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

终极观是人的意义和价值观系统的核心,讨论中国人的终极观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儒家思想,分析儒家思想要从孔子开始。孔子因"德命"受挫而形成"时命"观,"时命"观挑战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这需要更为本源的终极观来应对。孔子在内外心理框架的互动中,反思体悟而形成"仁"的终极观。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向内修德凝道而"内圣",向外践行"仁政"而"外王",内外并重以获得充沛丰盈的生命意义感。无论后儒如何发展,儒家皆没有放弃"仁"的终极观,它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地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功用。     

孔子的生活体验、德福观及道德自律——从郭店简《穷达以时》及其相关文献来考察

作为新出土的儒家文献之一,《穷达以时》对人的美德与幸福关系的思考与传世文献留下的记忆具有多重关联,其中之一是,它是孔子和他的弟子在一种特殊境遇之下进行反思的产物。在这种反思中,《穷达以时》同其他相关文献一样没有再把德福、德命看成是一致的,而且它们对什么是穷达也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特别是把人对美德的追求变成了自足的事务。这表明,儒家的德福观在其内部就是复杂的,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衡量。     

两周时代“命”意识的特点及其对中国“悲”意识的影响

两周时代由孔子奠定的"正命"观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人文趣向,也直接构塑了中国"悲"意识的特殊表现形态,即由"冤"而生"怨",由"怨"而到"圆"。其中,"冤"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命"意识,"怨"体现的是中国人的"悲"意识,"圆"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和"意识。     

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语义解析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子夏在劝说司马牛时引用孔子的话。前人多从子夏和司马牛的对话中来解析这句话,得到的只是上下文中临时性的语境意义,因此难免会断章取义。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解释,需要将其置于孔子的天命体系之下。研究发现,孔子"天—命—人"思想体系具有三重性,且三者之间具有动态交互作用。正是在这动态的交互作用中,孔子完成了自己天命体系的构建。作为孔子天命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亦应作如是观。     

试论孔子的“勇”德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理解其“勇”德思想,可以清楚看到,他所说的“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与“仁”、“智”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就人的德性境界而言,孔子的“仁”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目标与追求,而是关乎自己本身、来源于自身本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勇”则是指源于人的道德本性的直觉任情和意志自由、自控。当“仁”展开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或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勇”则更为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同时,孔子也兼顾到社会价值目标对“勇”德的导向性,强调以“义”制“勇”的价值观。     

“中庸”与“中道”: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德性观的差异

孔子持"中庸是德性",而亚里士多德持"德性是中道"。孔子的"中庸"是德性的主词,其德性主要是伦理德性,有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和天人互动的"天命"观念;而亚氏所论的"中道"则是德性的谓词,其德性观包含着伦理德性和智性德性,侧重于分析的思维方式以及科学的理论思维,其智性德性最终与其宗教观念相通。他们思想的差异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德福一致”从天国到人间的复归——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合理性

康德认为,人类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是"至善",以德配享幸福的德福一致;由于德在自由王国,福在自然王国,二者之间存在不可通约的鸿沟,这种德福一致只能实现于彼岸、未来世界,不可能在此岸、现实世界中实现。正是现实社会中的德福分裂,即面对自然界人们只是追求满足物欲的幸福,导致了人类生态危机的发生。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应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做到有道德地开发利用自然界,以德配享幸福。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合理性是弥合康德制造的现实世界中德福分裂的鸿沟,实现德福一致。     

孔子"道"的形上学意义及精神价值

道在孔子境界的形上学中具有多重意蕴:它既是主观原则,又是超越原则;既是价值之源,又是信仰对象.它与孔子的天、人、性、命、德、仁等等哲学观念存在着既相互涵摄,又互不隶属的复杂关系."性与天道"虽说孔子不常言,"志于道"、"守死善道"却是孔子不懈的追求.在天为道、为命,在人为德、为性,通过"下学上迭"、"践仁合天"之功夫,实现人与天道流行浑然无隔的"无言"之境.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世间的智慧",说明他不了解孔子的"道"的真谛.在孔子,"道"具有形上学意义和超越的信仰意义.沿孔子的道、德、仁、天、人、性、命之意义,<中庸>、<易传>建立起原始儒家的天人性命之学.     

古代德行伦理与早期儒家伦理学的特点--兼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异同

前孔子的春秋时代的道德思想属于“德性的时代” ,德目表很多 ,德性体系是大家关注的对象。而孔子的思想则强调君子的整体人格 ,德性伦理只是孔子道德思想和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孔子伦理学虽然包含了承继传统而来的德行论面向 ,但其整个思想已经超越了德性伦理的形态。孔子与春秋以及前人最大的不同之处 ,是孔子特别突出“仁”这一德。对于孔子 ,“仁”不只是“德” ,而且也是“道” ,就是说 ,仁不仅是德性 ,而且是原则。由金律和忠恕一贯之道来看 ,孔子的伦理思想不能全部归结为“德性伦理”(virtueethics) ,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的“道”不是那些单方面的德性 ,而是社会道德生活的根本原则和定律。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周易》文本的性质

对《周易》文本性质的界定,学界常用一句很通用的话概括,即《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这句话对《周易》性质的界定似乎不全面,也似乎降低了《周易》的地位与价值。《周易》具有卜筮和德性之二重性已得到学界公认,孔子晚年易学观发生重大转变,原因是孔子发现了《周易》的"德义",但这其中的逻辑关系要分析清楚,即《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还是经孔子的德性解释之后才具备的。如果《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而不是经过孔子的解释才具备,是孔子晚年发现了《周易》其中的"古之遗言",那么称《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是不全面的,起码应该称《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或者称《周易》是穿着卜筮外衣的有决策之用的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     

从“罕言夷”看孔子的民族观——兼谈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

从对《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一章众多歧解的辨析可以发现,"子罕言利与命与夷"可以说是一种能"使古今人相悦而解"的解释。在春秋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盛行的"华夷之辨"观念持理性、自觉而谨慎的态度,很少歧视性地谈论"夷狄",体现出孔子顺应民族融合的社会运行大道、超越民族与文化畛域的民族观。正是孔子这种包容、一统的民族观,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孔子在民族问题上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对我们今天的民族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德福一致——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路径的必然选择

文章旨在从"德"与"福"相关联的角度探索社会转型期道德建设可行路径.之所以认为"德福一致"作为一种机制是道德建设的必然路径,是因为道德建设受人的本性所制约,人的本性是追求利益的.马克思就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和他们的利益有关.所以社会进程一再表明,什么时候德福一致,什么时候社会道德建设就发展良好,反之亦然.同时道德建设还受经济体制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利益问题更重视了,所以"德"、"福"是否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关系道德建设的成败.考察我国社会转型期严重道德失范现象,"德""福"背离是重要原因,创建支持"德福一致"的社会大环境成为当前道德建设的现实路径的必然选择,而保证公正社会制度规范的有效供给则是工作重点.     

《淮南子》德福思想探析

德福关系是道德哲学中的关键问题,《淮南子》秉持德福一致理想,面对现实中的德福矛盾,将"行德为福"、"有德即福"、"修德忘福"等不同层次、源流的理念相融合,建构化解矛盾的思想系统。在思想系统的指引下,主张将个人的虚静无为、和谐互爱的社会伦理关系的营造、国家法度的保障相结合,以合力推动德福和谐。这种有系统性、层次性、可行性的德福思想也启示现代人应坚定对道德的信心,重视道德行动,构建德福一致的实现系统。     

老子“道”为原点的“道-德”观刍议

老子《道德经》以得意忘言或者言难及意的理论表达方式向我们开启了一种由道及德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始终以通达于道为其终极的形而上学指向。德由之于道,但是德并非道德而涵摄道德。老子《道德经》所承载的实际上是以道为核心概念而以"道-德"为核心内容的哲学思想系统。     

儒家“敬畏”观之创生

以敬畏之心克制人性弱点,以道德智慧抑制"丛林法则"的极端发轫,是人类必须承担的伦理责任,亦是儒家敬畏观氤氲着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儒家敬畏观由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观开其端倪。儒家敬畏观之创生有其深厚的心理基础和道德根基:"万物有灵"的启示、"天人合德"的训戒、"允执厥中"的忠告、"系于苞桑"的忧患。儒家敬畏观为构建中国古代"天下有道"社会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对后世社会亦影响深远。     

德福一致的历史传承和现代解读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德福一致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相对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道德承载者范围不断拓展,制度的道德成为现代社会道德的基础,个体的道德要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类的道德成为现代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在现代社会里,福的社会依存度也不断增强,与制度之德和他人之德联系越来越大。第三,德福一致的保障机制从传统唯心的因果报应论转向于入世的、此岸的现实体系。道德的制度成为现代德福一致保障的基础,惩恶扬善的法律和社会机制是德福一致的推动力,人的精神需求发掘是德福一致的内在保障。     

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注脚——读《尼各马科伦理学》有感

《尼各马科伦理学》作为一部经典的伦理学著作,友爱观思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友爱观是亚里士多德根据城邦的实际情况阐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对构建和谐城邦有重要作用。本文从友爱与爱,友爱与善意,友爱与友善的关系阐述中,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友爱观,认为德性友爱观是基于共同的生活、共同的原因以及实际行动而形成,与有用、快乐的友爱观进行区分,同时得出一定的启示,试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进行注脚。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上)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     

“德”“法”互补:一个儒家—康德式的反思(下)

对于儒学而言,德与法同等重要,它体现在由孔子的德性说到孟子的仁政说再到荀子的隐含着法精神的"礼"制说的发展过程之中。我们应当以一种审慎的态度修正我们对于儒家哲学的某些成见与偏见,即,通过认同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经典思想所指向的一致性,来认识儒家德性与法律间的统一。通过批判——综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概念在各种语境及文脉中的蕴涵,哲学地反思西方道德、政治或法律学说以汲取某些概念和理论资源,探讨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对道德与政治理论关系问题思考的转变,将能够使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和新的思路理解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对于儒家德、法理论的发展,从而赋予现当代语境中德治与法治结合以新的涵义。