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女性散文的“权力话语”

文学作品作为话语存在,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必为一定的历史文化构成的生存情境所制约。故而新历史主义批评总是强调文学创作对历史事实的"背景情况"的反映,特别注视着构成文学的真正形式和内容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冲突,尽管这种内在的冲突性常常被文学话语的独创性所遮掩。深受马克思与福柯影响的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莱特,着力拈出"权力"这一术语,他描述道："为了表现人--表现'自我'--而对一种具体的权力形式的后果获得一种具体的理解,这种权力既集中在法院、教会、殖民地政府和…     

政治“平反”史料与作家身份的再确认

中国当代文学体制的政治化与文学生产者的组织化使文学长期处于"一体化"的状态。在制度化的权力场阈下,文学史料的存在方式也被工具化了,史料的身份、价值、运用以及产生的过程,都在权力的刻意引导下归向政治。本文以1979年后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作家的"平反"为例,从政治"平反"史料的甄别与作家身份的重新确认这一角度契入,析辨政治如何成为当代作家及其学科随影的宿命,由此延伸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在被长期政治异化、失去自我之后能否重建的问题。     

“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模式探析

"十七年文学时期",由于片面夸大人的阶级性,忽视了人的共性,爱情已经被权力异化,爱情只不过是"十七年文学"中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或建设主题盛宴的佐料和点缀,可有可无,主流意识形态以其强大的张力使得爱情的心声淹没在高亢狂热的政治话语之中,即使出现爱情的因子,也被披上了"政治"的外衣,主人公对爱情的选择与追求实际上象征着其政治理想的归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心灵的归属.     

应该把“自主权”同“主权”区分开来

权力只能在权力系统内运行。每一个独立的权力系统都有一个处在起始位置上的权力即主权,它产生和决定着其它权力,而不被其它权力所产生和决定。在权力系统外部,互相独立、平等的政治实体之间,只存在利权关系,不存在权力关系,因而主权的对外方面并不存在。所谓"主权的对外方面"实际上是自主权。主权属于权力,而自主权属于利权,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权力寻租:“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权力寻租是指利用某种垄断权力取得非生产性利润。亚当·斯密把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规律叫“看不见的手”,针对这种理论,有学者把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形容为“看不见的脚”。权力寻租实际是“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 一、我国当前权力寻租的主要表现 经济学认为,经济人是自私的,以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机关工作人员除了是政治人外。同时也是经济人。而且是拥有发租权的经济人。在我国目前特定     

古典时代的政治权力与文学:区隔的逻辑

本文讨论了古典时代中央集权权力合法入侵到文学领域中的运作规则。作者认为 ,政治权力通过在文化生产领域内部构建的三重区隔原则 ,将文学转变为表达自己的表意策略。文学构成了政治权力赖以发生的某种话语条件 ,因此 ,主流文学与政治权力乃是一种同谋关系     

试论“否定主义文学史观”

"否定主义文学史观"强调文学性对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的穿越,呼唤文学史家回归到独特性而不是规律性;以"经典关系结构"代替文学的"文化时间结构",最终建立一种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史。这使其成为一种很有学术潜力的文学史观。     

明代文学分期术语“盛明”辨义

明代文学文献(如选本、诗序等)使用了"盛明"这一明代文学术语。"盛明"既是明代文学分期术语,又是明代文学批评术语。作为明代文学批评术语,"盛明"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鸣盛"意识的产物,具有"政治盛明"的含义。同时,它亦具有"文学兴盛"的含义,标示了一段明代文学兴盛的时期。"盛明"作为明代文学分期术语,起于弘治初茶陵派兴起之后,而迄于万历中公安派兴起之前。从反映明代文学发展阶段性来看,"盛明"同"明代文学的中期"相比,用语更简明,表意更丰富。我们未尝不可将它与"初明"、"晚明"组合起来,用于研究和教学。     

文学的方向与倾向——左联时期鲁迅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

对"第三种人"的定义以及所包含的范围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清晰的界定。准确地说,"第三种人"定义的范围应是:(1)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2)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政党的领导之间。鲁迅与左翼坚定地立足于文学的政治、阶级立场不同,他和"自由人"、"第三种人"更倾向于认同政治、阶级是文学的一部分,而不是文学必与政治、阶级相关联。在必得选择文学的倾向和方向的年代,左联时期的鲁迅仍坚持把文学中的阶级等因素看作是一种带倾向性的因素,而不是政治、阶级立场问题。"自由人"、"第三种人"文艺观点的内在矛盾即在于其政治立场和文学立场的不一致产生的内在冲突,鲁迅同样也面临着此种矛盾。他们的文艺观的理论窘境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自由主义文艺观的对立、冲突,而是革命的优先性和文学本身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政治与文学分开的历史现实使中国现代很多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着思想的分裂,在这种分裂中,更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历史、文学自由的理解。     

学术与政治的缠绕——以《学衡》与《新青年》的对峙为例

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角度切入五四文学社团流派之争是重新评价五四文学传统的关键所在.据此,《新青年》诸君与"学衡派"的论争已不能简单地用现代与落后、激进与保守来概括,而应视为以学术为名在社会范围内展开的一次政治权力争夺.     

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

在"五四"时期的"新、旧剧"观念论争中,新剧倡导者对于"戏剧文学"的强调和倚重,是一个从书写符号拯救主体的过程:既是自身从文化场域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的实践策略,还是对抗西方的东方主义视觉结构的实践形式.但这种跨文化戏剧实践却悖谬地复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意欲对抗的权力运作逻辑.从这个角度重审"五四"时期的"戏剧文学",可以为我们反思西方文类进化观念的神话,以及既往戏剧史叙事结构的政治.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论域的“属下”概念及其价值

葛兰西的文化权力理论关注社会底层群体的从属状况,是一种旨在消解资产阶级政治以赢得底层群体文化认同和政治归顺的政治策略。在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中,"属下"是一个核心范畴。葛兰西以"属下"为核心范畴的文化权力理论揭示了文化意识形态中所暗藏的权力因素,其"属下"思想不仅从文化意识形态层面开启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文化状况的探究,也从文化政治角度揭示中心对边缘、强势对弱势的文化霸权策略。以"属下"概念为研究主线的身份认同、后殖民批评、文化霸权等后现代话语的核心问题构成了葛兰西文化权力理论基本框架。其带有明显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倾向的文化权力理论研究范式对当代学术研究的贡献与意义在此突显。     

试论“政治抒情诗”的历史渊源与当代表现

"政治抒情诗"作为一种诗歌形态,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和中国文人的济世情怀密切相关。作为一种显著的当代诗歌创作现象,又有着独特的表现,是当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艺术反映。可以说,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是一种必然,它们不可能分离,也无法分离。但是当诗歌创作过于追求社会效应、政治效应,远离心灵感应和精神震撼时,其艺术生命力就会受到影响,当代"政治抒情诗"创作就表现出了这样的遗憾。     

“两个口号”论争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上世纪30年代在"左联"内部发生的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表面看起来是两种话语的表述方式之争,实际上是两种政治策略之争,更是中共中央的两个权力中心之争,即以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中央"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中央"之争。即使到了"延安时期",党中央内部对于"两个口号"论争的评价,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形势下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而这时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理解和阐释与当初鲁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把鲁迅在"两个口号"论争中所坚持的"文学的独立性"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进而演化为"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这与当年"国防文学"论者的思想逻辑是暗合的。表面上,毛泽东是"国防文学"的批评者,但在思想逻辑上,毛泽东与以周扬为代表的"国防文学"论者有着惊人的一致。     

新世纪“改革文学”研究的理论反思

新世纪以来,在反思"现代性"视域中审视"改革文学"的"现代化"追求和"现代性"价值观念,成为"改革文学"研究的新取向。这一研究取向的出现,既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触动有关,也与"反思现代性""知识谱系学""话语/权力批判"等理论方法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有关。反思"改革"与"改革文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反思与评判应当建立在真正深入历史现场、客观认识改革历程的基础上。全面、准确地定位中国改革的历程,是有效评价"改革文学"的关键所在。     

“一带一路”战略: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的中国逻辑——基于“世界岛”和“边缘地带”理论的比较视野

"一带一路"是崛起的中国主动融入世界、惠及世界的国际战略。这一战略着眼于地区之间的联动发展和合作共赢,立足于各个国家之间的长远发展和现实关照,绝非落入大国地缘政治权力争夺的窠臼。与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相比,"一带一路"战略超越了传统的"霸权"思维和"权力决定利益"的地缘政治思维,具有普惠性、包容性和平等性。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剖析比较"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对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构建合乎中国逻辑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深刻的理论意蕴,而且对于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小议“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关于“政治权力”的一项基础性研究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政治权力,它既可以表现为既定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规定,也可以表现为一定政治主体在既定政治体制环境下的具体运作的动态过程.从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出发,从形式层面对政治权力作二元界分,即划分为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并作深入分析、探究,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二者的现实作用既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又有功能互补的一面.     

“日本文学特殊论”之我见

现代日本文学研究界普遍流行一种“日本文学特殊论”的观点 ,认为现代日本文学只注重描述美学意识或者所谓人类共同的情感而极少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等政治问题。然而 ,细考明治期政治小说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小说、无产阶级文学 ,尤其是 193 1年至 1945年“十五年间”的文学和“战后派”的文学 ,可知“日本文学特殊论”并不符合现代日本文学的史实。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