于对古希腊公共政治的推崇,阿伦特认为马克思虽然颠覆了柏拉图以来的传统,但又处于这一传统之中,并没有真正地回到前柏拉图的思想与政治世界。     

共同体与道德——试析麦金太尔对共同体伦理传统的追求

本尼迪克特创立的本笃会使得希腊罗马文化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伦理传统在罗马帝国末期的社会混乱中得以保留和延续,这让麦金太尔看到了重建道德共同体以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可能与希望.麦金太尔认为,若想摆脱现代西方道德领域存在的混乱与无序状态,只能放弃自由个人主义,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传统.从本尼迪克特那里,麦金太尔看到了危机状况下保留和延续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希望,但对于在当今时代回复亚里士多德传统之可能性这一问题,麦金太尔并非持乐观态度;麦金太尔深知自由主义传统在西方社会之根深蒂固,也深知其理论实现之艰难.但麦金太尔从社群主义角度出发对自由主义的修正和批判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汉语风格学传统

继承传统与创新开拓，是学科创立和繁荣发展的基本规律。汉语风格学传统具有丰富的内容，最重要的是：人自身的内部因素是风格的内棱，意与辞统一是风格的主导原测，表现风格是风格的根本范畴。这是古今相通的最重要的优秀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

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学传统,已经渗透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发展的规范性力量。而当前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价值。必须重视对这个新传统的研究。新传统的形成过程可看作一个阐释变体链,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史家、批评家对新传统不断地遴选、过滤与塑造,这些阐释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制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等人和《大系》的工作,是在对旧传统的反对中建构新传统;40年代的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在新传统的清理方面,更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借对新文学的评价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史观,而这些理论和观念又被逐步筛选和流传下来,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的想象与评价。这几个重要段落清晰地呈现出现代文学的认识历程及其对新传统积淀生成的影响。     

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

中国文学史存在一条抒情传统,从古至今已得到较充分的阐论,且为海内外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但中国文学史也存在着一条与之相对应的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叙事传统,而且这两条传统乃是共生互补、相扶相益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论证得也不充分.这对全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史的面貌、特征和本质,无疑非常不利.因此亟需建立文学史研究的叙事视角,并以此为贯穿线重审全部中国文学史.一种研究视角的建立必有其客观实在的条件,决非随心所欲所能奏功;而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一旦建立,却能够反哺研究工作,使之打开新局面.试以叙事视角和叙事贯穿线观察中国文学史,就不但会收到扩大文学史资料库和研究范围之效,而且会对古老的中国文学本身获得许多新认识,从而使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前进一步.当然,对于文学史贯穿线,应该从多种视角去思考和作出概括,多种视角可以并存共荣,叙事视角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