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与信访制度改革

"维稳困境"主要源于"信访悖论",化解"维稳困境"重在打破"信访悖论"。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马拉松"也要求加强政治和社会整合,信访制度不仅是形式上的"来信来访",也在实质上承担"信才访"的功能,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政治和社会整合功能。因此,信访制度事关改革、发展与稳定大局,信访制度改革可通过规范扩容的方式,在社会管理创新战略中发挥核心作用。     

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剖析

我国社会转型期非制度化信访问题突出,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信访制度面临着法律上和现实上的困境.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改革信访制度,为此,就要对非制度化信访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以便于矫正非制度化信访行为,实现信访的法治化.     

将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持续的"信访洪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信访制度的广泛关注.本文在考察转型期信访的基本特点和制度内在困境的基础上,从文化根源和现实性的视角分析了信访制度存在和改革的依据.总体设想是,根据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论纠纷解决视野下信访制度的现代转型

信访制度由民主参与方式向多元功能的演进,是适应社会转型的正当功能扩容,但是信访制度的实践却使其处于去留两难的尴尬境地.民众高涨的上访热情以及执政者对信访的强烈渲染使信访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信访不再是化解民怨的地方,反倒是民怨产生和国家权威削弱之处.在此情境下,信访制度变革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亦由此产生了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建构措施.笔者认为,单纯政治话语中的信访强化会消解国家权威,而信访回归民意上通下达之本意则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将信访制度纳入纠纷解决系统进行制度设计应是当前信访困境化解可选择之进路.     

非均衡发展中的"倒逼"效应与开源式治理——转型社会的信访制度实证研究

本文以宁波市为例,根据实际数据对转型社会中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与"信访"的功能演变及制度困境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主导的市场突进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促使民众"信访"行为动机转变、利益表达需求激增,形成所谓的"倒逼"效应的重要根源。因此,信访制度舒困的根本对策在于"开源式"治理,推动发展战略的转型、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变革以及社会的组织化进程。     

推进我国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思考

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参与、民意表达、权力监督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实施中遭遇涉法涉诉信访复杂化、非理性化等挑战。由于相关立法不完善,存在司法腐败现象及不科学、不合理的考核制度等,司法功能的有限性与信访功能的扩张性之间已呈现出博弈之势。"诉""访"分离是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前提,完善案件受理机制是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关键,依法及时终结案件是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有效途径。应当完善冤假错案追究机制、司法救助机制和对无理闹访者的责任追究机制,为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提供制度保障。     

信访制度变迁: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新

我国信访制度在近60年的历程中一直进行着调整和改革,这一制度变迁是社会经济发展、民主政治进步以及制度本身内在调整需要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信访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三个表现包括信访活动中"人治"现象、信访机构的"职能安排"以及对信访问题的"归口处理",为使信访制度更好地发挥功能,必须进行包括改革信访体制、强化信访机构的督办职能等在内的路径创新.     

中国传统行政理念的内蕴与现代启示

作为古代为官从政的道理,我国传统行政理念是古代行政主体对行政活动和行政价值的规律性认识。传统行政理念的主要内容包括"父母官"的行政意识、公勤廉的行政价值观和"内圣外王"的行政理想,体现出道德化、人格理想化和政治化的特点。实践与理念脱离是传统行政理念运行中的最大困境,角色界定不明晰、法律制度不健全和人情伦理难回避等是导致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转变行政角色意识、明确法律制度底线和坚定理想信念追求是传统行政理念为当前行政文化建设提供的重要启示和借鉴。     

庄子的“辩”、“无辩”与“不辩”

有学者认为,庄子反对辩论。这种说法有待商榷。庄子提出,众人之辩是没有"公是"之辩,这不是真正的辩论;有"公是"之辩由于是非历然分明,故"无辩"。由于知识和语言的有限性,故有"不辩"之处,辩论存在困境。辩论困境的解决之道在于"是不是,然不然"。庄子对辩论作出了细致的分析和界定,这与西方大哲柏拉图有相通之处。     

论信访制度的内在困境

2005年初通过的新《信访条例》,针对多年来信访制度设计和运行的诸多弊端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以期能够缓解当前信访工作中反映出的矛盾.但是,信访制度的困境并不是一个新条例就能解决的.通过分析改革初期信访制度的内在困境,提出解决机制,以期为信访制度的改善贡献绵薄之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是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结构性失衡又是"不平衡"的突出表现。解决"不平衡"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分析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并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问题为导向,以目标为指引,加强制度创新,提供有效制度供给,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效制度供给,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简政放权制度,以求平衡制度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供需结构;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实现供需动态平衡,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信访代理制的新制度经济学评析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转型现状反映在信访制度中产生了许多的矛盾现象与不平衡趋势,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对于学界关于信访制度的存废问题的讨论,应该以信访制度是否存在适应性为标准。通过对信访代理制这一信访制度的新改革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信访代理制度体现了体制平衡的一种自主维系,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府为了制度平衡的一种行为选择。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发现,信访代理制的推动与信访过程中存在的交易成本、有限理性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信访制度存在合理性,现行信访制度的改革是适应现阶段中国转型期的现实状况的。     

环境信访制度的完善——以环境公益纠纷信访为视角

信访作为我国现行的一项非常规权益救济方式,在现行法制不完善和国情条件下,仍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公益受损所引起的环境公益纠纷也将增加。我国尚未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公众的环境权益的救济经常处于困境之中。本文探讨信访制度在环境公益纠纷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环境公益纠纷解决为视角,分析现行信访制度的缺陷,并探讨完善的措施。     

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论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信访活动面临严峻态势的同时,信访制度亦遭遇着重重困境.在此情形下学界围绕信访制度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大致形成三大观点:“强化论”、“废除论”和“分离论”.对此三种观点的反思,有助于分析其各自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能为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化解打开另一个窗口.总括而言,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而传播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是一种必然.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规范信访程序而力避行政权力“越界”解决信访问题,约束政府权力与追求司法独立公正并举,建立普通民众利益表达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把握利用好此过程中两类事例产生的正负“效应”,均应纳入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范畴.     

论宪政视角下信访制度的功能

信访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一方面在救济公民权益和监督行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党和政府所倚重;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与法治相违背的,因此应该弱化或取消.信访制度的功能主要包括公民对行政的监督和政民沟通、公民权利救济两方面.信访制度本身并不与法治相抵触,信访泛滥的原因在于对其功能的认识错位,特别是对其救济功能的无限扩大和对其监督沟通职能的忽视.信访本身并不是超级的救济途径,应通过民主的整体推进、行政自制理念的培育、信访机构独立地位的构建等,使信访制度的功能回归到本位上来.     

信访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其所处的困境一直困扰着学界和实务界.信访是信访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具体制度的设置偏离了权利保障的轨道,模糊了信访行为的合法性,致使信访在实践中陷入困境.以权利保障为宗旨定位信访制度,是信访脱困的可能且可行的思路.     

论我国义务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

我国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实质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主要表现是义务教育经费在地区、城乡、校际间的配置不公。造成教育经费配置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是客观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诸多制度存在不完善之处。研究和建立教育政策运行的公平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的保障,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即要调整和完善倾斜配置政策、义务教育投资与管理体制、转移支付制度以及教育投资法律法规等。     

涉诉信访的困境与出路探析

涉诉信访的实质是与诉讼有关的申诉与控告,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程序正义救济实体正义的制度设计,与我国古代的直诉制度相似.涉诉信访的主要成因有行政矛盾的转移、司法和信访体制存在缺陷、诉讼程序制度不完善等.化解我国当前过度信访现象的出路在于将信访规范化、法制化和诉讼化,将涉诉信访纳入再审制度,加强正当法律程序制度建设,强化释明制度和判决书的说理性.     

当下信访困境及其出路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信访制度在了解民情、化解矛盾、公民监督和提供决策信息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信访问题也随之成为关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居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以大规模和诉求多样化为特点的信访高潮已经出现,信访制度也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研究。笔者从制度学视角对该制度进行分析,以获得对当下信访困境及其出路的新理解。     

信访脱困的可能思路——基于权利保障维度的讨论

学界和实务界一直致力于讨论和探索信访制度的改革.信访的困境缘于对信访人信访行为的权利内涵和边界在规范上尚未厘清,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的不足.在宪政的理念和框架内,信访应当以权利和权利保障为思路予以重新定位,最终信访也应该是一个在法的框架内予以解决的问题.由此,需要从观念和制度两方面对之重新审视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