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盛宴”与自由的“救赎”——启蒙的现代政治关怀

启蒙是在人类发展史诸多领域中展开的心智开启活动，在宗教领域反对教权主义和正统，争取宽容与理性；在政治领域，反对特权和专制，争取思想自由和权利的平等；在自然科学领域，反对神学非理性和权威主义，主张科学的理性和经验主义。启蒙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为思想界和学术界所承认，但同时也受到质疑和诘难。面对现代性问题和政治领域“自由”所呈现出的种种镜像，有必要对启蒙本身进行反思，让启蒙保持自身的超越意识和批判向度，对“祛魅”的世界进行再启蒙。     

在“批判启蒙”与“审美批判”之间——构建“全面的现代性”

“现代性”作为来自欧洲的观念,在历史上不断得到反思,主要存在两类反思的理路一类可称之为“泛审美现代性”,以波德莱尔为起点,中经齐美尔,直到福柯那里结束,他们面对现代性皆持一种“审美批判”的态度;另一类可称之为“批判启蒙现代性”,也就是在批判启蒙基础上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思想,它以韦伯为起点,直接穿越了从阿多诺到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两代哲学家。实际上,人们可以在这两种“反思现代性”之间“执两用中”,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面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全面性”,就体现在“以审美中和主体性”、“以审美中介纵向理性”、“以审美平衡文化分化”、“以审美规划社会尺度”,从而走向一种“主体间性的交往原则”、“横向理性—感性的图景”、“文化间性的对话主义”和“新感性—理性社会”的通途。     

启蒙道德与契约精神──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期伦理精神的重建

启蒙道德的核心是现代性道德建构，它构成了当今道德论争的焦点。本文从西方近代社会结构转型出发审视启蒙道德及其当代意义，认为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针对现代人类型和现代国家类型提出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启蒙道德论证的重点，“市民社会一现代国家”是启蒙道德进行道德论证的基本框架，“契约精神”是道德论证的“主题伦理言路”。本文提出应该从现代人类型的形成及其对现代国家道德合理性要求出发来评价启蒙道德的当代意义，这对于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及其现代道德的建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西现代化转型之文化启蒙差异探究

启蒙运动开启了现代性的序幕,并成为现代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内容。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来说,探讨中西现代化转型中文化启蒙的差异,无疑有利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中西文化启蒙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和现实基础都有所不同,传统文化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内在根源。     

什么是启蒙:康德与福柯

本文通过分析康德和福柯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和认识,试图揭示启蒙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下的遭遇、意义以及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启蒙的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启蒙不但塑造了现代性,也塑造了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都是启蒙精神的时代表征。现代性运用先验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批判,确立了启蒙批判的否定性意义;后现代性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突显启蒙批判的肯定性意义。启蒙是一项伟大而未竟的事业,现代性有终结启蒙的危险,后现代性继续着启蒙的事业。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启蒙的再启蒙,它推进了启蒙的进程。     

卢梭美学思想的现代性张力

卢梭既是启蒙现代性思想的开创者,又是肇始于浪漫主义时期的审美现代性思想的始祖,其美学思想具有双重现代性内容,是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共同的起点.他一方面站在启蒙的文化立场,用人颠覆了上帝,用科学颠覆了神学,表现出启蒙现代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站在后启蒙的文化立场,用感觉颠覆了理性,用审美颠覆了技术,开审美现代性先声.这对现代性矛盾构成卢梭美学思想的独特张力,并不断引发后人的阐释、争议、创新.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资本现代性的冲突与困境

启蒙现代性把追求人类的理性进步与人类的自由解放等同起来,为资本现代性奠定了合理合法化的"元叙事".然而,作为一种价值寄托的启蒙现代性方案在转变为经验现实的现代性过程中,却集中表现为韦伯视之为人类注定的命运的现代性冲突与困境.实际上,这种冲突只不过表明资本的升值与人的生存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要解决这一冲突与困境,只有终结资本现代性.     

形而上学地批判与重建——阿多诺现代性批判路径探析

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围绕启蒙与神话之间的内在纠缠，阐述了启蒙理性囿于自身的抽象同一性原则而最终堕落为工具理性的统治，他们对“启蒙辩证法”的这种独特见解则体现了他们始终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对现代性的批判路径；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进而致力于阐发其“否定辩证法”所要表达的主客体之间的非同一性，旨在作为对传统形而上学同一性原则的“瓦解的逻辑”，同时他还假借“星丛”这个非同一性的“他者”概念，隐喻其对人类的“和解”、“共生”理想存在状况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否定辩证法》就体现了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批判的基础上进一步地表达了他对现代性的重建，但这种重建就其本质而论仍在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开展的。阿多诺对现代性的形而上学批判和重建体现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特质。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启蒙缺位与当代使命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规定性,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生存样式。如果把现代性作为价值观念来考察,那么其具有启蒙定向。启蒙既体现在个体自我的觉醒,也体现在民族国家的确立。近代以降,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建构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境遇中,一方面,重申启蒙以促进个体自我的觉醒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培育市民社会和国人的公共精神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使命。     

现代性视域中的孙犁及其创作

现代性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结构。孙犁及其作品中透露出的对建立现代国家的向往和对工具理性的支持体现了鲜明的启蒙现代性特色,但同时他却对现代国家中的市场经济体系非常拒斥;孙犁及其作品对压抑人自由和幸福的不公正制度和待遇进行了批判,对受压迫和受损害对象的生存状态给予了深切关注和深刻同情,表现出了明显的审美现代性特征。这种体现国族、集体表征的启蒙现代性与表达个体、自我诉求的审美现代性的张力在孙犁为人处事及其创作中都有所表现,但又表现得不甚完满。     

福柯现代性视野下的启蒙观

启蒙是现代哲学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福柯从现代性的视野出发,通过对康德启蒙观的创造性解读来阐述自己的启蒙观,赋予启蒙以现代性的意义.本文试图从福柯对启蒙所作的本体论阐述以及启蒙与现代性的关系,来对福柯的启蒙观加以分析.     

启蒙回转与审美召唤——关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竞的事业,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但审美在中国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表现出启蒙与审美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定位从“经国新民“到“游戏的事业”,文学功用从“文以栽道”到“美术之文”,文学范围从“杂文学”到“纯文学”.“文学”界说的发展衍变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带有内在矛盾性的发生发展.     

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

本文着重探讨从中国戏剧本体生发出的现代性追求，认为只有将２０世纪中国戏剧视为一个从悠久的戏剧传统延伸而来的整体，其中的现代性才能得到充分揭示。从这个整体看，２０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表现为启蒙话语的楔入，更表现在以“新舞台”为代表的现代剧场运作方式的出现，以及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中“剧”的重要性超过了“曲”，戏剧社会地位迅速提高，戏剧家在创作与演出过程中不断开拓戏剧表现空间，表现出了更强的主体性等方面     

现代性话语与现代性批判

本文对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及现代性的产物现代主义等概念进行了梳理,对这几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的考查,以便廓清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     

席勒美育思想的现代性意义

席勒《审美教育书简》提出的美育思想具有超前性,现在看来,它的现代性意义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预示了现代性本身的分化倾向,并在范式或原型的意义上提供了一种批判模式,即以审美来拯救现代性进程带来的人性分裂问题,开拓出审美现代性精神对启蒙现代性力量的批判视界;另一方面它对我国当代教育有着重大的现代意义:美育代说教。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为中心

“启蒙”成为近代以降中国学界最具批判力的话语之一。它为人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以及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所具的内在张力，提供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框架与视野。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的建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映现了近代以降学人在认知与处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关系问题的心路历程。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启蒙论争——兼论在现代性困境中重提中国的启蒙问题

现当代西方思想界由康德启蒙哲学的价值分裂出发,从启蒙的理性根基、启蒙型塑的社会价值原则以及启蒙的道德规划诸方面清理启蒙之于现代性困境的责任,形成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启蒙论争的话语境遇。实际上,现当代西方思想界在批判启蒙理性的绝对霸权与价值分裂时,不仅无法针对康德,甚至还隐含了回到康德的逻辑诉求。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重提启蒙问题依然是必要的。     

启蒙与现代性的生成

现代性带来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深刻的社会转型,现代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生存样式,与依靠经验和自然的传统社会不同,它依靠的是理性,信靠的是人。现代性的生成与启蒙直接相关,是启蒙的精神品格成就了现代性的精神品格,并因此使得现代性堂而皇之地登上世俗的历史舞台。启蒙的精神品格可以简约表达为:启蒙是一种与过去告别的断裂意识,启蒙是一种朝向未来的进化意识。启蒙的这种精神品格对现代性的生成产生了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启蒙精神造就了现代性的气质、态度,即形成了现代性独特的精神内涵;第二,启蒙规定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外显形态,即现代性生活方式的特定历史——现实内涵源自启蒙精神。     

从现代性的基础看两种启蒙及其历史表现

作为现代性之基础——资本的世界历史确证——本身包含两个恰相反对的层面——交换价值与人的主体性生产活动,与之相应,启蒙也就呈现出两种态势——确证性启蒙与批判性启蒙。两种启蒙在西方和东方都有体现。中国的两种启蒙正是现代性内在矛盾的现实开展,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原因所在。从长远看,中国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