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年辩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在上世纪50和80年代两度展开过热烈地讨论.根据<自序>和<报任安书>这些司马迁亲笔资料,再辅以<史记>、<汉书>之实"据",通过考证司马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的年龄,报书任安的时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司马迁的生年是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之一证

司马迁的生年问题,历来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不过正如郑鹤声先生指出的那样,有些是“没有什么根据随便说的,只有根据张守(竹卩)或司马贞两说推算而得的,较为可靠。” 张守(竹卩)的说法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下,《正义》曰:“按迁年四十二岁。” 司马贞之说见同书“迁为太史令”下,《索隐》引《博物志》曰:“太史令茂陵是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 两说正好相差十年,如《正义》是对的,则《索隐》误三十八为二十八:如《索隐》是对的,则《正义》误三十二为四十二。都只是一个数目字之差,出现差错的可能性相等,又无其它可靠的材料以资依据。因此在共同都认为“只有两说较为可靠”的前提下,又有从张、从司马氏之争。王同维、     

诗人许浑生卒年新说及晚唐两许浑考辨

诗人许浑的生卒年有生于贞元四年卒于咸通二年或稍后的新说。但这种新说的根据尚需认真考辨。张祜诗中的"五十我无闻"句中之"我"乃自指,"五十"非指许浑的年龄,不能以此推出许浑的生年;而顾陶的《唐诗类选后序》作于大中十年而非约咸通三年前后,故不能以此文撰于咸通三年前后论断许浑、杜牧等人的卒年;考订《新唐书.宣宗纪》,认为其中刘皋被杀于大中十二年三月的时间记载有误,故不能据此而论定许浑卒于大中十二年三月之后;《吴越备史》中的侍御史、卫尉卿许浑,并非诗人许浑;晚唐有两许浑,不能将侍御史许浑的事迹作为考证诗人许浑卒年的考证依据。     

杨慎《异鱼图赞》的文体学意义

《异鱼图赞》为杨慎考订博物之名著。图赞作为一种文体,在内容上上承万震《南州异物志》、沈怀远《南越志》的博物,义兼美恶,寓道于器,对明代鄙陋学风展开批评;而体制效郭璞、张骏之赞体。上承《尔雅》,因图而立赞、"前赞后题","赞"为精整的四言韵文,在"题"中多引典籍加以解释说明,而内容上突出异鱼之独特性,写作中"或述其成制,或演以新文",语言质朴、雅驯,文风古隽,在文体上是对郭璞《山海经图赞》、《尔雅图赞》,张骏《山海经图赞》的进一步发展。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噫”“嘻”本是山越语——黟、歙地名渊源初探

徽州(今黄山市)黟县和歙县的建立，可以说是与中国郡县制的产生同步的。史志界据司马迁《史记&#183;秦本纪六》，把这个日子定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关于县名的由来，新编《黟县志》和《歙县志》，都是沿用旧志的说法。     

邓世昌生年小考

<正> 最近出版的《广东省概况》第22页,断定邓世昌先于1855年.山东威海刘公岛北洋水师纪念馆,注明邓世昌十二岁考入福建船政学堂.这与前说基本相符,因邓世昌入学堂时间为1867年,推其生年即是1855年.上述两说,可能来自《番禺县续志》(以下简称《续志》)有关邓世昌的记载,因为《续志》记载邓世昌牺牲时“年四十”,中国过去习惯以虚岁来计算年龄.若1894年邓世昌为40岁.推其生年则为1855年.     

《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与司马迁之死考辨

<正> 《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问题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没有司马迁的卒年重要。清代和当代的学者把这两个问题的考证联系起来,以考证《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做为司马迁卒年考证的重要依据,来解决这个千古疑案。因此,《报任安书》的写作年代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可是迄今仍无确论。笔者想对这个问题谈点看法。     

论“发愤说”发生发展的历史

从“诗言志”到“发愤以抒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其中《周礼》中的“六诗”和《诗大序》中的“六义”是两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屈原“发愤以抒情”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司马迁从理论及实践两个层面丰富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思想,司马迁以后,继续运用“发愤说”考察中国文学实绩的是刘勰。延续司马迁、刘勰等人的余绪,屈原“发愤说”的文艺思想受到后世的普遍关注。真正拓展“发愤以抒情”内涵的是韩愈和欧阳修。在遵循屈原的思想路线时,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与“文穷益工”的理论主张,欧阳修提出了“诗先穷而后工”的理论主张。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新解

中国古代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作《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迹,成一家之言."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历代学者见仁见智,各说不一,至今仍无定论,实在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一家之言",显然与思想有关,历史上最早批评司马迁思想的是东汉班固,指摘司马迁"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因此,一些研究司马迁和《史记》的后学者,效法其后都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属于儒家还是道家的,或哪一家思想占主导地位.具有代表性的有下列几说: 一、道家思想影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